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爱因斯坦
经由大学训练以及毕生的对话①而培养的哲学思考习惯，对爱因斯坦研究物理的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今，无论是在物理学家的培养还是在物理学研究方面，都很少明显地涉及到科学的哲学。学生们学到的那一点点哲学的东西通常是偶然地通过知识的渗透获得的。他们从报告厅、实验室以及与导师的协作中获得一些想法和观点，但对哲学思想的仔细思考却很少，当然更缺乏系统的指导。
更糟糕的是，公然沉迷于科学的哲学经常会被社会视作愚蠢的行为。客观地说，确有一些物理学家进行哲学的思考，但明确地循着哲学的途径研究物理的例子却极罕见。从前可不是这样。
“独立的判断”
1944年12月桑顿（Robert A.Thornton）得到了一份在波多黎各大学教物理的新工作。他刚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在那里他师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格尔（Herbert Feigl），完成了题为“测量、概念形成以及简单性原理：一项关于逻辑和物理方法论的研究”的博士论文。为了将科学哲学融入到他在物理入门课程的教学中，桑顿写信给爱因斯坦，请他帮忙说服自己的同事们接受这一革新。爱因斯坦回信说：
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历史、科学哲学以及方法论的重要性和教学价值的看法。目前很多人，甚至职业科学家，在我看来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多数科学家都带有其自身所处时代固有的偏见，而对历史和哲学背景的了解能使他们得以从这些偏见中独立出来。我认为，由哲学见识产生的这种独立性是区别一个纯粹的工匠或者专家与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②
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仅仅出于（对来信者的）礼貌；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将近三十年中，他一直在表达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爱因斯坦自身站在20世纪初物理革命的前沿所获得的经验：哲学思考的习惯让他成为更好的物理学家。
回复桑顿几年之后，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一书中写道：“认识论和科学之间的互反关系是显著的。它们互相依赖。脱离了科学的认识论成为一副空架子；没有了认识论的科学可以想见地只能是原始和混乱的。”③
在1936年一篇题为《物理和实在》的文章中，他解释了为什么物理学家不能简单地服从哲学家而必须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
人们经常说做科学的人是糟糕的哲学家，这么说当然不是没有道理。那为什么物理学家将哲学探讨留给哲学家是不对的呢？这样做（指留给哲学家）在某个时期也许确实是对的，这个时候物理学家相信他可以支配的是一个由完好建立的、不被质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所组成的严格体系。
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物理学的基础仍然存在疑问，这样做就不合适了。处在目前这样的时期，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找一个更新更坚固的基石，物理学家不能简单地将对理论基础的严谨构思托付给哲学家，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并且更确切地感受到鞋子哪里磨脚。在寻找新基础的过程中，他必须尽量在脑子里弄清楚他所运用的概念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必要的。④
早在1916年刚刚完成他的广义相对论理论的时候，爱因斯坦就在致物理学家兼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的悼词里讨论过哲学与物理学的关系：
一个天赋适中的自然科学家是怎样开始关心方法论的呢？在他的专业里没有更具价值的工作要做了吗？这是我经常从许多同事们那里听到问起的，从更多的同事那里能感觉的，问题。但这种观点恕我不能苟同。
当我想到那些我在教学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学生是因为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而非仅仅是因为机敏才显得与众不同的时候，我确信他们对方法论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很高兴地开始讨论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而且通过对自己观点的顽强辩护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个主题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⑤
请注意，哲学对于物理的好处不是提供如马赫所拥护的形而下之经验主义那样的哲学教条的小细节， 而是“独立的判断能力”。爱因斯坦说，哲学思考的习惯可以激励人们对待普遍承认的观点具有批判的态度：
使事物条理化的概念一旦被证明有用，就很容易在我们心中取得权威地位，我们忘记了它们世俗的来源，而将之作为不变的、先验的信条而接受。于是它们被打上一些类似“思想的必需”或者“先验的信条”等等的烙印。科学前进的道路经常被这样一些错误在很长的时间内堵死。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熟练地分析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平凡概念，并且展示它们成立的理由和用处是依赖于具体的情形，以及它们各自是如何从经验的收获中成长起来的，就会发现这决不是一场无聊的游戏。这样一来，它们过度的权威性将被打破。
它们如果不能被恰当地合理化就将被剔除，或者因为与给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太过多余而必须修正，或者为一个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比较偏爱的新建体系所取代。⑥
在这里，爱因斯坦描述了一种马赫擅长的历史批判概念分析。这一分析模型是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理论以及许多其它革命性工作中的论点核心。⑦他是怎样成为这种的哲学物理学家的呢？阅读马赫是一条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早期的哲学认识
很早就开始并持久地关注哲学，严肃而且广泛，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是他那代人的典型。他16岁时就已经阅读了康德的三部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⑧]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学院学习的时候再次阅读了康德，并于1897年夏季学期在那里参加了斯塔德勒（August Stadler）关于康德的讲座。斯塔德勒是马尔堡[⑨]新康德学派运动的成员，这一运动致力于在康德的哲学框架里搞清当前科学中基础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⑩
也正是在大学中，连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附录与补遗》⑪（1851）一起，爱因斯坦第一次读到了马赫的《力学》（1883）和《热学原理》（1896）。
很有可能是同时，他第一次读到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73）、杜林（Eugen Dühring）的《力学原理史评》（1887）以及罗森伯格（Ferdinand Rosenberger）的《牛顿及其物理原理》（1895）。所有这些书籍对于世纪末在学问上雄心勃勃的物理系学生来说，都非常知名。
想一想，作为欧洲最主要的技术性大学之一的苏黎世工学院要求所有的物理系学生都必须选一门科学哲学的课程。虽然1896年马赫获得了维也纳大学首次设立的“归纳科学的哲学”教席，柏林大学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名下学物理的学生被灌输了大量的哲学，这样的明确要求并不是在所有优秀大学中都能见到。
尽管不是每所大学都有关于科学哲学课程的特别要求，苏黎世工学院的课程表告诉我们那儿要求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不应该只是略懂哲学。
爱因斯坦毕业后继续保持着对哲学的兴趣。大约1902年开始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时候，爱因斯坦和一些新朋友，索罗文（Maurice Solovine）和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组成了一个非正式、每周活动的讨论小组，并且夸张地命名为“奥林匹亚学园”⑫。多亏了索罗文，我们才能得知他们阅读的内容。⑬这里是一张部分的清单：
这些书籍当时通常都可以在许多聪明年轻的物理学家的书架上找到。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们阅读它们为了取乐或者是自我提升，这表现出在当时的科学氛围中，了解这些书籍以及书中的观点是很平常的。
在工学院和奥林匹亚学园时期播下的哲学种子很快就在爱因斯坦1905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以及许多其它的科学工作中结出了果实。但它们也产生了额外的收获，那就是使爱因斯坦本人成为了一位重要的科学哲学家。
与哲学家的关系
爱因斯坦受到的哲学教育使他研究物理的方式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他对科学哲学的兴趣更甚于此。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爱因斯坦已是发展科学哲学之使之自成学科的原则的积极分子。他在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与同时代许多重要的哲学家，主要是传统逻辑经验主义的创建者，之间私人的以及专业的关系。
爱因斯坦与著名科学哲学家的私交开始得很早，而且有些凑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也是苏黎世的一名物理学生。⑭虽然阿德勒在苏黎世大学学习，而不是工学院，他仍然和爱因斯坦成为了朋友。
1909年，爱因斯坦从伯尔尼搬回苏黎世，到苏黎世大学从事他的第一份学术工作，阿德勒也是该职位的最后一轮竞争对手。这使得他们的友谊重新开始。
那时，尤其是在1908年普朗克（Max Planck）针对马赫发表了题为“物理世界图像的统一性”的演讲掀起的批判热潮之后，阿德勒已经成为马赫经验主义的一位著名捍卫者。与马赫之间亲密的关系促使阿德勒在1908年将迪昂（Pierre Duhem）1906年刊行的极具影响力的《物理理论的目的与结构》⑮翻译成德文。
爱因斯坦从迪昂那里知道了“公理主义”⑯的一种解释。彭加勒（Henri Poincare），另一位著名的公理主义者，他的著名论断是几何学家将“光线的路径”当作“直线段”的公理性的定义使得欧氏几何免于遭受直观的、来自经验的驳斥，比如对三个山峰循着视线而作的三角化操作（triangulation），是因为凡是对欧式几何的简洁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都能够通过简单地改变直线的定义而拯救它。
迪昂的公理主义与彭加勒的有些不同。迪昂认为所谓“公理的”不是单独定义的选择，而是一个理论整体上的选择。对迪昂来说，从来就是整个理论，而不是单个的科学断言得到了检验。迪昂的“整体”公理主义思想深深地植入了爱因斯坦理论结构的成熟图像以及这些理论的检验方式中。
也是在1909年，爱因斯坦的名气使得他第一次见到了马赫。他们互相仰慕已久。当爱因斯坦1912年离开布拉格的日耳曼大学时，他推荐弗兰克（Philipp Frank）接替自己的职位。弗兰克是马赫的信徒，他后来成为所谓“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中的重要成员。众所周知的是弗兰克1947年为爱因斯坦作传。⑰
1914年爱因斯坦迁居至柏林，这进一步扩大了他与哲学家们交往的圈子。其中有一些属于新康德学派，例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他在1921年的著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中技术上十分细致和哲学上精巧地试图将相对论纳入康德哲学的框架。
而广义相对论则是对康德哲学的挑战，因为后者的一个著名的主张是欧氏几何是先验的真理，是我们组织对外部存在物的经验之必要形式。
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作为一战末期柏林学生的社会主义者领袖，继续维持着维也纳学派在柏林的前哨阵地，成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相对论的哲学基础最重要的阐释者，这体现在他1928年的著作《空间与时间的哲学》一书中。赖欣巴哈曾是爱因斯坦在柏林时的学生，他在物理学的哲学上的才能给爱因斯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保守的柏林哲学系拒绝给予赖欣巴哈一个固定位置时，于提交的教职申请时，爱因斯坦专门为他在相对自由的物理系创设了科学哲学的教席。
勿庸置疑，在柏林的岁月中，爱因斯坦结识的最重要的哲学新朋友是石里克（Moritz Schlick）。他是物理学家出身，1904年在普朗克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石里克1922年到维也纳接手曾由马赫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担任的科学哲学教授职位，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诞生以及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运动出现。
先于赖欣巴哈的工作，石里克1917年的单行本《当代物理中的空间与时间》作为对相对论的哲学教程而广为人知，而他1918年的著作《广义的知识理论》在科学哲学更广阔的领域内有着相当的影响。⑱
在石里克发表了一篇关于相对论的重大哲学意义的精巧文章之后，1915年与爱因斯坦通信，从而开始了彼此的友谊。在他们相知的头六年内，爱因斯坦对石里克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到1922年，两人的关系开始降温。
维也纳学派刺耳的形而下教条使爱因斯坦大为不快。这个学派将任何理论，如果其同经验的联系不能被足够清晰地证实的话，都看作形而上学而加以摒弃。爱因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反对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涉及到有关经验的解读和理论的检验之基本问题。
石里克、赖欣巴哈和爱因斯坦认为，经验主义物理哲学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新的经验主义使之能够抵御新康德学派对广义相对论的整体性的攻击。广义相对论对引入的具有变化曲率的杂化时空是对康德哲学最主要的挑战。
一些康德的捍卫者认为非欧的广义相对论是先验地错误的。更多的机敏且精于思考的思想家，例如卡西尔，认为康德将欧氏几何作为先验是错误的，不过，主张存在某种数学上弱一些的先验的空间形式，或许仅仅是拓扑形式，则是对的。
马赫的哲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不能指望认知者具有一个独立的认知角色。另一方面，石里克、赖欣巴哈和爱因斯坦赞同康德学派的人脑不是任由经验书写的空白石板的观点，认为认知包含了认知者提供的一些构建。
但是他们怎么能对康德哲学不做太多的让步赋予认知者一个主动的角色呢？毕竟，他们是经验主义者，相信支持广义相对论的理由最终是经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知有一个先验的结构，我们的论证在何种意义上是经验的呢？
石里克和赖欣巴哈最终的答案主要基于对庞加莱版公理主义的理解。他们认为认知者的贡献在于给出了一些定义，它们连接了基本理论术语（例如“直线段”）与经验或者物理的概念（例如“光线的路径”）。
但是，他们主张，一旦这些定义被公理所限定，所有其它断言是真理或是错误就唯一地被经验确定了。此外，因为我们只是自由地选择了定义，由不同选择带来的差异不会大于表述测量结果时用英制和米制单位造成的差异。
爱因斯坦也针对康德学派找到了一个经验主义者的回答，但他强烈地反对石里克和赖欣巴哈。首先，他跟迪昂一样，认为想要仅仅根据原则来区分不同种类的科学命题是不可能的。有一些命题与定义有相同的功效，可是为什么任何一个这样的命题必须被看作是命题？对此无法给出清晰的哲学理由。一个理论家的定义在另一个理论家看来也许则是综合的、经验的论断。
像哲学家惯用的那样，“综合”，与分析不同，它表示的论断超出了所用术语本身的意义。相反，一个分析的论断是一个真实性仅仅依赖于含义或者定义的论断。经验主义者的一个中心原则是，不存在综合的先验真理。
爱因斯坦反对石里克和赖欣巴哈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担心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哲学使科学变得太像工程了。经验主义者的图像所缺失的恰恰是爱因斯坦认为对创造性的理论物理最重要的东西，即人类智慧的“自由发明”。这并不是说理论家们可以任意地拼凑图像，理论化要受到必须同经验吻合的约束。但爱因斯坦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创造性的理论构建是不能够为一套建立和检验理论的法则所替代的。
爱因斯坦是怎么回答康德的呢？他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展开了迪昂的整体论。当一个理论被检验的时候，其中的一些东西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说出这个理论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什么内容。但爱因斯坦论证到，正因为理论是作为整体而不是部分来检验的，我们认定不容置疑的部分是可以任意选取的。有人会象康德那样作如是想，先设定欧氏几何是不容置疑的，再来检验所建立的物理学。
可事实上我们是同时检验物理和几何的。于是也可以在先认定物理的情形下检验几何。更好的做法是我们同时检验二者，并且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选择能产生最简单理论的那一条。爱因斯坦在众多同样地和证据自洽的竞争理论中选择了广义相对论，就在于它的物理加上非欧的时空几何，整体来说，比其它的选择更为简单。
这样的问题似乎是过于微妙和神秘的、最好单独加以考虑的哲学问题。可它恰恰直指在科学工作中尊重证据是什么意思这一问题的核心，而这是我们仍在争论的问题。随着理论物理越来越深入到无法同经验检验建立坚实的联系的领域，随着实验物理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深奥，石里克、赖欣巴哈和爱因斯坦曾争论过的这些问题显得越来越尖锐。
当理论同实验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如何权衡信任其成功或责难其失败的呢？哲学分析能提供专注于对一条单独的假设进行检验的理由吗？还是由判断和感觉来决定大自然告诉了我们什么？逻辑经验主义者在寻找一条选择正确理论的法则。但爱因斯坦将选择中至关重要的方面比作“非公度性质的权衡”。⑲
某种意义上，爱因斯坦在同石里克和赖欣巴哈的争论中输了，后者的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中期成了正统。但爱因斯坦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被置之不理，今天它仍然是康德哲学复苏的一个挑战。⑳
爱因斯坦物理中的哲学
爱因斯坦哲学思考的习惯是怎样使他的物理研究与众不同的呢？真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物理学家吗？
大多数读者在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中注意到了它浓重的哲学气息。论文从关于电磁感应传统解释中的不对称的哲学问题开始：一块固定的磁铁在运动线圈中通过感生电动势而产生电流。
另一方面，我们说，一块运动的磁铁通过自身运动所产生的电磁场在固定的线圈中产生出电流。但既然运动是相对的，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论文接着以类似的哲学思辨继续指出了远距离事件间的同时性的唯物决定论观点的错误。
只有近邻的事件间的同时性才是可以直接观测的。所以对指定的观测者来说，必须预先约定哪些远距离事件是同时的，而这一约定需要建立在某个常规的假设上，比如光信号离开和到达的速度相等。
对于这其中到底包含什么哲学观点，在历史学家和物理哲学家之间存在着争论。文章中一些明显的公理主义语言显示彭加勒是其根源。爱因斯坦自己则将其主要归根于休谟，其次是马赫（见文章17页爱因斯坦1915年给石里克的信）。不管怎样，1905年的相对论论文带着显然的哲学调子是勿庸置疑的。
论及爱因斯坦毕生致力于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空间分离性原理的探讨，其哲学根源就不那么模糊。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从在苏黎世工学院上学开始就经常阅读叔本华。
叔本华的一个重要学说来自于对康德的有关时空作为直觉的先验形式之论断的修正。叔本华强调了空间和时间在个性化单个物理体系及其演化的重要的结构化角色。对他来说，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个体原则”，这是个体化的基础。
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来说，这个观点认为位置的不同足以使得两个物理体系在每一个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真实的、与另一个体系状态无关的物理状念这一意义上是不同的。叔本华认为空间分离体系间的相互独立性是先验的真理。
这种思维方式对爱因斯坦的物理有什么影响吗？[21]考虑他奇迹年的另一篇论文，即1905年关于光子假说的著名论文。该文通过将自由空间中的电磁能量量子化解释了光电效应。当一个电磁能量量子被光照下的金属表面吸收，有一个光电子射出，电子得到的能量与入射光的频率成正比。让爱因斯坦大为吃惊的是，在靠近黑体辐射谱的高频端尾部的所谓维恩（公式适应）范围，这种能量量子由于占据空间中的不同位置其行为表现得像是相互独立的微粒。
假设玻尔兹曼的熵原理（S=klogW）对维恩范围的辐射场是成立的，爱因斯坦认为这意味着辐射具有量子结构。因为玻尔兹曼熵公式的对数形式，熵的可加性对应于辐射场中两个空间分离的要素在相空间中占据指定单元的联合几率W可以分解因子。联合几率可以作因子分解是对事件相互独立性的经典表达。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引出维恩范围内辐射是量子结构的推理同样意味着在这个范围之外假设光子之间互相独立是不成立的。光子相互独立假设不能得到关于黑体辐射能量密度的全波段普朗克公式。爱因斯坦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并且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理解这是为什么。
早在1909年，爱因斯坦就玩笑似地分配给类粒子的光子一个波场，试图以此来解释干涉这一相互独立性显然失效的现象。这是波粒二象性的起源。直到1924年，当爱因斯坦第一次读到玻色（Satyendra Bose）对普朗克辐射公式的新推导时，他领会到这表示的是一种全新的量子统计。在这种统计中，并不由于某些奇异的相互作用，而是粒子本身的全同性，使得它们不再相互独立。22
空间分离的光量子之间不再相互独立，这也许是新兴的量子理论一个不朽的特性。多亏玻色，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从叔本华那里学到，空间分离体系之间的独立性事实上应当作一个必要的先验假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新的量子形式出现的时候，爱因斯坦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解释它，使之与空间分离性相兼容；或者表明量子力学做不到这一点，则它是有缺陷的。
1927年，爱因斯坦为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的波动力学提出了一种隐变量解释。但当他发现甚至是自己的隐变量解释也包含了空间分离性的失效，便放弃了发表。薛定谔后来将空间分离性的失效称为“纠缠”。
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最著名的攻击是他1935年与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罗森（Nathan Rosen）合写的“EPR”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想要证明量子力学是一个不完善的理论。
许多读者发觉EPR的观点十分费解。很少人知道爱因斯坦在论文发表不久以后就想和它划清界限；在1935年6月写给薛定谔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文章“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实际上是波多尔斯基Podolsky所写的，他自己对结果非常不满，因为“主要的观点都被过多的公式掩盖了。”
爱因斯坦的论点从一个他所谓的“分离原理”的假设开始。空间分离的体系具有独立的实体，并且相对论局域性排除了空间独立测量事件之间存在超光速影响的可能性。所以量子力学一定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分配给两个相互作用体系中的一个不同的波函数， 也就是不同的状态， 是根据对一个体系测量时所用的参数来进行的。肯定地，一个理论不能为同一个物理实体分配两个或者更多不同的状态，除非那些理论状态是该实体的不完善的描述。[23]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爱因斯坦认为他的得自叔本华 “个体原则” 的“分离原理”事实上对于未来任何的基本物理它都是一个公理。在后来的著作中，爱因斯坦解释到，按照广义相对论模型而非量子场理论来理解，他认为场论是分离性最根本的可能表述。从效果上来说，这种经典场论将时空流形中的点都看作相互独立的，可分离的体系包含它们自身分离的、真实的物理状态。
爱因斯坦对分离性深刻的哲学探索，以及随后他对量子力学毕生的忧虑，在1949年他给玻恩（Max Born）的长信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爱因斯坦问道，“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基础物理， 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他的回答使许多期望得到“因果关系”答案的人们大为惊讶。
我只是想解释，当我说我们应该努力坚持物理真实时，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十分清楚什么将成为基本的基础物理概念：质点或者粒子肯定不在其中；法拉第－麦克斯韦意义上的场也许是，但不一定。
不过，那些我们认为的存在（“真实”）必定要在时间和空间中找到其位置。也就是说，空间中的一部分实在A，应该理论上独立地“存在”，与空间另一部分中的实在B无关。如果一个物理体系延展到包含了A和B，那么不论A中有什么, 在B中的存在都应该继续其存在。B中究竟有什么与在A中采取何种测量方法无关；也与A中是不是进行了测量无关。
如果坚持这个问题不放，就不会将量子理论描述看作是对物理真实的完善描述。不过，如果试着这样去认为的话，就必须假设B中的物理实在因为A中的测量经历了一个突变。我的物理本能让我对这一假设很反感。
但是，如果有人假设出现在在空间中不同部分的存在是某种独立的、真实的存在，我实在看不出这是要描述什么样的物理。至于什么才可被认为是一个“体系”毕竟只是常规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客观地将世界分割以便人们能对部分进行陈述。[24]
这就是一个物理哲学家的所想和所写。
哲学探讨太多了吗？
有人也许会对爱因斯坦的观点说，这证明将太多的哲学引入物理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爱因斯坦怀疑量子力学的完善性可能是错的，给他带去很大困扰的纠缠问题如今已成为了近年来出现在量子领域的主要新奇事物。
不过，这样的反应表现出对历史的严重误解。爱因斯坦确实错过，但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教条的哲学家。他的说理既科学又哲学，广义相对论经验上的成功就是其中的一例。
哲学思考习惯使得爱因斯坦的见解比起那些狂热的拥护者来说要更深入到量子力学的基础。而那些他提出的基于哲学动机的严峻问题，虽然当时不能回答，但仅仅在爱因斯坦过世10年就由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哲学家贝尔（John Bell）[25]接手，并且硕果累累。
【注释】
[①]原文为Dialogue，指的是一种对话体的论证和表达的方式，其鼻祖为柏拉图的哲学著作Dialogue－译者注。
[②] A. Einstein to R.A.Thornton, unpublished letter dated 7 December 1944 (EA 6—574), Einstein Archiv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quoted with permission.
[③] P.A.Schilpp, ed.,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vanston, IL(1949), p. 684.
[④] A. Einstein, J.Franklin Inst. 221, 349(1936).
[⑤] A. Einstein, Phys.Zeitschr. 17, 101(1916).
[⑥] 同上。
[⑦] A.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U. Press, New York (1982), is still the best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Einstein.
[⑧] For details on Einstein’s early philosophical reading, see D. Howard, “Einstei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 N. Zalta, ed.,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04/entries/einstern- philscience/
[⑨] 马尔堡（Marburg）, 德国中部的一座小城。该城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其大学始建于1527年。译者注。
[⑩] M. Beller, in Einstein: The Formative Years, 1879—1909, D. Howard, J. Stachel, eds., Birkhäuser, Boston(2000), p. 83; D. Howard, in Language, Logic, an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W. Salmon, G. Wolters, eds., U.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PA(1994), p. 45.
[⑪]原文为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汉译《附录与补遗》让人摸不着头脑。Parergon是大作的摘录或部分缩写的意思，而Paralipomenon 意思是年谱／编年史的意思。此书英文的另一译法“littl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哲学小品文）”或许更准确些。－译者注。
[⑫]原文为Olympia Academy. Plato办学的 Academia 就是个私人的园子，学生们可以自由阅读讨论。现今Academy多翻译成学院，但都指的是正规建制的机构。――译者注。
[⑬] M. Solovine, ed., Albert Einstein. Letters à Maurice Solovine, Gauthier-Villars, Paris (1956).
[⑭] D. Howard, Synthese 83, 363 (1990).
[⑮]原文为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Sa Structure。英文译本名为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译者注。
[⑯]Conventionalism，其原则是“tend to conform to conventions, remaining within canonized paradigms”，应翻译成公理主义，但中文中的公理主义也指宗教的 Congregationalism,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⑰] P. Frank, 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 Knopf, New York (1947).
[⑱] See D. Howard, Philosophia Naturalis 21, 616 (1984).
[⑲] A. Einstein, Autobiographical Notes: A Centennial Edition, P. A. Schilpp, trans. and ed., Open Court, La Salle, IL(1979), p. 21.
[⑳] A widely debated recent work of Kantian revival is M. Friedman, Dynamics of Reason, CSLI Publications, Stanford, CA(2001).
[21] D. Howard, in The Cosmos of Science, J. Earman, J. D. Norton, eds., U.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PA(1997), p. 87.
[22] D. Howard, in Sixty-Two Years of Uncertainty, A. Miller, ed., Plenum, New York (1990), p. 61.
[23] A. Einstein to E. Schrödinger, unpublished letter dated 19 June 1935 (EA 22—047), Einstein Archiv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quoted with permission; D. Howard, Stud. Hist. Phil. Sci. 16, 171 (1985); D. Howard, in Philosophical Consequences of Quantum Theory: Reflections on Bell’s Theorem, J. T. Cushing, E. McMullin, eds., U.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 (1989), p. 224.
[24] M. Born, ed., Albert Einstein-Hedwig und Max Born. Briefwechsel 1916—55, Nymphenburger, Munich (1969), p. 223.
[25] John Bell（1928－1990）,瑞士欧洲联合核子研究所（CERN）的工程师，他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隐变量存在必须满足的Bell不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