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是非曲直终须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我最初看到苏东坡这段话是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最初的理解是体现了苏东坡的平等思想：我高高在上时可以陪玉皇大帝，落到贫民收容所时也可以陪乞丐。在我眼中天底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就是说，他眼里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尊卑贵贱之分。

后来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后人评论，这句话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此，而是无限放大为苏东坡儒家仁爱、佛教慈悲的博大胸怀的佐证了。在这些评论中，苏东坡首先是个大好人，可以让人拿他的字迹去换羊肉、帮人家画扇子卖钱还债，等等，更主要的是对屡次迫害他的政敌毫无恨意、毫不报复，反而在人家倒霉时写信去劝慰，介绍自己流放的经验以使对方也能在流放中过好日子甚至养生。因为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不仅文章“大”，人格更“大”。

无论有意无意，苏东坡这一说法都有某种针对性。生活中不乏跟他截然相反的人：“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坏人”，心里堆满了垃圾情绪，活着的最大的兴趣就是背后说别人坏话，即使实在没有非议的口实，对方也从来没有招惹过他，只要觉得有优于他的地方，也至少要毫无根据地说人家一句“品行不好”。这样不负责任的阴暗诋毁，自然是一种很不幸的心理疾病使然，听的人未必相信，但对当事人则构成一种很消极的困扰。倘若我遇到这种事，一定是如芒在背，总会想着睚眦必报。对照苏东坡的器量，一面惭愧自己的狭隘，一面又难免嘀咕：他真的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吗？

而历代的许多文人对此肯定是毫无保留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几乎把苏东坡说成了一个神话：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皇帝的秘书，百姓的朋友，巨儒政治家，好法官，大文豪，创新书画家，工程师，造酒师，养生家，月夜徘徊者，酒仙，小丑……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上述种种加起来，苏东坡就是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文的合体。这样的“多面性天才”是不可复制的，至少我们常人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的好。

而且，我还有一种愚见：“无一不好人”的“天下”，乃是无差别境界。这样的境界除了存在于苏东坡式的幽默，实际生活经验中并不存在。如果这样的“人格”被普泛化，那么世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善恶是非还要不要有个分辨呢？如果“不好人”都被看成好人，那是不是对好人的不公呢？如果完全不讲是非，不讲为人正直，不讲主持公道，那是不是世故、圆滑、懦弱乃至猥琐呢？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崇尚世故、圆滑、懦弱乃至委琐并且自以为聪明，会不会构成对社会正义乃至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嘲弄呢？

苏东坡“眼前见”的是不是真的“天下无一不好人”，我们无法由亲见加以证实，只能姑且认可他本人的文字和其他文人的颂扬。只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不存疑：果真如此，他何来差点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和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放呢？

某年我出差苏东坡流放过的广东惠州，在资料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拍着肚子让身边的人说说里面装着什么，大多数的人回答自然是一肚子学问、一肚子文章之类，只有厄难中与他不离不弃的下层歌女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大笑，说：还是你知道我！这当然也是传说，但我愿意相信它的可能性：苏东坡先后跟朝廷上政见对立的两派都闹别扭，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也就是一肚子好恶，一肚子臧否，一肚子是非。“天下”谁是不是“不好人”，心里明镜儿似的。至于表不表达，怎样表达，那是另一回事了。

西班牙作家葛拉西安在名著《智慧书》里说，对无端加害自己的人，最好的报复是忘记。忘记是最彻底的蔑视。比他早出生近六百年的苏东坡更早阐发了这样的智慧。

我想，这才是千年以来人们仰慕苏东坡的理由之一吧。（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