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心肠篇
心肠篇
回忆我的父亲
□吴金高
童年、少年时代饱尝人间辛酸苦难的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温良和善的种子。
父亲从来不以歪心和恶意揣度他人。那年他看场稻子被偷，案子告破之前，队里有些人喜欢背后嘀嘀咕咕、指指点点的。有一次，两个亲近的何家兄弟听不下去，把别人议论的话告诉了他，可父亲不急不躁，不愠不火，倒是对那两个兄弟说：“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再烦这个神了吧……”父亲心里虽然憋屈气恼，可同时也非常敞亮：自己清清白白，坚信总有一天，老天会开眼的，现在别人有些议论也正常啊……
1972年秋天，我家从卢塘窝搬迁到小东庄时，母亲惦记着老庄子沟沿的两棵长了头十年的桑树，对父亲说：“好崭两棵树，拴（方言，读“拴”的上声，指对树料进行锯、砍、刨，做成长条器具）两根扁担呱呱叫，赶紧锯了，不靠着人，能被人抹去。”父亲却说：“不会的，哪块能有这样的人？”可过了不久，他回来对母亲说，“还真被你说着了”——那天他路过老庄子，那两棵桑树不见了，只剩下与地面齐平的两个树桩子，白生生的锯屑还散落在旁边呢。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老有旁边华水农场的人来借锅炒猪肝、煮田鸡什么的，也有河东（大运河以东宝应一带）路过的人借宿（一般是在锅门口的草上睡一夜），后来，还留过淮阴赵集来拖驴车、换售山芋粉的姊舅俩住了一两年呢（特意在堂屋加了一张床，让人家和我们兄弟俩挤在一起，分文未取）……这些，尤其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我的父亲看来，天经地义啊。他老说，人家有了难处，张了口，“宁说千声有，不叫一声无”。
父亲打小就离家，对“娘家”的事一向牵肠挂肚。他的大侄女珍英（大伯的大女儿）以前不幸的婚姻让他跟大伯他们一样忧心如焚，后来嫁到白马湖前锋人家，隔河兜水的，父亲也很是舍不得， 1975年春天，珍英生第一个儿子，娘家人要送月礼，父亲对母亲说，路再远人也要到——那天，母亲和大妈、叔叔一大早从金湖渡口坐船过三河，然后一路向北步行，经新街、吕良，再沿老三河的北岸大圩向东，过了大庄、双岗、泗湾湖农场，到了白马湖前锋的珍英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五六十里路呢，如今路好、桥多、车便，半小时不到的车程，那时硬生生的走了近10个小时！另一个大侄女珍兰（叔叔的长女）小时候重活做的多，十六岁那年吐血，带到大医院，吃了先生开的药，吐血没止住，反而又出现便血，十分危急。另找医生，说是先前的药开错了，那是狂犬病吃的，要活命，得赶紧输血！可买的血（血库里的）不服，医生说只有用近亲投型的才有用。叔叔当时正患肾脏炎，不能输血，父亲赶到医院，二话没说，当即献了血……
对我们姊妹几个，别看父亲在队里、在劳动方面的要求很严，可他的儿女心也重呢。
他一辈子去过两次南京，第一次是他24岁那年的七月十七，随丈人（我外公）他们一帮人去六合的瓜埠镇割稻，跑了几天才到。就那时候，田主连敬带散的，父亲学会了抽烟。秋后回来，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给五岁的大儿子买的布料，做衬衣、夹袄、棉裤、加褂子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什么都有。
另一次是1970年，那次，华水农场住在我家旁边的一对老校工全大爷全奶奶回南京探假，特意带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老乡，看大桥，上城墙，游玄武湖，一个多星期，父亲第一次见了大“世面”，回来，给他的大孙子带了杂花灯芯绒衣料，也给我买了块红色暗花的“直贡呢”布料……那两次，他自己和母亲，什么都没有买。
1974年夏天，刚高中毕业的二哥在三河边参加防汛，要回来的那天早上，父亲放在新塘东南角出水坝子下的那个壶篓张到了一条乌鱼，放牛的我最先发现了这个意外收获，鱼挺大的，隔着篾孔朝里看，像放着一只胶靴！原以为家里少不了一顿美餐的，可是，鱼被母亲拿上街卖了。只记得父亲说：“二子今天回来，鱼怎么没留着煮煮的？”母亲愣了一下，说：“我知道呢……算了，吃鱼也不上算，明天去打点肉吧。”母亲的心思我渐渐知道了：家里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都等钱买呢。
记得很清楚的，有一年冬天，父亲晚上从农场回来时，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里灌了很多的爆米花和炒花生，还有饼干，那可都是稀罕物啊，过年都很少吃到的。父亲说那天是毛主席生日，农场开会给老人家祝寿的。分给他的茶点，一个都没舍得吃，全带回来，让我们提前、也是多过了一回年——后来推算，那天应该是1973年12月26日。
父亲在华水农场上班几年，一天三顿是在家里吃饭，每天下午可以在农场食堂免费领两个大卷子（一种近似于馒头但比馒头长的面食），可他从来没吃一个，都带回来了，大多是“犒劳”拾粪和挑猪菜的我们弟兄俩的。其实，整天丢下摊耙拿扫帚的父亲，哪天下午那个时候不是饥肠辘辘了呢，而且那些年，我们家里的中餐经常就是山芋萝卜稀饭之类啊。
父亲对读书的孩子，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他自己识的字能数得过来，小时候只跟当私塾先生的爹爹（我们的曾祖父吴学全）上过一个“冬学”：十岁左右开蒙，几个孩子就在大冯庄东北角冯明章家的拐屋里，从头一年大冬（冬至）学到来年的清明，三字经、百家姓的读了些。还不错，家里老小几口子的名字他能认得，自己的名字会写，简单的数字账目也能记记。我印象中，他的字虽然都歪歪扭扭的，但毕竟是“文字”啊，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父亲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这也一定让他深知念书的好处，所以，家里经济再难，也尽可能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上学。
我大哥小时候一直上学，1969年当兵，家信都是自己写。我二哥1974年金湖中学高中毕业，当时全大队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当中，上高中的也就两三个，比他小的，也不多见。兄长的学业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在写字、读书方面有些兴趣、有些习惯，很大程度上确实就是受哥哥的影响：大哥在部队带回的那本老式线装字典，有字有图，是我上小学时如获至宝、特别爱不释手的一本工具书；上初中、高中后又参军的二哥前前后后带回家的各种图书、文具等让我大开眼界，印象很深的，那本他自画米字格又天天认真临写的《为人民服务》字帖，那把簧片有损、七音不全的单音口琴，特别是那台他在部队省下有限的津贴买的“海鸥”牌收音机……让我们比许多同龄人更早更多地享受到了那个年代难得见闻的“先进文化”，我也因此对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产生了获益深远的兴趣。想想，等于是父亲给我请了免费的“课外辅导”呢。
1977年6月中旬，在我中考的前些天，正是三夏大忙，割麦、运把、脱粒，拔秧、挑秧、插秧……同班同学多数一放学就场头田间的忙，我们全家人也都没日没夜在忙，父亲却做主让我在家里看书复习。肯定就是他看似微不足道的关照，大大激发了我考试的灵感，考场发挥很好。过了几天，林校长带回喜讯，说我“放了一颗卫星”——我的考场作文《难忘的一件事》得了满分，两个月后，以优异成绩被县中录取。
父亲对读书还算勤奋的我是有一些偏爱。那年我从师范才毕业还没上班，父亲就托人给我买了一块手表，虽然只是村长淘汰了的二手钟山表，三十元钱，但在我家已经是奢侈品了。我工作第二年，父亲舍不得我调离到更远的孙集学校，给我“组装”了一辆 “28大杠”自行车，那是父亲特意找关系弄到一个“计划”，买到了当时很紧张的“长征”牌三角骨架和前后盖板（其余零件散配）……而此后家里无论有什么事，需要用钱，父亲却没在我面前说一句。
父亲对我甚至也有点“放纵”呢。1984年放寒假时，从武汉回来过年的发小春业同学带回一台手提式录音机，我情不自禁借回家听了几天，当时我有一盘TDK磁带，翻录在上面的是一组立体声电子音乐“舞曲大全”，迪斯科、探戈、伦巴、喳喳等等的什么都有，印象特别深的曲目有《万水千山总是情》《天鹅湖》《回娘家》《莆田进行曲》……成天循环播放，不限音量，如痴如醉啊……一天中午，饭桌上，我边吃边听着，不知不觉的脚踏起了节拍。母亲看不下去了：“吃饭就吃饭，跺（方言读“德”）什么脚啊！”父亲却说：“你留他跺，他跺总有他的路数（道理、来由）……”现在想来，真是羞愧得很，且不说吃饭时的缺礼失态，单是那样播放的音量和时机，也太不应该了。
二哥和我从初中开始就能帮亲戚四邻代写家信，书写春联，也受请托做过一些人家婚丧嫁娶事仪的“柜书先生”（根据主家来宾随礼情况在特制的簿册上登账的人，通常还另有一人配合，负责收取、保管礼金礼品）……这些，在当时的乡村算得上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角色了，这也就更坚定了父亲在我们家里早就形成的“尊文重学”思想，而且，好像还不经意地“对外”产生了一种无声无形的“影响力”，全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大多以耕读为荣：孩子上学，只要有成绩，砸锅卖铁也会背（克服经济困难承担、继续）下去。一度时期，方圆多少里都晓得，我们上湾七队，“在外头的多呢”，“上大学（泛指“考出去”）的不少”。因各种原因没有升学的，无论务农做工或是经商，只要自食其力，上进向善，一样硬挣受尊敬。
父亲还从我们生产队一帮上学的孩子身上，对读书学习的奥妙有了独特的“体察”，他经常说：念书跟挑担子不同，担子重，你稍微加把劲，就能上肩膀；而念书的，你平往不下功夫，不得那个力身，要想说出什么，写个什么，等于叫公鸡下蛋。
于2020年3月（下一篇：境界）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出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