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可闲 非常闲

公务人员冗余,古来如此。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官肥民瘦,官多国贫。龙多不治水,官多不做事,《汉书·朱云传》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论衡·量知篇》云:“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食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官多民必赋重,自是苦不堪言。宋太祖于开宝年间便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要求各地“以户口为率, 差减其员”。
民初,许寿裳荐鲁迅至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后,教育部迁北京。朱正《鲁迅传》云:“教育部是个很空闲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
天上掉馅饼时,地下必有陷阱,鲁迅并未满足于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式的状态,而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之余,自己找到了乐子。在南京的几个月里,鲁迅的工作是搜求图书,筹建“中央图书馆”。初到北京,干劲也足,参加临时教育会议,编造部门年度预算,兼职授课,主讲夏期美术课,还曾受命参与设计国徽。此间,委任教育部佥事。“佥事”非官名,乃官阶,这一职位无非抄抄写写,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当是“已申上司”。
此后发生了一些使之不愉快之事,热情为之消减,遂真正消闲下来。据周作人《补树书屋旧事》载:“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的两次,琉璃厂去玩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时候起床,吃过茶座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不记得了,那里的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牌,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此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其间,整理碑帖,考证过《南齐吕超墓志跋》,伏案校书,训诂过《嵇康集》。
“闲居无事可评论,一炷清香自得闻。睡起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鲁迅真的便走向了“评论”之路。1925年,“三·一八”惨案后,烟风烟雨,云海涌动,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猛烈抨击当局。为此,上了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四处避难。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离京,十四年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遂开始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
公务人员之闲,冗余是其一,无事不扰民也其一。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即为养生息;居敬行简,以临其民,便是不扰民。曲槛栽花,清香读书,方池浸月,设几鼓琴,此闲又何妨,毕竟俸禄之废,较之扰民之废要轻。如此,闲可闲,非常闲,是为正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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