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新年特刊 我的安顺乡愁 2019年第1期 （总第356期）
新的2019年不经意间已然来到了，回望过去的一年，《文化安顺》按年初的计划如期完成了全年的编辑任务，其中苦乐自知。谢谢读者朋友们的不离不弃，也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支持。今年的第一期稿件，我们选发钱理群教授为《乡愁安顺》一书所写的序，一是因为乡愁是永恒的心灵皈依，二是钱教授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可作为我们在新年里的一块路标，指引关于文化、关于安顺的一些方向。
——《文化安顺》小编
我的安顺乡愁
——序《乡愁安顺》
钱理群
单就这书名《乡愁安顺》，就让我心为之一动：关于安顺，我们已经谈得很多，写得很多，现在把它与“乡愁”连在一起，又有何新意？
戴明贤先生说，“乡愁”是一个“一夜走红”的新词（《答<山骨>问，载《山骨》总第6期》。从官方文件到文人著述，再到网络炒作，“乡愁”无处不在。但早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多维乡愁”，“愁从何来，通往何处？”不同的人的理解与回答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农二代的乡愁，和城市中产，资本精英的乡愁，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内容和意义。（参看潘家恩：《双面的浪漫与多维乡愁》，载《读书》2016年第5 期）。本书里每位作者在同一个“乡愁”题目下就作出了异彩纷呈的文章，从“多维乡愁”这一角度去读，是很有意思的。我本来想以此作一点分析，算是我的读后感；但操作起来很困难，就偷点懒，谈谈我自己的“安顺乡愁”：愁从何来，又有何意义与问题？
曹家街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戴明贤先生说，“乡愁的本义，是对乡土的眷恋”（《答<山骨>问》）。我多次说过，我不是安顺人，却把安顺当作“第二故乡”；我本城里人，到了安顺，才接触到乡土，并有了“眷恋”。眷恋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安顺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更因为安顺的文化对我的养育，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我曾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安顺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安顺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革中在安顺的摸爬滚打，炼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在安顺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打下了我的治学根基”（见《漂泊的家园》后记）。
最有意思的是，在我离开了安顺以后，这样的眷恋却经久不息，甚至与日俱增，就真的成了无所不在的“乡愁”了。这大概应着戴明贤先生说的这个意思：“乡愁”是要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才会产生的（《答<山骨>问》）。不过，我或许有些特殊，就是对安顺的“乡愁”已经渗透到我的思想与生命的深处，我几乎在面对一切问题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安顺、贵州，同时想到的还有鲁迅：这是我的生命本原性的两个根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异，这大概就是生命之缘吧。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我的生活、生命陷入困境，会想到安顺、贵州；当我介入社会，思考国家、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也会想到安顺、贵州：不仅是眷恋，更是发现。可以说，我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社会、国家、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安顺和贵州，不断发掘、开拓它的意义和价值的。
大梨树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比如说吧，当我在京城面临名人之累，受着“热闹中的寂寞”的煎熬时，我的心就飞向安顺，回到真正理解我，知道我的所有弱点、不足、臭脾气，以及我的真正价值的老朋友中间，放下在北京不得不戴上的某些面具，松弛下来，别处不可说，不便说，说了也不被理解的话，在这里可以畅怀、放情一说，说得眼湿润、心滚烫，说不出的舒畅、豁亮！我发现、眷恋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平凡、真实人生和真情本色的安顺、贵州。
我说过，我的生活、生命存在方式，更偏重于精神，以严肃、紧张的思考为常态，这固然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精神乐趣，但也会感到疲惫、单调，人性之不全。这时候，我就会怀念安顺“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和“小城人看惯宠辱荣哀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戴明贤语）：我发现与欣赏的是我所欠缺的世俗生活之美。
而当我在反思追求高收入、高消费导致的高度紧张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时，再一次发现了安顺、贵州人安闲、散淡的生活方式的意义，提出了在紧张与安闲、进取与散淡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新的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樊家巷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这已经说到了在更大范围的思考中发现安顺、贵州。在我关注当代青年的成长时，首先感到的是“失根”的危机：“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致心理上的陌生感、疏离感”，从而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我据此而提出了“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教育的命题。在这样的视野下，安顺、贵州乡土文化的意义，就突显出来，成为我们编写《贵州读本》的最初动因。
以后，我参与了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时，就面临着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在倡导生态文明，反省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的背景下，更提出了“重新认识农业文明”的全新课题。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的安顺、贵州文化的价值，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砲台街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在关注中小学教育时，也遇到了对教育资源的反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限于传授普遍性知识，而严重忽略了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民间知识，这是造成前面所说的年轻一代“失根”的重要原因。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民族性知识的问题。学术界早就注意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文学史教科书，讲述的实际上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学，所谓中华文明史仅仅是汉族文明史，我们的教育就很需要补传授民族文化、历史、文学知识的这一课。而这方面，恰恰是安顺、贵州文化的优势所在：这块土地保藏着极其丰厚的地方知识、乡土知识、民间知识和民族性知识。如何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是发展安顺、贵州教育的迫切任务，而且对全国的教育都有启示意义。我后来关注屯堡文化，组织《安顺城记》编写，这是一个重要动因。
这些年，全球化问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对安顺、贵州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不能局限于本省、本国，而必须有一个全球化的眼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体认：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消弭差别，去个性化，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要用差异性、地方性与多样性、多元化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平衡，就会造成灾难。可以说安顺、贵州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就是在这全球化的视域下，大放异彩，引起了全国，以致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
乔家坝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随着视野的扩大，思考的深入，安顺、贵州文化潜在的当代价值就这样逐渐地被发现与发掘出来，所谓“乡愁”就有了越来越多元、多样的内容。我们终于打破了长期制约我们的认识的落后与先进、原始和现代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看待安顺、贵州文化，就发现了它内在的丰富性。
可以看出，我对安顺的“乡愁”由感性的眷恋，越来越趋向于理性的思考与发现。这或许是能显示我作为学者的某些特点与长处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暴露了我与安顺、贵州关系的基本弱点，就是《我与贵州》一文所说的，“我始终是一个外乡人，进入不了贵州与安顺的实际生活和贵州、安顺人的内心世界”，贵州与安顺在我的精神、学术结构里，“更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性的存在”，因此，我的“安顺乡愁”及对安顺文化的认识和发现，都是偏于理性的。“我对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并不真正了解，事实上和底层与民间是隔膜的”，我本质上还是书斋里的文人。
太和街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而且，从根本上说，对于“乡愁”，包括这里讨论的“安顺乡愁”本身，都应该保持一点警觉，特别是它被滥用，越来越成为时髦的当今中国。早有研究者提醒我们，在破除了“城市进步主义”以后，不能又陷入“怀旧且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城市浪漫想象和乡村浪漫想象，都是我们应该拒绝的。对那些有意遮蔽乡村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包括其落后性，服从于意识形态需要的、“精心挑选”的对乡村的着意美化和乡愁煽情，更要保持警惕。论者还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多途径地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和发挥空间”，即变“乡愁”为“乡建”，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推动力量。（潘家恩：《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我要补充的是，无论乡愁，还是乡建，都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如今依然耕耘在乡村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才是乡村（包括我们讨论的乡村文化）的真正主人，我们在乡土上作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他们的利益，要考虑和尊重他们的意愿。戴明贤先生在《答<山骨>问》里特意谈到“一件小事”：一些城里文化人，发现了一座古村，兴奋不已，对村干部反复强调保护原貌的重要性；旁边一位放牛老人生气地说道：对嘛，我们就该一年到头、祖祖辈辈住茅草房，好让你们城里人几年下来看一眼！这件“小事”至少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如何对待、处理乡村文化及其物质形态，远比我们这些城里的文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必须谨慎从事。愿我们在高谈“乡愁”“乡建”时，不要忘了这些“小事”！
2016年8月17日匆匆
水洞街 图片源自《镜像安顺》
·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离开北京，前往贵州，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