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域外写作的一封信

作者：宋　琳字体：【大 中 小】余禺：自从1991年11月来到巴黎后，我的写作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域外写作的可能性与生存的严峻一道突显在我的面前。国内时期无论怎样想象，都难以实际了解流亡状态。作为中国诗人，可能在写作时还有文化差异的负担，比起俄罗斯或东欧流亡诗人，我们的困难也许更多，体验也许更复杂。至少在宗教层面上，我们普遍未经历过洗礼，因而内心也更孤独。对我自己来说，除了空间的置换，主要的压力则来自语言。流寓生活的孤独感甚至会导致失语。在寄给你的散文诗《保罗·策兰在赛内》中我写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失语，一个人在外邦。”策兰的自杀是一个谜，据说他是从蜜拉波桥上跳入塞纳河的，而这座桥因阿波里奈尔的同名诗早就为我们所熟悉。策兰的犹太身份当然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后来我读到荷尔德林的《漠涅默辛涅》，发现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我们没有痛苦，身处异域他乡 / 我们几乎失去了语言”。你知道，荷尔德林漫游过波尔多，歌咏过法国境内的众多河流。漫游的诗人是母语的携带者，失去语言之后又能做什么?当母语在非本土语境内沦为“没有意义的符号”，你能体验到的孤独是双倍的，因为这必定也是母亲的孤独。我经常自问，域外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个人来说，或许意义就包含在此一追问中。如果承受不住异域生活的孤独，写作毫无疑问将蹈入虚无。奇怪的是，孤独也滋养了那种纯粹是为了克服失语症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确首先成为治疗或自救的行动。然而，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一批离开中国的诗人，必然要去承受一种写作的天命，自觉地建立起一种与本土和传统的对话。我很赞成你将我寄回的诗当作家书来读。家书的特点是私人性，在“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基督重临》)的时代，诗歌也愈加带有私人性，或者说愈加个人化了，这意味着愈加注重个人感受。私人性在集权制下是不被允许的，对它的捍卫使几代人付出了代价。如今，诗歌成了个人心灵记事的一种样式。从这一点上看，巴黎为我提供的写作场域是别处无法替代的。这是波德莱尔、里尔克、本雅明的城市，是超现实主义者和游手好闲者的乐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巴黎的灵魂乃是游憩。这座有着太多历史沉积和秘密的城市，同时又以其空间的暧昧诱惑到处都向你敞开着。奥斯曼的大街连着革命者的小巷、星形广场、缓坡与高地、临街式或穿街式拱廊、公园、百科全书式的哥特教堂、名人咖啡馆、同性恋俱乐部、明月之夜的三十六桥、作为一千零一座博物馆的火车站、墓园那城中之城、潜意识般的地铁网、浩如烟海的图片与卷帙……足以构成一座埃舍尔式的巨大迷宫。它的仿佛是由某个匿名上帝设计出的整体布局可以用“毫厘不爽”这个成语来形容，相同高度和立面的建筑在视野中延伸开去，堂皇富丽，气派非凡，同时又虚幻得不知其涯际。每一步都不会走失，每一步都是彷徨。但是，大自然并没有因此被隔绝在外，城市内部可供游憩之地所在都有。初抵这座城市时我常常身上带着《马尔泰手记》出门去，希望像马尔泰一样学会观看。这里我想套用一句本雅明的话：“巴黎教会了我观看的艺术。”(他的原话是：巴黎教会了我迷路的艺术。)但处理巴黎题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座城市你必须与它面对，才能处理它，而你必须在内心拥有一个高地，才能与它面对。波德莱尔正是蒙马特高地上俯瞰巴黎时，发现这座忧郁的城市，“到处是监狱、炼狱、地狱 / 是一片片医院、妓院。”(《巴黎的忧郁》)，也许我们可以说，波德莱尔是天才的现代地狱的发明者。他需要一座地狱，以实现其美学的统治，他严词批评某种市侩的审美是“作为暴发户特征的坏趣味的征象。”(埃德加·波，他的生活与作品)，众所周知，现代城市感性在诗歌中的建立最早得力于波德莱尔，他的反叛，主要是针对坏趣味的，在这一方面，我从他那里得益非浅。早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带有实验特征的“城市诗”时期，我和几个年轻的同道就曾尝试不迎合公众胃口的非崇高写作，致力于恢复感官的平等。那时的诗，形式上颇接近超现实主义，精神实质与波德莱尔相通。然而，对我来说，巴黎与上海的差异不仅在于城市地理，更在于其作用于写作的文化参照，简言之，一个异乡人的巴黎是与波德莱尔的巴黎有所不同的，波德莱尔与巴黎的关系是邪恶的，他将之比喻成娼妇；异乡人或许更易感觉到暧昧，因此我与巴黎的关系就不那么确定，她是这样一位女性：兼有姐妹、情人、妓女、圣徒的多重角色，说她像一个妖精可能更恰当些。温柔、傲慢、神秘、诱惑，永远不让你太接近，总是与你若即若离。寓居国外的当代诗人之“旅思”也具有多重性，一方面是置身于陌生场域的震惊经验需要对象化，另一方面是时时存在的文化身份的提醒，不可能不感受到差异的巨大张力。西周亡后，一位行役的周大夫，见旧时宗庙宫阙至今皆成为禾黍之地，触景伤怀，写下了《黍离》这首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面对的是王朝的废墟，因此悲从中来。然而，我们这一代恰恰就是从废墟上成长起来的，除了文字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遗产，或者说，时代剥夺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遗产。出走的我们从古代诗人那里只承继了下一个行迈的形象，身体越界之后精神依旧移动于某个边界地带，济慈所言“远远地在人类中”即此一存在状态。与往昔生活的猝然阻断，文化场域的置换，使我们面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境况，来自生存的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使我们的勇气和耐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写作，就是在心中呼唤着“作为内在凝思和经验保存”的记忆王国(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的降临，作为此呼唤的应答，记忆女神摇身成为我们的保护神，道路之神经常给予我们引导。在我断断续续写出的域外诗篇中，与巴黎的场景有关的至少有十首以上。其中《雪中的探戈》、《漂泊状态的隐喻》、《公园里的椅子》、《明信片上的雪》等，你一定都能看出忧伤的基调。《给臧棣的赠答诗》我自己并不太喜欢，但它传达了一种作客的悲愁，一种矛盾自责的心理状态，记录下我在巴黎散步(此诗原名《当我漫步巴黎街头》)时炼狱般的复杂体验，虽然我本希望写得轻松一些，到头来还是如此沉郁。组诗《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经过较大幅度的改写，成为《多棱镜，巴黎》的雏形。后者形式上做了一些让步，主题则更复杂些，或许更能满足沉思所需要的容量。这里是巴黎；这里河上泊着游艇我坐着，跟一个隐身人交谈柱子，柱子，无限地增殖突然，那头颅陷入石头的沉默域外的写作就仿佛在跟隐身人交谈，那个隐身人是多重声音的替身，既是异质的，又是同源的。重要的不是弄清楚他是谁，而是把已经开始的交谈继续下去。最近在接受《中国诗人》杂志采访时，我被问及惭愧，我想惭愧乃是流寓生活的心理写照，或许还有谦卑，不是低三下四谦卑，而是儒行或基督教意义上的谦卑。接触到欧洲的古老心智及其物质载体的辉煌，联想到发生在中国的正在进行的文化破坏，我想毁宗庙之事重演的当代忧虑并非虚构。我在巴黎生活过，也去过一些地方，写作，如果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本着寻找万物间隐秘联系的真诚，我没有理由不心怀感激。以上想法不知当否?请赐教。愚弟：宋琳2004.7.19于巴黎中学生读书网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