赵欣：“边缘人”研究的理论脉络、核心逻辑与研究展望

摘  要：“边缘人”研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成为富有争议的理论空间。自2020年以来，一系列关于“边缘人”的新现象，如“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再次抬升、美国亚裔群体遭受明显的种族歧视，催生了“边缘人”研究的许多新议题。本文首先厘清“边缘人”的理论起源与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对“边缘人”理论进行重新思考。通过检视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作为两种文化间“使者”的“边缘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边缘人”以及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五种典型的“边缘人”类型可以发现，中心与边缘是对立统一的共生关系，不仅反映了彼此间的二元对立，而且体现出彼此间互为主体的二元互动，形成对“边缘人”理论的修正重塑与多元书写。“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反应并非是被动和被建构的，而是主动和建构性的，是由客观和主观四个因素所构成的社会边缘性、文化边缘性和心理边缘性三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边缘人”问题需要将特定群体当中的特定“边缘人”纳入特定的边缘性情境当中进行探讨，才能揭示“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实际反应及其与主流群体间的动态关系。对于“边缘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寻求跨学科对话和多元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开拓“边缘人”理论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边缘人”；边缘性；主流文化；边缘文化；主流群体；边缘群体

一、问题的提出

“斯波克”（Spock）是《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的父亲是瓦肯人，母亲是人类，因此他是半瓦肯人、半人类血统的混血儿。犹太裔美国演员伦纳德·尼莫伊（Leonard Nimoy）在该系列电影中多次饰演“斯波克”角色。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的尼莫伊，父母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饰演“斯波克”时，尼莫伊为“斯波克”设计的瓦肯式敬礼从犹太赐福仪式中演变而来，“斯波克”所使用的瓦肯人祝福“多福多寿”源自犹太赞美诗。因与“斯波克”结下不解之缘，尼莫伊的两部自传《我不是斯波克》和《我是斯波克》受到广泛的关注。第一部自传呈现了他与“斯波克”这一人物之间的对话，第二部自传折射出他开始体悟到自己与“斯波克”存在共通之处，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斯波克”。

在影片中，“斯波克”与瓦肯人、人类两个不同的群体交往，却不能被这两个群体所完全接纳。“斯波克”经历着双重边缘性，他游离于瓦肯人的逻辑教育与人类的情感之间，经受瓦肯人对他的反人类歧视以及人类对瓦肯人的误解和误读，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促进瓦肯人和人类之间沟通的桥梁，消解瓦肯人和人类群体间差异的鸿沟。“斯波克”的心路历程是演员尼莫伊作为犹太裔美国人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他的两部自传是同为“边缘人”的“斯波克”与尼莫伊的精神对话和灵魂追问。

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生活在两个或多个主流群体夹缝当中的个体不在少数。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始于一次新的移民浪潮和人口迁徙。人口的流动往往导致个体（无论是否是混血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当中，由此产生了具有典型特征的人格和行为模式，这就是“边缘人”（marginal man）。“边缘人”不仅是种族和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也可能是纯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有人认为，边缘情境是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不过是各种亚文化的聚合体，我们每个人都从属于某一阶级、种族、宗教，或其他亚文化分类，且这些亚文化的边界很少有交集，所以我们都是边缘的。“边缘人”头脑中往往体现出双重意识，两种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目标和两种相互对抗的理想。在这些“边缘人”的头脑中，两个相互冲突的文化相遇且融合，映射出文明的进程，因此“边缘人”也是窥见人类文明进程的最为理想的资源。

“边缘人”问题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大批历史学、社会学、比较文学、政治学、跨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学者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边缘人”展开研究和讨论，使之成为富有争议的理论空间。自2020年起，“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因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再次抬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亚裔群体遭受明显的种族歧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同时，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者的人数再创新纪录。在全球化语境下，国际与跨文化交流使得“边缘人”不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和混血儿，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经历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交汇和交融，很多人处于两种或多种历史传统、政治信仰、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当中，“边缘人”问题呈现出新现象和新特点，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重新审视“边缘人”理论的内涵与逻辑，还原该理论背后的价值意义，追问关涉该理论的迷思，有助于重新发掘其对现实问题的启示、镜鉴和建设性意义。本文首先厘清“边缘人”的理论起源与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对“边缘人”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检视各种典型的“边缘人”类型，进而探查“边缘人”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核心逻辑，最后对于“边缘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寻求跨学科对话和多元路径，开拓“边缘人”理论的研究空间。

二、“边缘人”的理论起源与理论缺陷

“陌生人”（stranger）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指的是在社会、文化或种族上与东道国国民或主流群体不同的个体。在西梅尔对“陌生人”的原创性书写中，存在着“边缘人”概念的雏形。西梅尔认为，“陌生人”是文化局外人（cultural outsiders），他与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接近，但在文化、社会和情感上疏远。“陌生人”强化了文化和社会的边界以及作为内群体的“我们”与外群体的“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同时，“陌生人”是一个更自由的人，能够以更加普世、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不受传统习俗或先例的限制和约束。

帕克的“边缘人”、伍德和舒茨的“新来者”（the newcomer）、肖的“旅居者”（the sojourner）和斯通奎斯特的“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人”（the cosmopolitan individual）或“具有国际理念的人”（the international mind）是对西梅尔“陌生人”概念的承继。鉴于学术界普遍承认帕克和斯通奎斯特分别作为“边缘人”概念的提出者和“边缘人”理论的阐述者的地位，本文以帕克和斯通奎斯特关于“边缘人”研究的代表作为切入点，梳理“边缘人”的理论起源与贡献，同时关注其理论缺陷与不足。

（一）理论起源与理论贡献

帕克在《人口迁徙与边缘人》一文中提出“边缘人”的概念，将“边缘人”视为移民浪潮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下文化分裂和文化融合的产物。在对人口迁徙和移民浪潮进程中不同种族之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帕克提出，欧洲的犹太人居住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共生关系，在居住区里犹太人保留了其传统和文化的独立性。当犹太人离开居住区，踏上寻找更自由、多元的美国城市生活之旅时，他们成为典型的“边缘人”。

帕克对于犹太人的观察主要基于美国出版的大量犹太裔移民的自传。他认为，这些自传都是基于同一个故事——“边缘人”的故事。这些自传呈现出“边缘人”头脑中的文化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分裂的自我”。“边缘人”是文化混血儿，生活在两种并非完全渗透和相容的文化生活和传统当中，且同时分享着这两种文化生活和传统。“边缘人”是窥见人类文明进程的最为理想的资源，在其头脑中，新的文化所引发的道德混乱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心的动荡、自我意识的增强、躁动和不安；在其头脑中，两个相互冲突的文化相遇且融合，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人和世界公民。

斯通奎斯特对帕克的“边缘人”概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他认为“边缘人”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生活在两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当中，这些社会之间存在的不相容性使其难以或不可能达到适应”。在斯通奎斯特看来，“边缘人”的人格与这两种文化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格能够反映和透视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边缘人的问题》一文中，斯通奎斯特回答了谁是“边缘人”、“边缘人”的社会地位和人格特征，由此拓展衍化为“边缘人”理论。

首先，对于“边缘人”的范围进行初步梳理，提出犹太人、种族混血儿和移民第二代子女很可能具有“边缘人”的特征。其次，区分了“边缘人”的几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如在美国，黑白混血儿可能比纯种黑人群体占据更多的领导地位；在印度，欧亚混血儿不能进入父母任何一方所属的群体，因为父母双方所属群体均排斥混血儿；在白人暂时居住的某些殖民地，混血儿的地位更接近中产阶级，充当着“中间”群体的角色；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夏威夷等不同种族普遍通婚的社会里，混血儿的社会地位接近于主流群体，拥有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作为“边缘人”的种族混血儿的人格特征。尽管种族混血儿的境遇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遭遇文化冲突和种族偏见。“边缘人”游离于种族优越感和种族自卑感之间，在一天之内可能多次“穿梭于”两个群体之间。对双重认同模式和分裂的忠诚感的觉知，使他们以两个群体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持续不断地关注每个群体的态度以及他们与该群体的关系。过于敏感、自我意识和种族意识增强、不适与自卑是“边缘人”的共同人格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斯通奎斯特的“边缘人”理论时，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他的两个观点。第一，虽然他主张“边缘人”具有趋同的人格特征，但同时也认为不同的“边缘人”在不同情境下，甚至在同一个情境下，其人格特征不尽相同。内心冲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个体对这种情境的体验以及某些与生俱来的特征会对特定“边缘人”的人格特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处于同一个情境下的不同“边缘人”所经历的人格冲突可能是强烈的，也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在借鉴帕克的“种族关系循环论”的基础上，斯通奎斯特认为“边缘人”的生命历程会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两种文化的导入、危机和适应。在适应阶段，不同“边缘人”的社会结果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大概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努力跻身于占主流地位的群体当中，成为其中一员；认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为与主流群体抗争的“革命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加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当中，担任调解人、改革者、教师的角色；或者迁徙到其他地方以规避种族偏见。在个别情况下，“边缘人”可能借助艺术创作和研究来缓解和疏导自己所面对的问题。除此以外，严重的内心冲突可能导致犯罪、自杀和心理问题。

（二）单向度面向与理论缺陷

在部分学者肯定帕克和斯通奎斯特“边缘人”概念和“边缘人”理论自洽性的同时，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基于单向度的面向，没有从整体上揭示问题的全貌，致使后来研究者的经验数据无法与其早期的论断相契合。本文从经验证据的代表性、“中心-边缘”的对立关系、“边缘人”产生的原因以及边缘性（marginality）等几个方面来探析其理论缺陷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帕克和斯通奎斯特认为散居的犹太人具有典型的“边缘人”人格特征。他们对于犹太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传，问题是该选择谁的自传作为典型实例，什么样的自传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文学家的自传是否能够代表整个犹太人群体的经历和体验。

第二，二人在探讨“边缘人”的同时，隐含着一个“潜在的中心”，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将“中心”与“边缘”对立起来，形成“中心-边缘”、“主流群体-边缘群体”的二元对立观念，更多地从主流群体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边缘人”，仅将目光聚焦于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类型，未能揭示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间的动态关系。

第三，二人倾向于将“边缘人”归为一个类别，这种分类方式预设了“边缘人”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较多的同一性，其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但是，仅将多种族混血的“边缘人”与单一种族的“边缘人”、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与第一代移民两组“边缘人”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其在人格特征、行为模式、文化适应以及社会结果上呈现出较多的相异性和不同之处。

第四，二人的观点都涉及“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和“主流群体-边缘群体”两组关键词。“边缘人”是源自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两个文化群体彼此间的态度和关系，还是文化冲突和群体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源自现实威胁还是象征威胁所导致的冲突性关系？文化冲突和群体冲突往往是并行的，但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并非属于同一范畴，有必要厘清哪些冲突导致“边缘人”的产生以及冲突存在的根源。

第五，二人倾向于认为“边缘人”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生活在两种并非完全渗透和相容的文化生活和传统当中，这隐含地指出文化差异越大，“边缘人”的人格特征越显著，二者呈正相关。但近些年的研究显示，不管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大或者小，“边缘人”的文化适应都受制于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

第六，二人在探讨“边缘人”时均涉及“边缘人”人格特征的消极属性。虽然“边缘人”可能在心理结果层面处于一定劣势，但同时可能在社会结果层面占据优势。例如，他们需要同时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交往，因此可能拥有多元化的社交网络和广泛的资源，可能更善于驾驭群体间和群体内关系，并从这些关系中受益。

第七，二人关于“边缘人”的讨论主要关注“边缘人”边缘化的心理结果。在“边缘人”理论当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概念是边缘性，即“边缘人”所处的社会情境。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认为，边缘性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在由主流群体所支配的社会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与主流群体持续地互动，造成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持续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其二，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因权力地位的不对等关系存在着“屏障”，“屏障”可能源自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边缘人”抹杀不了对自身所属文化的怀旧，同时也摆脱不掉对主流文化的依赖，但也可能源于群体对立或群体冲突，或者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屏障”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渗透性和不可调和性。

其三，边缘性往往会导致“边缘人”人格的双重性——分裂的自我，即同时置于两个透镜之间，每个透镜呈现出一副相冲突的自我形象。

其四，为了克服边缘性的消极效应，“边缘人”必须突破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屏障”，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或“和解”之道。“屏障”是否具有可渗透性是客观和主观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早期的“边缘人”理论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以主流群体为中心的“自我”和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但它着眼于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较少关注中心-边缘的交互影响和对立统一。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作为“边缘人”对边缘性的一种反应，能否代表不同“边缘人”在不同情境下对边缘性反应的全部样貌？从这一思路出发，探寻不同情境下“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反应及其人格和社会结果的特征，是修正和重塑“边缘人”理论的重要维度。

三、“边缘人”理论的修正重塑与多元书写

（一）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

按照斯通奎斯特对“边缘人”的界定，非裔美国人可谓典型的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人们往往对于女性和黑人的传统角色有着特定的社会期待，那么作为大学教授的非裔女性的行为是应该遵循女性和黑人的传统社会角色，还是应该符合大学教授的社会角色呢？阿尔弗莱德的研究旨在检视获得终身教师资格的非裔女教师的职业发展历程，揭示她们在由白人主导的研究型大学里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经验，以此窥见她们如何理解和阐释自身的边缘性，如何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互动，及其获得成功所采取的策略。

不同于以往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这项研究揭示，边缘性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属性和特质，是一种既为局外人，又为局内人的创造性的边缘性，能够提升非裔职业女性管理双文化世界的双文化能力。作为“边缘人”是一种特权，使她们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当中和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创设一种动态、灵活的生活架构，以此形塑其社会互动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她们重构具有独特性、能够彰显黑人和女性两个社会分类特征的自我概念，成功地驾驭不同的文化世界，自由、娴熟地穿梭于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之间，为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类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与之相一致，很多非裔美国作家和学者发现，边缘性是一种特权，是一种管理双文化生活的财富。例如，维利将边缘性界定为超越自身所属种族、社会阶层和文化边界的能力。柯林斯将非裔女性生活在由白人所主导的社会中的“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的能力称为“特定的边缘性所产生的特定黑人女性视角”。胡克思将边缘性视为非裔美国人在由白人所主导的文化当中生存的力量源泉，“边缘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特殊“地带”，他们既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又能成功参与到由白人主导的文化当中。可以得出，边缘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种主观存在，它取决于不同的“边缘人”在不同情境下对边缘性的主观反应。有鉴于此，本文认为，“边缘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存在显著的群体间差异和个体差异。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类型突破了以往从客观视角出发对“边缘人”的传统界定，转而以“边缘人”的主观视角为切入点，对“边缘人”理论进行重新书写和赋权，凸显了“边缘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消解两种文化间的“屏障”，在两种文化间寻找某种平衡的有益尝试。

（二）作为两种文化间“使者”的“边缘人”

犹太人被帕克和斯通奎斯特视为典型的“边缘人”，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犹太人都符合对于“边缘人”的传统界定，“注定生活在两种不仅不同而且对立的文化当中”，注定过着二元对立和冲突的生活，注定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

戈洛文斯基的研究指出，从积极的犹太裔美国人的主观视角出发，犹太教和美国精神是和而不同的。很多犹太裔美国人并不是“注定生活在两种不仅不同而且对立的文化当中”的被动的“边缘人”，相反，他们同时生活在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两种文化当中，过着内心和谐、自我救赎、自我实现的生活。他们的边缘性具有积极的属性和特质，是敲门砖而非绊脚石，是实现创造性生活的推进器。这些“边缘人”认为，他们不仅生活在彼此和谐的犹太文明和美国文明当中，而且也是这两种文明相互融合进程中的推动力量。

积极的犹太裔美国人这种对边缘性的反应，与西梅尔对于“陌生人”特征的书写具有相似之处。在西梅尔看来，“陌生人”代表着摒弃和化解二元对立的“第三方”。芮思曼的研究进一步认为，“边缘人”发挥着两种文化间的“使者”“阐释者”“中介”的作用。根据芮思曼的观点，边缘性为“边缘人”创设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边缘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和挖掘边缘性的积极因素。边缘性的积极一面在于赋予“边缘人”具有特殊价值的知识和能力，“边缘人”通过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将这种知识和能力惠及另一种文化。将从自身所属文化当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传播给主流文化，或将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传播给自身所属文化，进而促进“边缘人”所跨界生存的两种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笔者一项关于在华留学生的“隐性课程”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研究显示，在华留学生作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边缘群体，是中国文化的学习者和接受者，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行为主体，这些“边缘人”发挥着两种文化间的“中介”和“意见领袖”作用。

在此意义上，积极的“边缘人”有可能突破和化解两种文化间存在的客观“屏障”，搭建两种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消解群体间差异的鸿沟，实现两种文化间的“和解”之道。综合芮思曼和李的观点，作为“使者”的“边缘人”创设了一种新的边缘性。在新的边缘性当中，边缘不再是由主流群体界定的中心性的边缘，而是边缘性的边缘。新的边缘性成为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新的边缘性化解了边缘和中心的冲突，边缘性和中心性因而达成了和解。

（三）作为世界公民的“边缘人”

帕克和斯通奎斯特在探讨“边缘人”的特征时，潜在地将“边缘人”与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勾连在一起。例如，帕克提出，在“边缘人”的头脑中，两个相互冲突的文化相遇且融合，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人和世界公民。斯通奎斯特在探讨“边缘人”概念及其与西梅尔的“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时，提到了“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个体”。

汉内斯认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状态，一种以开放和包容他者为特征的意义管理方式，促生了具有自主性、主导性和开明特征的世界公民。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人携带着一种潜在的陌生感，他与我们之间既有接近性，又有距离感。本文认为，边缘性有助于促使“边缘人”对主流文化、自身所属文化以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与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具有相似性。与主流群体相比，他们能更客观地审视主流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内群体成员相比，他们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评价和反思自身所属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观，既肯定其优越性，又批判其局限性。同时，边缘性赋予他们的世界主义品质有助于促使他们超越单一文化的视角，以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他者，倾听他者的声音，理解和尊重他者。

遵循以上逻辑，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边缘人”能更好地服务于为解决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国际组织。“边缘人”的“超然”态度不受任何一种文化的束缚和限制；国际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社会公共问题、调停国际政治和经济争端以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融汇各方的观点和意见，为人类共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此意义上，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边缘人”与国际组织的宗旨具有相通之处。首先，基于作为“边缘人”的亲身经历，具有世界主义品质的“边缘人”能够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每一种文化。其次，他能够摒弃不同文化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成为拉紧不同文化的纽带，从人类广泛的共同利益出发，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再次，基于“边缘人”的亲身经历，他能够更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和群体，担任调解人和改革者的角色，为更多的“边缘人”提供指导和帮助。

（四）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

这里还有一种“边缘人”类型值得我们关注，即戈德伯格基于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的概念提出的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他与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具有重叠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前文所阐释的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可以是一个移民，在他来到一个新的文化语境当中时已经是成年人。在适应新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管理双文化世界的双文化能力，既成功驾驭新的文化语境，又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身份。

相比之下，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必须满足四个限定条件。其一，个体从出生起就习惯生存于两种文化的边界。其二，与自身所属群体成员之间共享这种边缘地位、生存状态和适应过程。其三，在其成长、成熟的岁月里，参与由地位相似的个体所组织安排的文化习俗活动。其四，其愿望和期待得到合理的满足，其边缘地位不会对其愿望和需求造成很大的阻碍。

在戈德伯格看来，满足以上四个限定条件的“边缘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准确地说，他是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对这类“边缘人”来说，边缘文化是“正常的”，是“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完整、统一的文化存在”。尽管他可能意识到，除了自身所属的文化以外，还有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存在，且他不得不对这种（这些）文化做出反应，但如果他对这种（这些）文化的反应模式不是由自己而是由自身所属群体来界定的，如果他从出生就接受这些界定的驯化，如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乏前人的示范作用，那么他很可能将自己所处的地位视为是“正常的”，而非“边缘的”，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整合而非对抗的心理状态参与到统一的文化当中。边缘文化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为其参与群体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并为其表达自身的文化旨趣提供机会和可能性。边缘文化在“边缘人”的心理上起到缓冲作用，因而其成员不会呈现出典型的“边缘人”人格特征。

对身处两种文化当中的“边缘人”、作为两种文化间“使者”的“边缘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边缘人”以及身处边缘文化当中的“边缘人”这四种典型的“边缘人”类型系统地分析和检视可以得出，中心与边缘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不仅反映了彼此间的二元对立，而且体现出彼此间的二元互动。“边缘人”对于边缘性的界定是多元的，对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是多元的，因而对边缘性的反应也是多元的。对于“边缘人”问题，需要纳入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探究“边缘人”对边缘性反应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边缘人”对具体情境的实际反应。

四、“边缘人”的理论框架与核心逻辑

在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权力地位不对等的交往语境中，二者间的关系因权力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有更多机会界定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方式和文化框架。处于优势地位的主流群体与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群体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支配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衡量标准和尺度，折射出彼此间的对立关系。同时，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间的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文化适应是相互的，交往双方的信息交换是双向循环互动的过程，参与交往的两个群体均会发生改变，体现出彼此间建立在共同经验互惠共享基础上的统一关系。二者之间不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更是互为主体的依赖关系和对话关系，其中既有排斥、歧视与中心化，也有协商、反抗与去中心化。可以得出，“边缘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具有多元身份，其与主流群体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互为主体的动态关系，文明冲突和种族歧视往往与文明互鉴和种族平等交织在一起。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可以通过交往、沟通和商讨达成交往共识，寻求共存和共同发展。而边缘群体对边缘性的反应也并非像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是被动和被建构的，而是主动和建构性的，呈现出对边缘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理解。

有学者认为，“边缘人”与主流群体和自身所属群体在文化、社会或心理上都存在着联系，由此形成“边缘人”的社会边缘性、文化边缘性和心理边缘性。本文进一步认为，“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反应是由客观和主观因素构成的四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表1所示，这四个变量构成三个维度，“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实际反应是这三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作为客观因素的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的态度以及“边缘人”所属群体对“边缘人”的所谓“偏离”和“背叛”的态度构成第一个维度，包括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结构特征以及两个群体彼此间的态度、相互间的关系（如竞争、合作等），可以衍生出揭示“边缘人”社会边缘性程度的三种情形。

表1客观和主观变量对于“边缘人”对边缘性反应的影响变量变量性质内涵所构成的维度变量1客观变量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的态度社会边缘性变量2客观变量“边缘人”所属群体对“边缘人”的所谓“偏离”和“背叛”的态度社会边缘性变量3客观变量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或矛盾的性质文化边缘性变量4主观变量“边缘人”对以上三个客观因素的态度和反应以及对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程度心理边缘性

第一种情形是，主流群体对“边缘人”抱有偏见和歧视，但“边缘人”自身所属群体对其跻身于主流群体的努力表示赞同和支持。第二种情形为，主流群体乐于接纳“边缘人”，同时“边缘人”自身所属群体对其跻身于主流群体的努力表示赞同和支持。第三种情形是，主流群体歧视和排斥“边缘人”，同时，“边缘人”自身所属群体对“边缘人”的所谓“偏离”和“背叛”也持反对态度。

其次，作为客观因素的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或相互矛盾的性质构成第二个维度，主要涵盖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在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由此廓清“边缘人”文化边缘性程度的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小，在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上是相似的。第二种情形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大，在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上是相异的。

再次，作为主观因素的“边缘人”对以上三种客观因素的态度和反应以及对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构成第三个维度，主要包括“边缘人”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对主流群体的认同感、对自身所属文化的认同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及其对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程度，由此凸显了“边缘人”心理边缘性程度的几种不同情形。“边缘人”对三个客观因素的态度和反应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为积极的内群体取向，主要特征为对自身所属群体有着较为强烈的归属感，积极地认同自身所属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同时，对主流群体缺乏认同感，不接受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第二种为积极的主流群体取向，主要特征为对主流群体有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对自身所属群体缺乏归属感，抛却自身所属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转而接受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第三种为双重取向，主要特征为同时认同自身所属群体和主流群体，积极地认同自身所属群体的文化身份，同时接受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第四种为相互抵牾的取向，表现为既不认同自身所属群体，也不认同主流群体，既不努力维系自身所属群体的文化身份，也不接受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

以上四种情形又与“边缘人”对于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的两种情形，即将边缘性视为一种积极的特质、一种特权和财富，以及将边缘性视为一种消极的特质、一种屏障和阻碍，形成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本文认为，“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反应存在着显著的群体间差异和个体差异，是作为客观因素的主流群体对“边缘人”的态度，作为客观因素的“边缘人”所属群体对“边缘人”的所谓“偏离”和“背叛”的态度，作为客观因素的由边缘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与由主流群体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或矛盾的性质，作为主观因素的“边缘人”对以上三个客观因素的态度和反应以及对边缘性的感知和接受程度四个变量所构成的社会边缘性、文化边缘性和心理边缘性三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边缘群体在不同的边缘性情境下所呈现的心理边缘性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同一个边缘群体当中的不同成员在同一个边缘性情境下所呈现的心理边缘性程度有较大的差异，那些对边缘性采取同一种取向的不同个体在其实际反应上也可能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客观因素固定不变，主观因素却可以改变，“边缘人”的主观边缘性是影响其如何感知和接受客观边缘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边缘人”问题需要将特定群体当中的特定“边缘人”纳入特定的边缘性情境当中进行探讨，才能揭示“边缘人”对边缘性的实际反应及其与主流群体间的动态关系。

有学者认为，边缘性可能是“发现”它的理论家所创造的一种社会和心理现象，诸如边缘性这样的概念会引起心理和情感障碍，从而阻碍多样化的实现。“边缘人”理论的早期研究囿于该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中心化”思维框架，但同时也开启了不同话语间相遇和对话的讨论空间。中心和边缘是“共生”关系，没有边缘就没有所谓的中心。中心影响着边缘，边缘也影响着中心，二者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在“边缘人”头脑中，不仅感受着文化冲突，而且体验着文化融合。“边缘人”理论由“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推进和沿革，存在和发生在不同话语间的对话、互动和互构当中。

五、“边缘人”理论的跨学科对话与研究展望

“边缘人”研究不是单向度的议题，“边缘人”理论是跨学科的产物，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有助于构建具有多维视野的研究议题和话语表述。囿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提出将“边缘人”理论与传播学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心理学的“隐性偏见”理论勾连起来，有助于挖掘“边缘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领域，进一步开拓“边缘人”理论的研究空间。

（一）“沉默的螺旋”与反种族歧视运动

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意见时，因担心被社会所孤立，难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多地保持沉默。处于优势的话语的增势与处于劣势的话语的沉默形成了一个螺旋式的传播过程。非裔美国人属于少数群体和“边缘人”，他们的意见可能被排除在公共话语空间之外，相对于白人主流群体而言拥有较少的话语权。但非裔美国人这种“失语”状态在数字媒体时代发生了明显改观。

社交媒体平台推特（Twitter）反种族歧视的#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LivesMatter） 话题标签自发起以来，与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者之间形成持续性互动与互构，使得该运动广泛地受到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注。弗里隆、麦克文等的研究将该运动分为一个互联网话题标签（#BlackLivesMatter）、一个正式组织和一个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的线上和线下运动。德雷·麦凯森（DeRay McKesson）作为该运动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黑人活动家，因参与该运动的游行示威而被警察逮捕的照片被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所普遍刊载。照片中，他被两名警察逮捕，穿着印有推特“保持清醒”（StayWoke）和“黑鹂”（Blackbird）标识的T恤衫；与此同时，其他游行示威者用手机记录着逮捕的过程。推特的#黑人的命也重要#话题标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数字媒体时代，作为“边缘人”的非裔美国人并非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其话语表达可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沉默的螺旋”的“反沉默螺旋”趋势。帕克认为，“边缘人”在努力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能够促生一个新的社会框架。通过考察“边缘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与“沉默的螺旋”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演进，有助于检视发生在“边缘人”头脑中的这种社会变革。

（二）“隐性偏见”与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美国人遭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包含言语骚扰、刻意回避等显性和隐性的歧视行为，以及推搡、殴打、唾面、辱骂、人身攻击等暴力行为。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这种排斥、歧视和霸凌，有的来自白人，有的则来自其他少数族裔。

文化冲突和群体对立是导致少数族裔处于边缘地位，产生“边缘人”人格特征的根源。以往研究几乎均聚焦于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不同边缘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或群体对立。而后者冲突对立的外化表征及其对群体间交往的影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前者。史密斯对于美国夏威夷种族混血儿的讨论是为数不多关注不同边缘群体间关系的探索性研究。该研究显示，作为“边缘人”的种族混血儿构成夏威夷地区的主要人口。具有不同血统的种族混血群体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华人与夏威夷当地人的混血儿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高加索人与夏威夷当地人的混血儿往往受到较低的社会评价，混血儿都愿意拉近与夏威夷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和纽带，但与来自北欧的移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却较为疏远。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不同边缘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或群体对立有时是明显的，有时则是较为隐蔽的。

像亚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一样，亚裔美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间的关系也很难回避权力、权力差异以及群体间的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当中，人们倾向于在外显层面表现出对其他群体的积极态度，偏见的策略性隐藏往往表现为利益的相关性和社会互惠原则，旨在投射“积极”的自我形象，以获得其他群体的接受。当偏见与无偏见的态度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公开表达偏见受到社会压力时，人们往往不会对外群体表现出偏见。而当偏见与无偏见的态度之间的界限不明朗时，或这种偏见可以在偏见以外的其他因素的掩饰下而合理化时，人们内隐层面的偏见会显现出来。发生在亚裔美国人身上的冲突往往由隐性偏见和潜在冲突发展和演化而来，是隐性偏见转化为显性偏见的结果。以隐性偏见这一新的视角为切入点，聚焦目前尚属少见的不同边缘群体间的文化冲突或群体对立，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边缘人”研究的全貌和本质。

作者信息

赵欣，1981年生，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边缘人”研究的理论脉络、核心逻辑与研究展望，《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