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孔范今：人文浩荡，才能走出“历史的峡谷”
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令人尊敬的资深学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孔范今先生以独异的声音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参与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潮流。多年来，孔范今先生致力于20世纪文学史观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其主编或撰著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作品，都是在学界有巨大反响的经典性学术著作，其煌煌48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亦是至今为学界所瞩目和称道的重大学术工程。
退休多年，孔范今先生的学术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他始终笔耕不辍，不断有大作问世，《人文言说》《舍下论学》两书即是其最新的成果。济南时报·新黄河记者近日对孔范今先生进行了专访。
精神的起点，照亮人心灵的一束光
满头白发，年近八十，一口从未改变的曲阜方言，依然饱满有力，那是孔子的乡音。
孔范今出生于1942年，山东曲阜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6岁时跟着父亲出门讨饭，“一个小故事”，成为他这辈子选择人文、选择文学的精神起点。“我跟着父亲去讨饭，到城东五六里地的一个村子，敲开了一户人家。父亲羞于出口，刻着知识分子的窘态，只低声说着'帮帮忙吧，帮帮忙吧’。屋里有个中年妇女，还有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女孩，同样面黄肌瘦。一碗白汤，就是一点面粉撒在开水里，父亲递给了我，小女孩躲在屋里哭了。她也饿。这个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中年妇女的眼神，那一碗白汤，告诉我，人应该善良。”
“它是照亮人心灵的一束光，从未在我的心里熄灭。”正是这一个刻骨铭心的小故事，让孔范今从初中时就认定，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事业，是人文和文学。
从小学到中学，孔范今的学习成绩都是最优秀的。高中毕业时老师劝他考理科，上清华、北大，但是孔范今没有如此选择，“我的心叫我选择文科”。彼时山大出了个李希凡，“走李希凡式的道路”是学界和青年知识界常说的一句话，所以孔范今就报考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孔范今先生
1962年进入山大，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做学问”，上课时别的同学都在拼命记笔记，孔范今不同，上课前他就早有准备，“我是在接受的同时思考，一边听一边思考老师讲得对不对”，“著名学者萧涤非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讲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萧先生说这写的是杜甫关心天下穷苦百姓，我就举手发言，说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想跟老师探讨。我觉得杜甫诗里的'寒士’不是穷苦百姓，而是穷苦的'士’，因为士在当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萧先生听了说好，那我们现在停课讨论。这真是大学者的心胸，讨论了两节课，萧先生居然说，孔范今说的意思是对的，希望你们也能像他一样，独立思考。”
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寻绎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
大学毕业，赶上“文革”。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都要下基层、下农村，孔范今先是在即墨的一个部队农场，后又被分配到曲阜一中当老师。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更多的是继续看书、学习，“一毕业我就知道，大学时学的那点东西，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学者的需要的。就说古代文学，那么多的典籍，你都读过了吗？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你都理解了吗？现当代文学需要读的书就更是浩如烟海。《鲁迅全集》你通读了么？沈从文你知道么？”教学之余，煤油灯下，一灯如豆，孔范今拼命读书，“下决心做一次系统的补课”，“从《诗经》一路读下来，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同时广泛阅读哲学、文化等相关领域的书。发现搞文学史研究绝非那么简单，必需要把文学放在大的历史结构中，放在大的知识系统中，才能理清脉络，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因为拥有庞大而扎实的知识系统和极强的人文情怀，孔范今的学术之路，有了独立、坚硬的品格。1985年回到山大当老师之后，这种学术品格愈发明显。做学问从不跟风，即便是处于北京、上海学术中心的知名学者，其所论所述，也是孔范今的反思对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要找回逝去的“五四”，要重返启蒙立场，如王富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影响很大，可谓名满天下。王富仁的文章将文学研究的轨道从此前的政治立场扳回到启蒙立场，当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我想问的是，实际上鲁迅作品是光启蒙吗？启蒙真的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神圣，那样能解决历史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吗？”孔范今认为，将启蒙神圣化的思路，同样值得怀疑。早在《悖论与选择》的《自序》里，孔范今就谈到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悖论性结构特征”，谈到”启蒙“与“救亡”的“对抗性交替”，谈到由这“交替”形成的难以走出的“历史的峡谷”。他认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种“悖论性结构”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负面影响也理应被厘清。比如强烈的历史功利主义追求、对“进化论”简单而庸俗的理解等等。
这种怀疑精神和从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认知文学发展内在机制的眼光，让孔范今超越了学界的热闹，真正沉下心来做了众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极其重要的工作。当人们热衷于各种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时，他孜孜矻矻于现当代文学文献积累，着手编起了《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从历史深处“打捞”那些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当人们从政治立场转向启蒙立场去认知文学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打破通行的现当代的分期，从“恢复对象世界完整性”的角度，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他认为，“20世纪是中国文学转型发展的一个世纪，从19世纪末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倡导三界（诗、文、小说）'革命’起，文学即在基质方面与传统文学形成对抗”，因此，“如果我们着眼于文学基质的变化，那很显然，不把眼光上溯到这一时期，那是不客观的。”他认为，“20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历史因素的变革，及其结构的悖论性特征，事实上构成了文学调整发展的内在机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想通过对这种文学发展“内在机制”的寻绎，“来讲清楚百年来文学回旋式发展的深在缘由”。
思，是生命的柔肠，人生的慈悲
这是国内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样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也让孔范今对梁启超、鲁迅、茅盾、郁达夫、李健吾、柳青等作家有了独特、深刻的“重新发现”。而他对文学史的构建，当然一直没有停歇。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其突破政治立场、启蒙立场构建新文学史的先例，那么2012年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进一步的尝试。孔范今认为，当前新文学史构建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文学史观建构支撑的那个基础的重新调整和置换”，“要由过去的启蒙的或政治的文学史观，或模糊不清的那种意识形态性更重的这种价值系统、价值观念做基础的文学史观念建构，转换为以人文文化为基石为尺度，又符合审美艺术标准的现代文学史结构、观念结构和实际文本的建构。”
这个“人文文化”，就是传统性的人文文化的流传系统，是一种“信仰伦理”的文化，“它没什么功利方面的具体诉求，它遵循的是一种信仰的追慕和不放弃。它追求的是一种人性生存，或者生命存在的完善。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这种人文文化与科技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也不同，与功利主义文化的追求也不同。它不排斥情感，更不排斥想象，而且在倚重情感和想象，它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情怀，是一种人生态度。”
这是在退休之后，在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孔范今用三四年时间，从《易经》开始再次重读原典，思考中国人把握世界方式的结果。“该读的书读了，该补的课补了，就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因为右眼突发眼疾严重影响视力，以至于无法执笔写作，“这时恰好几十年前的几位老学生来看我，他们建议我讲，由他们录音并转成文字”。就这样，2015年春天讲了四讲，2016年春天又讲了四讲，一共八讲，汇聚成了新近出版的这本“述学体”学术演讲录《舍下论学》。
书中孔范今谈文化，谈文学，谈历史，都是从根本处着眼，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前瞻性，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长期存在的痼疾展开辨析。书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现代文学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反思、现代文学与传统的“通变”与“变通”、异质文化的意义等的阐述尤为深刻，凝聚着一个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的深在思考。
与《舍下问学》同时推出的，还有一本收录了孔范今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创作的代表性论文集《人文言说》。这些文章紧扣“人文主义”的命题，对20世纪文学史上与人文主义相关的各种思潮、流派和现象做了透辟解说，发前人所未见，有着正本清源的重要学术意义。
数十年教学，孔范今先生早已桃李满天下。4月24日，《人文言说》《舍下论学》新书发布暨孔范今文学史观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办。赶来参会的学者中，包括《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出版社董事长路英勇在内，有不少就是他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远从吉林、福建赶来。对学生们来说，孔范今先生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是深具人格魅力的师长。
在当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学生王良为老师孔范今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诗名《渡口》，感人至深，其中有句——“要挣脱多少枷锁 揭开多少面具／驱除多少迷障 才能来到／先贤的面前 擦去多少泥污／清理多少虚伪而炫丽的／花环 才能捧起那／朴素的 原初的词／一场思想的风暴 贯穿／你的生命 在命运的迷雾中／寻找渡口 成为你的使命……《雷雨》早已在落下的／帷幕后止息 恐惧与自由／的雷鸣 一直响彻到／剧作家生命的黄昏／那支流出一条蓬勃生命《长河》的／笔 在时代森严的壁垒前／顿然 干枯／凝滞……你悲悯的目光抚摸着历史的篇章／色彩斑斓的迷津／成为你寻找渡口背景……在时间的河床上 你打捞起／——那些被遗忘 被贬斥 被／锁链封闭的词 在一个／结结巴巴的时代 让这些／异质的词 晒晒太阳／重新呼吸……思想——不是一种事业／思 是生命的柔肠／人生的慈悲／而时代依然高蹈喧嚣／而血仍在苍白的夜里流淌／而／桨声不倦。”
编辑：徐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