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时，有一位青年将领陪同凯丰参会，他的结局怎么样？
红军占领遵义后，只有仅仅几天的休整时间，而正是这次宝贵的休整期，让整个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遵义会议不仅仅是长征的转折点，同样是中国的转折点。
能参与这场关系到革命前途的会议，自然都是红军期间重要的人物，在拥护毛主席的队伍中，很多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遵义会议召开时，有一位青年将领陪同凯丰参会，他的结局怎么样？
作为青年，他为何能参与遵义会议？
这位青年名叫尹自勇，在遵义会议之后，他似乎就“销声匿迹”了，从逻辑上面来看，这似乎不符合故事走向，因为在遵义会议中拥护毛主席的与会人员，大多在后来立下了赫赫战功，要么就是为政治建设添砖加瓦。
尹自勇
那么，当时年仅21岁的尹自勇为什么能参加遵义会议，那就要搞清楚他的革命历程。
和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一样，尹自勇也出身在一户农民家庭，不过他的家境还是要比其他同龄人好上一截。
生在乱世，能顾住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尹家的祖训向来都是“勤俭持家”，不要求子孙后代能大富大贵，最起码也要照顾好自己家中的生活。
不过，父亲还是希望尹自勇能脱离“农民”的行列，到了能上学的年龄，他就被送到私塾读书，在那里，他也渐渐开始对世界有了思考。
不过跟父亲最初的预想不一样，父亲希望他能“金榜题名”，可尹自勇希望自己能够“改变世界”。
只不过，当时的教材中还是一些关于四书五经的知识，并没有让尹自勇找到方向。
少年时期，红军的队伍来到了尹自勇的家乡，他也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的举动。
这为他的世界观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学到了不少革命的道理。
当地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他在大哥、二哥及二姐夫的影响下，终于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论资历，他年龄小，可却是个结结实实的“老红军”了。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他便担任了灌冲村儿童团团长，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他主动承担起了站岗放哨的重任。
1929年1月，尹自勇只有15岁，也正式被编入了“农民赤卫队”的队伍当中。
他也明白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光靠知识的传播是远远不够的，要让大多人获得利益，就必须要损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这点他看得非常明白。
从那时起，他开始走向了武装斗争的路子，由于办事十分机警，他受到了领导的格外重视，最终被分配到第三纵队当上了一名通讯员。
年轻的战士通常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尹自勇也被送到第九师教导队去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警卫连连长的职务。
随着他的成长历程，也渐渐看到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在1931年的方石岭战斗中，尹自勇率领全连战士冲锋，一路杀到了国民党军队的52师警卫部，捣毁了敌人的“中枢系统”，这次胜利，也让尹自勇受到了红三军的嘉奖。
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敏，年底，他被调到红五军团警卫营当营长，第二年担任了教导团团长兼任政治委员。
多年的革命史，已经让尹自勇成为了久经考验的干部。
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总是能够身先士卒，在长征之前，他已经担任了青年科长的职务。
由于部队减员缩编，尹自勇后来又重新出任红九军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
那场赫赫有名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
其实，按照当时中央的安排，该来参加这场会议的应该是罗炳辉。
罗炳辉
罗炳辉在长汀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的军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红九军团的团长。
当时的尹自勇正好在这个红九军团当中，因为这个军团主要承担“后卫”任务，需要掩护大部队的撤退，鉴于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敌情，任务又十分繁重，所以罗炳辉走不开，只好安排其他同志去。
想来想去，罗炳辉最终安排了凯丰和尹自勇两位同志去，尹自勇负责陪同。
罗炳辉对于人选考虑得十分周全，凯丰他早在1934年便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要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在思想这一块，让他去开会肯定没有问题。
至于尹自勇，由于他长期从事着警卫工作，不仅能够在路上保护凯丰，而且尹自勇本人思想又比较上进，人也年轻，打仗的时候也不怕牺牲，这位同志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此，两人最终共同参加了遵义会议，而尹自勇估计当时也没想到，自己参加的这次会议竟然能为革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
尹自勇后来去了哪里？
在遵义会议过后，红军有了思想上的转折，军事上依旧面对着敌人的层层包围，尹自勇所在的红九军团依旧承担着“后卫”的重任。
遵义的南边就是乌江北岸，为了能够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过乌江，在这个期间，红九军团一直保持着单独行动。
任务是完成了，可红九军团也因此遭受了重创，部队出现了严重减员的情况。
可当下的重要任务，便是赶紧追上前方的主力部队。
其实在路上，很多人因为水土不服而患上了疟疾，尹自勇已经感觉到情况非常危急，可没有过多的时间让他思考对策。
1935年4月16日，红九军团抵达了贵州大定一带，结果在这里遇到了刘鹤鸣的部队，尹自勇为了稳定军心，主动发扬带头作用，和连长龙云贵一同在街口阻击敌人，其他的部队则顺利通过了梯子岩。
而连长龙云贵，倒在了血泊之中。
其余的战士来不及悲伤，得抓紧时间赶路追赶先头部队。
由于偏远地区的信息落后，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泼脏水式的宣传，在纳雍方向的路上，红九军团遇到了一伙被土司胁迫的彝族和苗族人，他们上来就围攻红军，更是让当时的情况雪上加霜。
如果硬打，红军有机会脱险，不过这不正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下怀吗？
如果不打，周旋必然会耽误过多的时间，倘若国民党部队追赶上来，缺医少药、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再想应对，那就难了。
然而，足智多谋的尹自勇还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经过了解，他发现附近有一个“齐心会”，这是一支以苗族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暴队伍，马上想办法跟对方联系。
对方的首领王炳安听说纳雍来了红军，也派人去找。
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去争取王炳安，来换取红九军团战士们的安全。
此时，尹自勇的才能得到了展现。
他从小就为红军站岗放哨，非常懂“人情世故”，常年征战，外加大大小小多次会议，也让他彻底学会如何去和别人沟通。
双方见了面，结果也顺利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红军中多为穷人出身，这和“齐心会”成员们的经历差不多，两人对于百姓的遭遇十分明了，见到后宛若亲人一般，一度拉起了家常，还结为兄弟。
王炳安帮助尹自勇解决了头痛的问题，而尹自勇也教会了王炳安如何发展起来，在水城开展武装斗争，经过这位“诸葛”的点拨，“齐心会”的成员很快超过了上千人。
后来，王炳安的另一位“把兄弟”卢云清邀请尹自勇来到米萝担任自卫队长，尹自勇经过一番了解，认定了卢云清也是一位正直的人，所以二人也结为“把兄弟”。
从此，在这一片区，尹自勇成功立足，他以自卫队长的身份广交天下豪杰，除掉了很多压榨百姓的乡绅恶霸，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由于本地人对于当地的了解肯定比国民党要深，所以当时很多红军都在“齐心会”的保护下在当地运动，同时壮大了红军在当地的势力。
所谓人心换人心，红军的仁义之举百姓们看在眼中，天长日久，自然就了解了红军的真实面貌，不再听信国民党的鬼话。
这也充分证明，尹自勇的群众工作能力，还是相当到位的。
8月的时候，尹自勇更是提出了“团结穷苦人，打倒大土豪”的口号，当时百姓们知道以后，虽然拍手叫好，可他们还是不太敢相信尹自勇等人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和盘踞在此地多年的土豪斗争。
没过多久，董地、南开等多处的土豪便被铲除了，区长杨焕南家里的粮食直接被搜出，然后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群众，这也让大家更加拥护尹自勇等人了。
每次在“打土豪”和打垮民兵团的时候都能搜剿到一大批武器装备，这也让“齐心会”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当地的国民党了。
所以，除恶行动也更上了一层台阶，一直扩大到纳雍等地，很多穷困人民在被剥削以后，主动加入了“齐心会”，会员一度发展到2万人。
由于暂时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尹自勇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里，只好在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尹自勇做大了，国民党就恐慌起来了，他们一直在找机会彻底铲除尹自勇。
到了1937年，中共贵州省委派来了周贤，他很快找到了尹自勇，看到了这支“走散”的红军如今已经壮大到了如此规模，而且各项活动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双方共同商议，准备以米萝为据点，组建水城县当政府组织，并且建立抗日武装和边区工委。
从这时来看，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然而，尹自勇等人领导的武装部队最终被国民党水城县反动派找到了时机。
1939年4月，县长带着一组警队来到了米萝，以开会为名，扣押了卢云清。
由于卢云清没有办法赶紧将情报传递出去，国民党一不做二不休，顺藤摸瓜找到了尹自勇的住处，乱枪将尹自勇杀害。
这位全能型的英雄，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随后，尹自勇的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县城的门口，这对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他们当然已经明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群众们敢怒不敢言。
在反动派的背后，有南京国民政府撑腰，“齐心会”成员虽然高达两万人，可其中大多数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家中的地和房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在领导人被抓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敢于直接站起来和国民党对着干。
后来，国民党当局为了“安抚”村民们的情绪，将卢云清释放。
他出狱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尹自勇下葬，最终，英雄被埋在了米萝寨。
也正是因为当年为掩护大部队而失联，所以这位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革命者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身居要职，他没有等到抗战的胜利，也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反而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之下。
他的能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不明就里的本土势力双重围攻下，他竟然能“金蝉脱壳”，反手组建起一支2万多人的队伍，如果能活到新中国成立，想来尹自勇的职务也不会低。
他的理想与信念，已经在一次次行动中表现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的十年后，水城人民政府专门将尹自勇的坟墓迁到水城城关凤凰乡，来表达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