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舅

大舅走了。参加完大舅的葬礼，回望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想着长眠于此的亲人和长辈，心头涌起了阵阵酸楚和难以言状的滋味。我都已经六十多岁了，长我一辈的亲人和父老乡亲就像已经盛开过的鲜花，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由于岁月的原因，多半已经枯萎凋零归于尘土了——就像大舅一样。上一辈的人们，他们是真正经历了两个社会：即所谓的旧社会和新社会。但是，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却是大抵相同。甚至在所谓的新社会更甚一些。阶级斗争的魔咒使大舅如同孙悟空戴上了如来佛的紧箍咒，由于外祖父在解放前一直是从事道教之事，是潜江城东南一带的道教掌门人，家里有几亩薄田，土改时被划成了富农分子。这样，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戴在外公头上，作为长子的大舅也被这顶帽子夺走了他半辈子的幸福，使他像牛马一样忍辱负重受人欺凌。他辛苦劳作了半辈子，文革结束之后才见到了人世间灿烂的阳光。大舅是一个性格爽朗特重感情的人。他一生最大的喜好就是喝酒，特别是晚年，几乎是每餐必酒。他常说我要是不能喝酒那就是不行了，果然，大舅前一个星期还能喝酒，后一个星期不能喝酒就不行了。大舅走的时候很安详，据树民表哥说，老人病后在家躺了一个多星期，要送他到医院他坚决不去。后两三天水米不沾，走之前眼泪刷刷直流，农历冬月二十四下午六点半左右，大舅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勤劳苦难的一生。大舅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十二，享年八十四岁。 关于大舅，母亲在世时常说他受了很多的磨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母亲是尽量给与帮助和关照。母亲有四姊妹：老大是母亲，老二是大舅；老三是燕姨；老四是小舅。其实，母亲的兄弟姊妹比这多，在1939年抑或是1940年国民党32师在钱家土地与日本鬼子打仗时，被流弹打死了几个。当时，外祖父不在家，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道士先生，在外地帮人做道场。外祖母领着孩子们躲在堤坡后面，战场就在母亲家的旁边，日本鬼子在北面的钱家台，国民党32师就在外公家的西边的大堤上，双方成胶着状态打了几天几夜。大半天日子过去了，孩子们饿了嚷着要回家吃东西

，外祖母心软就同意了，给了床被子让一个舅舅顶在头上，结果刚一跑出去就被日本人的机枪扫中了。那一次战火，母亲家族就死了六七口人。打这场仗时，母亲有十二、三岁，大舅只有五、六岁，母亲常回忆，她牵着大舅顶着被子在战火中奔跑的情景。一晃这些景象就定格在了历史的影册之中。而今，母亲、大舅还有姨夫他们均已离我们而去，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追随他们而远去。人生就是在这世世代代的传承和轮回之中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演绎下去的，我们来到这世上是偶然，离开却是必然。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幸福和痛苦是每个人的不同感受，对于生命而言，重在过程而不在结果。我们在感叹生命的短暂，世事的无常，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喜怒哀乐而发出的，从个体来说，这些就是全部，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地球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至于人类，与蚁类何异？因此，自由自在的活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的大舅，前半辈子却不能够这样。
在我的印象中，年轻时的大舅是一个虎背熊腰声洪嗓大的男子汉。我依稀记得七八岁的时候，大舅用过去那种独轮木车，其实轮子也是木头做的，经常把我从老家莫市推到总口农场，或从农场推回老家，三十多里路，大舅又是个血丝虫病人，就是我们俗称的“粗腿子”（油火腿），可见其行走是多么的不便。“粗腿子病”这应该是一种地方病，是因遭受血丝虫叮咬而造成的下肢粗肿。那时大舅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小腿肿的像小水桶一般粗，脚掌肿的像馒头一样一般的鞋子都无法穿，行动非常艰难。而且时常发病，发起病来，高烧疼痛，像他这麽坚强的人都忍不住哼哼直叫，可见有病魔缠身是多么痛苦。就这样，生产队里有什麽脏活、重活、苦活还总是叫他去干。而且常常是吃不饱肚子。听母亲说，由于长年累月的吃苦受累，大舅实在忍不住了，有一次寻短见上吊，得亏同族的家法爹发现，才捡了一条命回来。我由于小，得知大舅的情况不是很多，有很多事情都是母亲生前讲给我听的。我只记得有一次年关前后，大舅用一个板车拉着我先到潜江城里，在一个糖人铺给我买了一个小糖人，然后拉着板车到总口。那应该是我十岁之前的事，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就仿佛发生在昨天。现在斯人已去，唯有怀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