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任访秋：《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 / 开普饭

　　（一）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 8 卷（或析为 16 卷），计 431 篇，是清初作者蒲松龄写的。刊行后，流传极广，特别是为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所热爱。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因为反对封建古文学的原因，所以这部用文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曾被人诋为“全篇不通”，因之后来就不大为人所重视，虽然仍旧有着不少的读者。到了今天，乃是以人民的标准估量一切价值的时代，《聊斋》既为广大的读者所传诵，历时两百多年，仍然不减它当年的魔力，那我们就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对它抱着轻视的态度。特别是目前在创作上我们须要继承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对它不加以分析研究，就不可能正确地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本篇目的即试图从思想与艺术上，对它加以分析和批判。笔者因限于个人水平，不免在看法上要有些错误，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县人，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他的出身，据他自己讲：
　　“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读，文仿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然四十余无一丈夫子，不欲复居积，因闭户读，无释卷时，以是宿儒无不称渊博。而周贫建寺，不理生产。既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每十余岁辄自教读，而为寡食众，家日益落”。（《元配刘孺人行实》）
　　从这段记事中，可知作者是生长在一个地主而兼商人，由素封而渐趋没落的家庭。他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由于屡试不中，遂绝意科第，专力于文学创作，把他个人一生的坎坷不遇，潦倒落魄，以及他生平所碰到的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所引起的感慨和悲愤，都一一寄托在他的作品中。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享年 76 岁。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通俗俚曲若干种。（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聊斋》这部四百多篇小说，是作者在相当长时间内写成的。它的材料的来源，据蒋瑞藻小说考证中引《三借庐笔谈》中说：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粉而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这段记事有点太夸张，当然不可尽信，鲁迅对这说法已早有驳斥。但从作者的《自序》中看，这种传说的产生，是有它的根源的，也就是作者对于创作
　　题材——民间的故事和传说的搜罗，确是曾经下过一番功夫的。他说：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母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言之，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看了这段话，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作者会“雅爱搜神”，“喜人谈鬼”，他就那样的悠闲，那样的无聊？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的遭际。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五岁的时候，就有了甲申之变。以后直到他死，中间七十年间，正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最残酷的时期。满族当时虽然统治了中国，但遭到了明朝忠臣义士们无数次的反抗。顺治十八年
　　（1661）山东栖霞于七据岠嵎山的起义运动，终于为满清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下去。那时作者已二十多岁，这给他的刺激很大，聊斋中有两篇，内容都是与这件事有关的。他最初虽然也想往上爬，但在那样的科举制度之下，他失败了。一方面由于他自己的潦倒失意，另一方面又亲身看到那种异族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同时又在那种文网密繁，一句话说不对，就会遭到杀头和族灭的大祸的情况下，真是不说话，又忍耐不着，随便说，又容易遭到不测，这就是他之所以“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他的 “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的创作动机产生的客观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隐痛和他不得已的苦衷。
　　其次，他为什么要假借鬼狐，和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而又驰聘想像，加以粉饰呢？我认为他主要目的不外是借以揭发现实，批判现实，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罢了。所以我们读这部小说，不应当止于欣赏它里边离奇古怪的故事，而应该透过这些故事的表面，来发现作者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和可持的态度。
　　（二）蒲松龄虽然生在满清王朝的初叶，但那时的政治也已经够腐败了。由于他长期的在农村和人民群众接触，而且他一生又过着艰困寒素的生活（《元配刘孺人行实》），所以使他深切的感受到当时社会上的黑暗统治，不可遏抑的对它们进行了揭发抨击和讽刺！
　　首先在书中有很多篇写统治者对人民的敲剥，即如《韩方》篇，借冥间枉死鬼赴都投状，沿途索赂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官吏，巧立名目，向人民进行剥削。作者在篇末道：
　　“犹忆甲戌（康熙三十三年）乙亥（三十四年）之间，当事者使民捐穀，谓之'乐输’。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朴。是时郡北七邑，皆被水，岁大祲，催办尤难。吾乡唐太史偶至利津，见系逮十数人，即当道中问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农民亦不知'乐输’二字作何解，遂以为徭役敲比之名，亦可叹而可笑也！”
　　《王者》篇叙述一位巡抚解道的饷银被劫了去，他派人探查，后来带回一封信，说：“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妄加谴责。前取姬发，略示微警。如复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级。姬发附还，以作明信。”后来停没多久，这位贪污的大吏就病死了。此外作者又时借作品中人物故事，写出自己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憎恨。即如《成仙》篇，从成生与周生讲的话中，说明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所谓：“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促织》篇写宫廷中爱玩促织，地方官吏就来逢迎，苛责民间，按时供应，因之奸滑的隶役们借机来敲诈人民，往往为了一头促织，能使好几户破家荡产。虽然这篇中的主人公成名，为捕促织，最后进了学，发了财，但作者一面从他捕捉的过程中，写为了一头促织，他的儿子跳了井，他自己也几乎发了疯。另一面，又写由于他献的这头促织最好，上大嘉悦，抚臣受到了赏赉，令尹也以“卓异”闻，这是更进一步的讽刺。从这里充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享乐，与被压迫人民生活的苦况。至于《席方平》篇，更是借冥间的贪赃枉法，来反映现实政治的黑暗情况的。试看他在篇末判辞中这些话；“乃上下其鹰鸷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隳突叫号，虎畏断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
　　前边骂赃官，后边骂污吏，真是痛快淋漓！此外在《梦狼》篇中更是用神话的写法，形象地指出官即是虎，吏就是狼，而人民在它们的牙齿巉巉下，只剩下堆积如山的白骨。作者在篇后论道：“窃见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也。”作者由于痛恨赃官污吏，所以他进一步对于忍受不了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挺身而起的反抗者，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他虽然也称他们为寇盗，但他的认识，与统治者是有着截然的不同的。在《续黄粱》篇，写一个孝廉在梦中为天子诏去，一旦作了大官，因而作福作威，为所欲为。后来被参免职，贬斥远方，路遇强寇，宣称“我辈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臣头，他无索取。”而《梦狼》篇中又叙述贪官某甲解任后，刚刚离境，就遇见强盗。甲倾装以献，强盗们说“我等之来，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宁专为此哉”。遂抉其首。后又问他的家人，“有司大成者谁是？”司是甲的腹心，助桀为虐者，家人共指之，贼亦抉之。从这里充分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已是人民的立场了！
　　其次，是对乡里间地主豪绅们横行霸道的揭发。《红玉》篇写广平冯生因妻卫氏貌美，受到地方豪绅宋氏的抢掠经过，刻画出封建社会中政权的本质，和封建阶级的狰狞面目。
　　“会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绅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赇免，居林下，大扇威虐。是日亦上墓归，见女艳之，问村人，知为生配。料冯贫士，诱以重赂，冀可摇。使家人风示之。生骤闻，怒形于色。既思势不敌，敛怒为笑，归告翁。翁大怒，奔出，对其家人，指天画地，诟骂万端，家人鼠窜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数人至生家，殴翁及生，汹若鼎沸。女闻之，弃儿于床，披发号救。群篡舁之，哄然便去。父子伤残，呻吟在地，儿呱呱啼室中，邻人共怜之，扶置榻上。经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呕血寻毙。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后闻妇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罔托。日夜哀思，双睫为之不交。”
　　《崔猛》篇中又写一豪绅凶暴的情况：
　　“有王监生者，家豪富，四方无赖不仁之辈，出入其门。邑中殷实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辄盗杀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婶，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屡诅王，王缢之。仇兄弟质诸官，王赇嘱以告者坐诬。”
　　还有《石清虚》篇，写势豪可以随便抢走别人所爱的东西。《辛十四娘》篇，写势宦公子，为了别人一句话，感到不快，竟设计置人于死地。从这些作品中，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到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从地主、豪绅、胥吏、县令，上至督抚、皇帝，构成了一系列的统治势力，像泰山一样压在人民的头顶上。
　　蒲松龄最注意的另一问题，就是八股取士的问题。他是在这上面失败过的，因为屡试不中，竟致潦倒一生，因而一方面是最不能忘情于八股，同时又最痛恨八股，终至于给以嘲笑和讽刺。在《于去恶》篇，借里边人物的话，说明由八股出身者，到后来已胸无点墨。骂当时的官吏，为“鸟吏鳖官”，说他们持敲门砖，猎取功名，根本是不学无术。《司文郎》篇，说明考试的得中与否，全看你幸运不幸运，与文章的好坏并没关系。《王子安》篇，假狐狸对秀才王子安醉时嘲戏，形象地写出当时应试举子们的心理。篇末作者又叙述秀才应试时，从入场、出场、失败，一直到打算再考，中间的经过情况和心理变化，说他们有七似。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系之猱，似钳毒之蛇，似破卵之鸠。他就个人的体验，和对旁人的观察，刻画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们的可耻、可鄙、可怜的状态，使我们在今天还好像看见了这些人。科举制度施行了几百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唯有亲历其境，身受其痛，而又能翻然觉悟的人，才能写出其中况味。这篇作品，比那多少篇反对八股，反对科举的文章都有力得多。
　　另外为作者所特别注意的，是男女婚姻问题。作者最爱写的是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中间经过了一些波折，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团圆终结。这种恋爱故事，写人与人的，有阿宝、陈云栖，瑞云、连城、阿绣、王桂庵、寄生等。写人与鬼的，有聂小倩、鲁公女、梅女、伍秋月、湘裙等。写人与狐的，有娇娜、青风、婴宁、莲香、红玉、辛十四娘、长亭、素秋等。写人与仙的，有嫦娥、云萝公主等。此外又写人与昆虫禽鸟，以及花木的精灵恋爱。而这些精灵，大抵是女的。例如《竹青》写乌鸦，《莲花公主》、《绿衣女》写蜂，《花姑子》写獐，《阿纤》写鼠，《香玉》写牡丹，《黄英》写菊，《荷花三娘子》写荷花，《白秋练》写白鲤。所以这部书，大部分是写恋情的。作者在这些故事中，用人间现实作背景，通过了这些恋情的描写，反映出社会上的人情事态，作者特别喜欢歌颂一些痴情的人，像《阿宝》中的孙子楚，《连城》中的乔生，《香玉》中的黄生，《阿绣》中的刘子固，《陈云栖》中的真毓生，《白秋练》中的慕蟾宫。这一些青年男子，都是情种，为了爱情，可以断掉自己的指头，可以剜却自己的心头肉，甚至能够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作者所最痛恶的，是那些“始乱之而终弃之”的渔色之辈。在《窦氏》篇中，写地主南三复对一农家女子的负心，终于为冤鬼作弄，死于非命。至于封建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作者并不反对，有时对于不妒的女子，还加以赞扬，像《陈云栖》、《莲香》、《邵女》等篇。特别像邵女，竟甘心作妾，受大妇的虐待，毫无怨尤，这些地方都说明作者的思想，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程度，是多么的严重！
　　《聊斋》中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反满情绪。满人统治中国后的残酷苛暴，当时一般人，除了一部分封建大地主，和甘心为统治阶级作奴才的而外，可以说没有不愤恨的。清初民兵义士的此仆彼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蒲松龄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民族思想，在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首先他同情栖霞于七的起义事件，在《聊斋》中的《野狗》和《公孙九娘》两篇，虽主题似乎不全在此，但多少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的借鬼怪故事，来反映统治者对起义人民的残酷镇压。前一篇写一个乡民从山中窜归，碰见大兵晚上行军，于是就躲到死人堆里，接着写他看到的阴森可怕的现象。后一篇写“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从这种描写中，给这件事才留下一点历史记录。此外讥讽满人，非刺时政的，则有《夜叉国》、《罗刹海市》。相传这部书曾流入宫禁，就因为这些篇的内容，遭到了摈斥。（负暄絮语）按前一篇叙述商人徐某泛海，到夜叉国，与一夜叉结婚。后携其子彪归国。待彪长大后，又泛海去迎接他的母亲。末尾有“彪劝母作华言，衣锦，餍粱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儿装，数月稍辨华言。”后一篇写商人马骏泛海，至一都会，当地习俗，美者不见容，丑乃愈贵。末尾更是发了一顿牢骚。这种不满现实的情绪，表现得非常露骨。至于书中所说的狐，据说是指的胡人，钱玄同认为“此说确否，虽未可知。然通观前后，似非绝无此意”（寄某君书）。而且这部书据说原本在流传后，被删去的很多。从这里，更可以说明这里边讥刺时政的地方一定不少。所以我们说蒲松龄不满于异族的统治阶级，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的。
　　以上所述，可以说大抵属于《聊斋》在思想上的积极面。但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因而在思想上就必须受到他的出身阶级，与他所受时代的限制。首先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蒲松龄在他的作品中，歌颂孝子的有《席方平》、《陈锡九》、《乐仲》。歌颂妇女贞节的，有《庚娘》、《林氏》。对于忠的方面，在《三朝元老》中从反面讽刺了一位投降李闯王的明季宰相，同时后边附带也记录了讽刺投降满清的洪承畴的故事。而这些思想，除了一小部分在当时还有其一定的反抗意义外，其余基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
　　其次是佛家思想，蒲松龄是相信轮回的，他在这书的《序》中讲：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黏乳际。寝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门廷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　　　钵。每搔头自念，母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 在《聊斋》中这类轮回的故事很多，如记邵士梅蒋太史的轶事之类。其次是相信果报，像《西湖主》，因为陈弼教救了猪婆龙，后来娶了她的女儿。《花姑子》写辛幼舆因喜放生，后得与花姑子结婚。这说明种了善因，一定会得到善报。《江城》中写高生因前生害了一个长生鼠，后来转生为他的妻子，对他备加荼毒。这说明种恶因必得恶报。同时《聊斋》中屡屡说明诵经可以消灭罪愆，林四娘因每夜辄起诵准提金刚诸经咒，最后得到了转生。鲁公女让张于旦为他代诵金刚经一藏数，后来得到了转生，并与张成了夫妇。
　　再次是道家思想，《细柳》篇写细柳喜读相人书，对求婚的一定要求亲见其人，但终碰不到理想的配偶。她父亲责备她，她说：“我实欲以人胜天，顾久而不就，亦吾命也。”后来嫁给了高生，终于很早就守了寡。特别是《邵女》篇写女主人公少年喜读内经及冰鉴书，择婚屡不就，后竟自愿嫁给柴某作妾，备受大妇虐待，竟至以赤铁烙女面，以针刺女肋。她丈夫就看不惯，要找她大妇算账，可是她反而劝她丈夫道：“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当嫁女时，岂以君家为天堂耶！亦自顾命薄，聊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坑已填而复掘之也。”这是十足的宿命论，它的发展就成为教人忍受压迫，安于作奴隶的奴隶思想。
　　与鬼神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就是数术。《聊斋》中写占卜的应验的，有《促织》、《钱卜巫》，写堪舆的应验的，有《姊妹易嫁》、《堪舆》，写相术的应验的，有《陈云栖》、《细柳》等。
　　根据上边这一系列的唯心论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作者虽然极端地痛恨贪官污吏，但他并不了解这种风气的形成，乃是封建的社会制度使然，要肃清贪污，必须推翻这种制度才行。蒲松龄不明白这种道理，也不可能明白这种道理。因此他所希望的理想政治，就是出现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吏，这样，人民就好了。这就是作者在这部书中，所以歌颂清官于成龙（《于中丞》）、费祎祉（《折狱》）、朱徽荫（《老龙船户》）等人的主要原因。我们了解了蒲松龄思想的大致面貌，我们不妨更近一步来探索一下他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关于这，我们必须从他的阶级出身，以及当时的时代思潮和文艺思潮上来说明它。
　　先就时代思潮与文艺思潮来说，在明代中叶的时候，思想上由于程朱一派理学的日趋腐朽，王阳明的新儒学遂代之而起，反对生活上的形式主义，要求自我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上，就产生反对诗文的形式主义，而主张“发抒性灵，信腕直寄。”这种运动，开始于徐文长，继之而有李卓吾，到袁宏道兄弟而成为一种巨流。当时有名的戏曲作家汤显祖和稍后的拟话本的作者冯梦龙，以及比蒲松龄稍早的金人瑞，都是属于这种思潮中的人物。即如晚明人论人，提出“癖”和“痴”这两个字。所谓“癖”、 “痴”就是一个人爱上了什么，就不惜为它牺牲一切，就其特别喜欢某种事物来说，这是“癖”。就其酷爱某种事物的情感达到最高的程度来说，就是 “痴”。袁宏道与潘景升书中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他平生喜欢山水，在《游华山别记》中说：“余至华荫，与朱武选非二约，索犯死以往。”这都说明了他是如何痴。汤显祖《牡丹亭》，写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在爱情上是如何的痴。蒲松龄继承了这种精神，特别加以提倡。在《聊斋》中用很多人物形象，来表现这个痴字。有情痴（《阿宝》中的孙子楚），有书痴（《书痴》中的郎玉柱），有石痴（《石清虚》中的邢云飞），有鸽痴（《鸽异》中的张功量），作者大力在表扬痴，歌颂痴。
　　与提倡痴的同时，就是主张情感的真挚，反对虚伪的形式主义。这与反理学思想是一致的。《聊斋》中的《乐仲》篇，写乐仲是一个天性纯笃，但生活上不拘细节的人。平生虽嗜酒好饮，但终于悟了道，成了佛。作者在篇后论道：“断荤戒酒，佛之似也。烂漫天真，佛之真也。”这个话，就很像晚明人说的。这种反对生活行动上的虚伪与矫饰，《聊斋》以后，《红楼梦》、《儒林外史》也都是如此。这种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正是市民阶级的进步思想。蒲松龄生在商业发达的滨海之区，他的家庭又曾经经商，所以他之接受市民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承继市民阶级的文学传统，都是很自然的事。这就是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的产生根源。但另一面，作者又是小地主，半生从事举业，困踬在中下层的社会中，这就是他所以接受儒家及其他各家思想影响的原因。这样，就形成了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的消极面。
　　总之，蒲松龄的思想是非常庞杂，不成体系的，因而中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即如男女的自由结合，和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矛盾。道家的宿命论，和佛家果报说的矛盾。一面痛恨科举，但一面对于有些出身于此而位至通显的，又非常的艳羡。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作者的阶级、遭遇，以及由此而受到社会上流行的各家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因为是小地主，所以不免于保守，又因是小商人，所以也还有其进步面。小地主，小商人，常常要受到地主豪绅与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就痛恶这些人，而希望清廉贤明的官吏出现。由于自己科场失意，一生潦倒，故对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但在内心中，又不能忘情于功名富贵，因而对某些由此而位至显达的人，不禁又流露出艳羡之情。儒道佛三家思想最初本是彼此矛盾，互相水火的，但几千年来这几派思想在中国社会上并行而不相悖，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因为它们都有有助于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地方。很多人也都四面八方的接受这些思想。自己潦倒时，用命中注定来安慰自己。作一好事，就希望得一善报。而于坏人，总认为他们的报应还没到。至于忠孝节义，又是对于作君、作父、作夫的，是有利的。这种庞杂思想而能兼容并包，使之不感矛盾，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结果。所以《聊斋志异》，内容思想上的平庸在此，但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也就在此。就因为作者通过了具体的人物故事，表现出当时社会上一般人，特别是中小地主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爱憎和希望，以及他们的思想和信仰，这对我们理解清初的社会面貌，以及社会上的思想情况来说，是有着极大帮助的。
　　（三）前边大致对《聊斋志异》一书的思想作了简单的说明与分析，下边试再谈一谈它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
　　《聊斋》一书的创作方法，虽然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其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作者对现实不满，是有所感而发的。我们不要看里边尽是些鬼呀，狐呀，妖呀，怪呀。这里边大部分是作者有意地用它们作为烟幕。因为在那残酷的封建统治下，文网密繁，使他不能够自由自在的写。实际他所写的阴司，也就是人间的反映。这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故意以假作真，以真作假一样。作者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贪污，豪绅的横暴，从阴司到人间，给以怒骂和嘲讽，而目的则在揭发与抨击。钱玄同讲：“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故玄同以为就作意而言，此书尚有可取处。”（寄某君书）这种情形，在前边已经论到。至于写人情物态，更是细腻委曲，对现实生活体验不深者，决写不出。但作者对作品中人物总想使善者得福，恶者罹祸。故总是婉转曲折，鬼神变幻，使读者的愿望得到满足而后止。好像因果昭彰，报应不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样子。这样一种世界观就使得作者的现实主义有了限制。在消极作用方面，使人对不满的现实，消失了仇恨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这对读者是麻醉剂，使这些人幻想等待，而忘掉积极地用自己力量来变革现实。
　　在体裁上，《聊斋》一书可以说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大成。中国古代的小说，可以分为文言、白话两类。宋以来的话本、章回，属于白话，无须多谈。专就文言来说，先秦有神话传说，汉人有野史，六朝有志怪，唐宋有传奇、笔记、杂俎之类。而《聊斋》一书，几乎是无体不备。但基本上，则是以传奇志怪为主，而附之以笔记杂俎。正如鲁迅先生《小说史略》中所说的：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由于作者基本上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而里边所写的人物，不少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但我们要了解作者的时代是封建社会，而他的出身又是地主，因而他所塑造的典型，都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即如席方平，乃是孝子的典型。作者很着重的来写这个人物的特点。他的孝，不同一般人的孝，乃是具有倔强的精神，富有斗争性，为他父亲报仇雪恨的孝。他父亲因与富人羊氏有仇，羊氏死后，就贿赂阴司的人，来打他父亲，终于要了他父亲的命。他因此不食而死，到冥间向城隍控诉。但城隍因受了贿，给他受尽了种种酷刑，用火床烙他，用锯锯他。但他丝毫不为所屈，继续向上申诉，终于报了仇，雪了恨。篇中写鬼隶送他投生的时候，骂他道：“奸滑贼，频频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他马上睁大了眼睛，喝叱他们道：“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挞楚，请反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温语劝回”。写这个人物的性格多么生动逼真。其余侠客的典型有田七郎，孝友的典型有张诚、曾于友，孝妇的典型有珊瑚，悍妇的典型有江城。总之，《聊斋》中的典型人物，都是封建社会中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其中的正面人物，可以说都是封建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从这里，益发证明了马林科夫同志所讲的“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蒲松龄在写人物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能掌握人物性格的特点，突出的给以刻画，而且始终一贯地抓着他这种特点，一点也不放松，所以才能给读者一个极其生动而又鲜明的印象。像《阿宝》中的孙子楚，自始至终都在写他性格的迂讷，看来似乎有点傻里傻气，而实际乃是一个严肃、认真、非常深于情的人，因之终于感动了阿宝，和他结了婚。又如婴宁，写她的娇憨的性格，特别是写她同她的表哥在花园中的对话，后来竟把他表哥说的“夜共枕席”的话，都告诉了她的母亲的一段，突出地表现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性格来。《聊斋》中对人物的刻画，像这类例子很多，就无须多举了。
　　作者在创作上另一特点，就是他的概括能力非常的强。光就叙事来说，典型的例子就是《恒娘》。里边写恒娘教导朱氏，在他丈夫前怎样同二房争宠，怎样的容身固位。故事从她俩认识起，直到她们分别止，中间叙述故事的发展，也就是朱氏听从恒娘的指示，逐步实行的过程，仅仅只用千把字，而关键部分，也才用四百多字，但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具体，一点也不概念化，这就不能不叹作者概括能力之强了。就因为概括能力强，因之就构成了这部作品精警简练的风格。
　　不过虽然简练，但内容一点也不单调，同时意味也决不淡薄。原因在于作者除表现出故事中的关键性的事件之外，并且非常注意于生活细节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决不是随便乱写，乃是有目的地借这些细节制造作品中的必要气氛，突出人物的性格，并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真实性。即如《婴宁》篇的开端：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慧，十四入泮。母最爱之，寻常不令游郊野。聘萧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有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数武，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
　　这里边有些细节的描述，完全为下文作引线。即如“生乘兴独遨”“笑容可掬”一直到“怏怏遂返”这里边有多少动作，多少思想变化。只有这样描述，下边故事的开展，才觉得有根源，一点也不显着突兀。又如《阿宝》篇：
　　“会值清明，俗于是日妇女出游。轻薄少年亦结队随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强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观可人否？’生亦知其戏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见其人，忻然随众物色之。遥见有女憩树下，恶少年环如墙堵。众曰：'此必阿宝也。’趋之，果宝。审谛之，娟丽无双。少顷，人益稠。女起，遽去。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生独默然。”
　　这借一般地主子弟的轻佻行为，来衬托出孙子楚的诚笃老实。又如《阿绣》篇：
　　“海州刘子固，十五岁时至盖省其舅，见杂货肆中一女子，姣丽无双，心爱好之。潜至其肆，托言买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刘意沮，故折阅之而退。遥觑其父他往，又趋之。女将觅父，刘止之曰：'无须，但言其价，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刘不忍争，脱贯迳去。明日复往，又如之。行数武，女追呼曰：'反来！适伪言耳，价奢过当’。因以半价返之。刘益感其诚，蹈隙辄往，由是日熟。┅┅临行所市物，女以纸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黏之。刘怀归，不敢复动，恐乱其舌痕。积半月，为仆所窥，隐与舅力要之归。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类，密置一箧，无人时，辄阖户自检一过，触类凝思。”
　　这一段也有不少细节，但作者抓着它们一丝不漏的加以描述，把这个青年爱恋杂货店老板的小姐心情，生动细致地刻画了出来，因之才让读者感到具体、生动、真实。
　　《聊斋》的另一特点，就是想像丰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恐怕除《西游记》而外，没有能够与它相比的了。从神仙鬼怪到木魅、花妖，从天界到地狱，从中国到海外，从往古到来今，几乎没有不在他所想像的范围以内。而且变化突兀，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忽然而天上，忽然而人间。忽然而福贵利达，妻妾满前，又忽然而穷困潦倒，孑然一身。但不论其如何奇幻，使你总觉得亲切，有现实味。鲁迅先生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最后《聊斋》在表现现实上特别值得我们称述的，乃是讽刺的手法。他把现实中一般人已经认为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事态，和盘托出，使读者看过后，不禁憬然于心。即如讽刺书生的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而终于碰上了钉子的，有《仙人岛》。讽刺世人趋炎附势争着当有钱有势的人的干儿子，干孙子的，有《金和尚》。讽刺世态炎凉，对一个人潦倒的时候给以鄙视和嘲讽，恨不得一下子把他踩到脚底下。一旦飞黄腾达了，就马上转过来巴结奉迎，只怕捧不到天上去的有《胡四娘》。讽刺一般达官贵人到处好夸耀势位的，有《颠道人》。讽刺社会上谄上媚上的风气的，有《夏雪》。现在举例于下：
　　“颠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会重阳，有邑贵载酒登临，舆盖而往，宴毕过寺，则道士赤足著破衲，自张黄盖，作警跸声而出，意近玩弄。邑贵惭怒，挥仆辈逐骂之。道人骂而却走，逐急弃盖，共毁裂之，片片化为鹰隼，四散群飞，众始骇。┅┅”（《颠道人》）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百姓惶骇，共祷请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
　　'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也。’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夏雪》）。
　　《聊斋》的语言是继承了唐人传奇的传统，用的是古文。但试把它同唐人传奇比较一下，就会觉得他们中间是不大相同的。唐人传奇，一般说在描写人情物态，已经达到了曲折尽情的地步，像《任氏传》、《李娃传》、《莺莺传》之类。但我们觉得文字上还不免有点过于典雅，因而在表现上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聊斋》在这方面，似乎较唐人向前跨进了一步，并不立意去追求典雅。他在语言上有这三种特点：一是引用古人现成的语句，或者略加改动。用三百篇的如“但梦无吪”（《念秧》），用《左传》的如“坏寝门而入”（《画皮》），用杜诗句的如“妾身未分明”（《侠女》），用韩文的如“粉白黛绿者”（《长清僧》），用《西厢》词句的，如“影里情郎，画中爱宠”（《凤仙》）。其次是把口语译成了文言，如：“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江城》）。实际就是口语中“反脸不认人”一语的译文。又如“具有口鼻，岂有触香臭而不知者”（《珊瑚》）。也就是口语中“长有鼻子嘴，难道连香臭都辨不出”的译文。又如“小郎君焚好香也”（《翩翩》）。又是“烧好香啦”的译文。第三是有些对话，作者为保持它原来的神情，干脆把口语放了进去，如《辛十四娘》篇：
　　“妪理其鬓发，捻其耳环曰：'十四娘！近来闺中作么生？’女低应曰：'闲来只挑绣。’”
　　又如《邵女》篇：
　　“忽有贾媪者，以货珠过柴。柴告所愿，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诚意，其成与否，所勿责也。万一可图，千金不惜。媪利其有，诺之。登门故与邵妻絮语，睹女惊赞曰：
　　'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姊妹，何足数得！’又问：'婿家阿谁？’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邵妻叹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读书种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选，十无一当，不解是何意向。’媪曰：
　　'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其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 第一例完全是白话，第二例在对话上基本是白话，只不过把口语中的某些虚词译成文言罢了。因之能保有原来对话人的意态神情。作者是熟悉群众语言，而且是最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从事创作的作家，试一读他所写的各种俗曲，就知道了。在这里，说明了作者在创作上的矛盾。就是他写这些短篇是传奇体，而不是话本体，所以不能不用文言。但内容是现实社会的人物事态，为了更真实地传述人物的神情，表现人物的身分和个性，就不能不设法保持人物口语的自然。但是为文体所限，又不能用白话。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就冲破了传统的古文的樊篱，把口语稍加文饰，放置篇中，因而就不像唐人传奇那样典雅。这虽为过去人所诟病，但在今天看来，正说明了作者的大胆与创造，使中国古文在叙事言情上，向前更发展了一步。作为文言文的传奇小说，竟能够风行数百年，为广大读者所爱好，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当然蒲松龄没有用口语来写这些短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否则，他的成就与贡献当不止于此。
　　最后谈一谈《聊斋》在写作上的渊源和影响，就渊源而论，它在内容、结构、以及语言都直接继承了唐宋人的传奇，但同时受有《左》、《国》、《史记》韩柳文的影响也很大。就传奇说，蒲松龄大抵本着唐宋人的写作精神，而又加以发展。即如狐狸幻化，而且品质过人，沈既济的《任氏传》，实开其端。《聊斋》因之，加以推广，不只写狐，进一步写木魅花妖的幻化，在品质上也往往有过人之处。此外又如仿沈既济的《枕中记》，而作《续黄粱》；仿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而作《莲花公主》；仿白行简《三梦记》，而作《凤阳士人》；仿李朝威的《柳毅传》，而作《织成》。至于《左》、《国》、《史记》，本是中国记叙文的典范之作，汉以后的散文作家，很少不受它们影响的，特别是《史记》的影响更大。《聊斋》中叙述鬼怪，受《左传》影响非常显明，至于传述人物特别是侠客义士，又多仿《史记》。至每篇末缀以“异氏史曰”云云，写出个人对这篇人物故事的看法和态度，而予以赞扬或抨击，这又是本于《左传》的“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 的笔法。至于民间文学的传统，《聊斋》也一样的是加以继承了的。它之受过去平话和章回小说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说，单就里边四百多篇的故事而论，就有不少是流行于民间的神话、历史传说和人情故事。作者收罗了这些东西，进行了加工，因而才那样的丰富多采。所以《聊斋》可以说是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集中会合后的产物。当然作者并不是纯客观地复述这些故事，乃是有意地借这些故事来宣泄个人对现实不满的抑郁不平之气，当然有些也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对现实的不满。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实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从文人创作到民间创作）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扬了的。就其思想与艺术而论，比诸唐宋人传奇，而不愧为“出蓝”之作！
　　再就影响来说，聊斋流行后，直接模仿它的，有沈凤起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以及王韬的《淞隐漫录》。但每况愈下，不像《聊斋》能为多数读者所喜爱了。另外一些著名的章回小说，也都多少受有它的影响，即如《红楼梦》写儿女之情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在这方面《聊斋》也很擅长。因而《红楼梦》中某些描写，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是脱胎于此书。即如六十四回贾琏向尤二姐挑情的一段，和《聊斋》中《王桂庵》篇写桂庵与舟中女子挑情一段极其相似。（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 510 页）另外第十二回写道人给贾瑞一个风月宝鉴一段，和《聊斋·凤仙》篇写凤仙给她丈夫一面镜子一段又极近似。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抄袭了《聊斋》，而是说明古代的大作家如何向前人学习，而加以发展变化。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镜花缘》中对海外各种国度的想像，不成问题，都受有《聊斋》的启发。特别是清末林琴南，更是学习了《聊斋》的写法，用文言文翻译了百部以上的外国小说，所以就中国小说的发展来看，《聊斋》实起着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
　　（四）根据以上所述，聊斋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就是几百年来它之所以能为广大的读者所爱好的原因，主要的有三点。
　　（1）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尽管内容写了不少的神怪鬼狐，但他们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古人说过：“画鬼易，画犬马难”。但能把鬼怪完全人化，使读者看来不觉其为鬼怪，这是不容易的。必须作者熟悉生活、熟悉人情物态，才能达到这个地步。蒲松龄只不过通过鬼怪来反映现实生活，因而使读者感觉到真实。（2）作者反映现实，不是客观的描写而是有所爱憎于其间的。它揭发了现实中的丑恶，同时也歌颂了现实中的光明。他抨击了一些人，同时表扬了一些人。他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取人生。但他对他所不满、所痛恶的，则以喜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语气出之。就当时的社会来说，他的爱憎还是接近广大人民的爱憎的。他的话，好像是大家想说而没说出，或者已经说出，而没写出的话，因而使读者有着同感。（3）作品中对于我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趣味、宗教信仰的描写，非常广泛而细致。譬如里边写清明节妇女的出游、端午节龙舟的竞赛、重阳节的载酒登高，以及招魂跳神的风习，虽然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但在今天看来仍觉得很亲切。
　　当然，《聊斋》的缺点也是很多的，前边虽然已提到一些，但并不全面。但是在我国 17 世纪就已出现了这样天才的短篇小说家，比诸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要早两个世纪。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原载《新建设》1954 年第 11 期）

5.任访秋：《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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