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声海内的泰兴襟江书院

三    坔    夜   话

一方水土有一方文

这里是《三坔夜话》，李老师斯时乡轩临窗，于此跟你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点情碰心，说故事，聊语文，话庄道巷，谈古论今，......

泰兴人杰地灵，乃不凡之地，固然与其襟江带海的独特的地理成因及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而要说其风华，却是与书院世族密不可分的。故有人说，延令（泰兴）之风华，尽在书院世族。笔者于此说似表赞同，因而曾撰文对泰兴八大望族（张氏、朱氏、季氏、戴氏、王氏、何氏、封氏、杨氏）多有介绍，尤于科举世家张氏三凤堂家族介绍颇多。今日所叙，则为书院，且专述蜚声海内的泰兴襟江书院。

清代咸丰十年（1861年），浙江籍泰兴知县金以诚在泰兴县衙东南侧，创办了一所“规制齐备”的新学府——襟江书院。襟江书院位于江苏省泰兴中学原校址内内。光绪《泰兴县志》记载，宋咸淳年间在泰兴建马洲书院，明天启中建凝秀书院，清乾隆时建延令书院，至咸丰初或毁或破，均名存实亡。咸丰八年，金以诚为培养“纯儒”及“名宦”，以“忠信济世”，而倡建襟江书院，从咸丰十年春三月至十一年六月，书院建成。其名取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襟三江而带五湖”，由此曰“襟江书院”。金以诚亲撰《襟江书院记》，由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书写，并刻于石碑。书院聘进士、举人等担任讲习，内容以儒学为主。每年的县试也均在此举行。1901年，推崇新学的新知县龙璋将襟江书院改为泰兴县学堂。翌年又改为泰兴县第一高等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他添置校舍、仪器，还在校内建起两丈多高的观象台，开设日文、英文等新科目，请外籍教师执教。学校讲堂书有一联：教者所忧误人子弟，学生之责兴我国家。另悬一匾：自强不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朱东润、世界著名水利学家郑肇经等杰出人才都曾在此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

根据现有石碑记载，襟江书院亦为泰兴本地及附近几个县的举人，秀才考前备考的地方。在1985年之前头门仪门及举人秀才科读的两厢尚保存完好。1985年下，西厢近讲堂西段拆去和东厢长短不齐很不对称，后仪门东厢也相继拆去头门依原状向后移位。原来襟江书院仪门内东侧是一条长的走廊，壁上石刻有《襟江书院》四个大字，讲堂内墙共嵌有何绍基书写的《襟江书院记》石刻12块，继后是书法家王澍五体十种字《千字文》石刻58块。

襟江书院内藏有一批珍贵的石刻与木刻，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物价值，为世人所重视。讲堂木刻匾上书刻“讲堂”二字，原系清末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书写，惜破四旧时被砸，然尚有照片留存。1985年当代著名书法家、传记文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泰兴朱东润教授90岁时，为庆祝省泰兴中学建校60周年亦书“讲堂”二字，现悬挂讲堂之内。倡建书院者泰兴知县金以诚立的襟江书院院额院名石刻后又拓石制作“襟江书院”木匾，置于大门楣以增书院壮观。

《捐赠延令书院碑记》所录刻乃清道光九年（1829年）泰兴知县李震，因书院“士林日茂，膏火日增”倡议为书院捐资之情。李捐资 200千文，又有50余人捐资30千至200千文不等，总计3790千文。碑由李震撰文，徐兆鼎书，捐赠者姓名刻在碑中。延令书院停办后，碑被收藏进襟江书院。《公车经费记》碑所述，则为 清道光至光绪间，泰兴文人中举后，赴京参加会试所用公车及经费由地方筹措，带有集资性质之事。碑载“经理章程”十条，记其筹资管理办法，称捐钱300千文，存典生息，年息360千文，上缴县库，任何公事不得挪用此项费用，严格专款专用。费用归襟江书院董事管理。“公车经费记”碑由泰兴县知县陈谟所立，对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末期有关情况有较高价值。

《千字文》碑乃王澍以五体字所书。王澍，字虚舟，康熙进士，江苏金坛人，书法家。雍正四年（1726年）夏，王途经邗江，友人汪竹庐约请他书写篆、楷、隶、行、草五体《千字文》，并为之勒石。王用两年时间，倾注大量心血，始成其事。五种字体，每种一临古人，一自独运，实际上形成五体十种《千字文》。“每作一字，不敢以轻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笔。”为古今《千字文》独开生面。雍正六年冬全文写成后，王又在前作序一篇；在每种文后写跋十篇，其中篆书三篇，楷书三篇，隶书二篇，行书与草书各一篇。全碑勒石58块，称《虚舟千字十种》石刻。一百多年后，泰兴何润第在扬州郊外意外地发现《虚舟千字十种》石刻。何知其是书法瑰宝，从扬州载运泰兴，嵌立于襟江书院廊壁间。何又加写跋一篇，时为同治六年（1867年）。《虚舟千字文十种》既是书法佳品，又是蒙学读本，尤为珍贵。

那时，凡来泰兴的书法爱好者，总得拓迹保存。据说，1987年有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出售全套石本，价值80元以上，犹相竞购。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石刻曾毁去不少，在一些石碑被移去作厕所隔墙时，有识之士则涂满石灰掩盖，现泰中已基本搜集，而另建碑廊陈设。遗憾的是书院在两对厢中曾夹有一青条石径穿过一古式飞檐的《起凤亭》，不知解放后何时拆去，这一名家手迹的《起凤亭》匾额亦不知去向。还有两对厢尽头，是条石平台，三面环以石甃，面南三间则为敞开的讲堂，而正面落款左文襄公书写的篆体《讲堂》的匾格也不知何处去了。所幸讲堂北面内壁中嵌有的润州（镇江）府知府金以诚撰，四川学台何绍基书的《襟江书院记》石刻及王澍以五体所书的《千字文》等石刻，保存完好至今。199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将《襟江书院记》石刻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书法大辞典》上收录有《襟江书院记》石刻。这些碑刻，均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物价值，为世人所重视。

话题回到襟江书院本身。1899年，戊戌政变后，废科举兴学校时，襟江书院改设为“泰兴高级学堂”（即襟江小学前身），宣统元年（1909年），又在东南拐角处辟建“泰兴中学堂”仅一年，由于经费不足而停办。1925年10月，泰兴士绅倡议建立“泰兴县初级中学”（即泰中前身），张孝箴任校长，刘伯厚老先生在内任教，校舍仍以原泰兴中学堂的旧址。到“倒张”学生运动后，校长为林蔚岑。这时，“林系”一班同学如杨元毅等，均入校任教，给泰兴县中赢得无上的声誉和威望，是“县中”鼎盛时期。抗日战争发生后，日寇于1940年1月16日侵入泰兴，泰兴县中迁往樊家堡，因经费不足，不久即停办。 在敌伪时期原址仍为襟江小学，一部分为“泰兴县中”，伪县长陈汉南又增设“泰兴县乡村师范”，自任校长。抗日胜利后，泰兴政教界人士为与泰州争“江苏省立高中”失败后，省教厅为协调矛盾，将国立徐州师范迁泰改为“江苏省立泰兴师范”于1947年首届招生，襟江书院旧址全为“省师”校舍。原襟江小学迁城隍庙，原泰兴县中迁香花桥敌伪期间的延令中学（解放后，一度为工农兵小学、泰兴镇中心小学）。

在过去，襟江书院作为本县及附近几个县的举人、秀才考前补习备考学校时，主管教育的人，学子也称其为“老师”。除了授“制”（指八股文）外兼带《阴德经》的说教，口号是“苦读秀才阴德举”，甚至后来衍生出秀才不但要“苦读”，且也要积阴德，其目的无非是劝人为善，且又可作为落第秀才举人们的“遁词”，归结于“没有阴德”，由此而传出考场中发生“报恩报怨”的故事。
      相传， 泰兴某处有一秀才叫郑甲，有学问，只是恃才傲物。距其所居约一二里有个周乙，也是一个秀才，平心而论他这个秀才是通过亲谊关系得来的。自然，郑甲很瞧不起周乙的，见着便争论不休，不是碍着秀才的身份，或动刀动枪也打过了。每次结果都是周乙吃亏，因为周乙毕竟学问不如郑，只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夜里，忽然起大风，且又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周乙便怀着引火工具，摸到后庄郑家去放火。过去村庄一般没有围墙，他见郑家窗内射出灯光，并传出婴儿的哭声，心下知道是郑新婚一年多的妻子生产。接着他听得郑老婆虚脱晕过去急需医生抢救之情，悉知郑又不在家，郑母急得没法。周乙此时忽然良心发现，觉得自己与郑本无深仇大恨，应当救人要紧。于是即飞快奔向严医生家去。严医生听得，急命学生背起药箱，点着灯笼，赶往郑家。
    秋闱后，由于周乙积了这件阴德，却中了举人，同时郑甲也由于祖上积德，亦中了举人，只是榜上名次反而落后于周。 郑甲到家，母亲就催促他再忙也得首先去谢严医生和那接生的邻家妇女。因此，他就央人担着礼往严医生家，亲自登门致谢。

严医生谢绝不得便收过礼。郑又说：“谢过你，我还要去谢吴兰英呢，不是你们两个人怎有我家大小平安你呢？”严医生听得，弄得莫明其妙，即问：“哪个吴兰英？”郑回：“就是东庄那个接生的妇女。若不是她及时叫她丈夫来请你，岂不是误了大事？”严医生闻言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其学医的孩子说：“你搞错了，不是她丈夫，她丈夫我认得。”严医生这才明白过来，忙说：“是前庄的周乙来的，我还以为你母亲央他来的。”郑甲不信，连连摇头，立即回身去问接生的妇女，得知不是她央人去的后，即赶回家与母亲说明，然后换上青衣小帽，怀着负荆请罪之诚意，直奔前庄周乙家而去。郑甲来到到周家周，也不顾其有好友在场，便朝周乙双膝一跪；周吓了一跳，忙立起身退后几步问：“年兄有什么事，请起来说。”郑即道：“我是一个畜生，你对我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反而于你相轻相仇，如不是你请严医生到我家，我妻子命休矣！”周乙一听，反而诚惶诚恐起来，赶忙搀起郑甲坐下，却不好意思说自己本去放火的。只是此后，两个人遂成莫逆之交。

这个故事出自《光绪县志》。这样的秀才赖以阴德而中举的故事还有好些，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这些故事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襟江书院的办学宗旨。的确，襟江书院的“名臣纯儒”的办学目标与“忠信济世”的办学理念，一直如清泉流涌，赓续百年而未竭，从而成为泰兴中学代代承传、割舍不断的文化血脉。虽然，泰兴中学现在已经搬走了，但泰兴中学的文脉之源仍在襟江书院。新泰中东侧，有一座大型石刻，非常引人注目。其上，刻有泰兴籍著名书法家陈仲明书写的“脉衍襟江”四个大字。这是有着157年历史的襟江书院的教育和文化一脉传衍的标志之石，上面的文字，把泰兴中学主体融入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沿革，更看到了文化与教育脉络的传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