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所有的旧哲学体系中，只有中华文明的道文化在特别强调知行合一于人的修行的重要性，并得到政治的认可。但其实，中国传统政治不得不接受道文化为显学的真正原因，在于道文化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现世和谐，所以这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水平就有了举世唯一的准终极性，所以只有中国传统政治才能被哲学积极绑架，其他文明的其他哲学，则只能消极绑架政治，或者干脆拿政治没有任何办法。其他文明中的其他哲学，无论怎样发展，不是成为政治的附庸，就是与政治沆瀣一气地愚民，根本无法让民众形成家国一体的情怀，反而只能在一盘散沙状态中，成为被政治操弄的木偶，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早期文明都起步于巫文化不可知论主导的神秘主义，而中华道文化之所以能最大化地规避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那是因为“道”概念本身就是终极形而上学的产物，有前提批判终点的意味。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在本体论意义上具备前提批判终点属性的道文化，之所以只能算是准终极自圆其说，一是因为道文化只能偶然地通过悟得实现思想者在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也就是这种思想的可复制性仍有必然当中的偶然性缺陷，二是因为道文化在社会集体层面根本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终极整体和谐，所以只构成了中华文明得以维持万世一系的潜在因素，这是一种介于潜意识本能和显意识之间的模糊状态，需要得到终极哲学的终极解释。相对于道文化可终极解释的开放性，其他任何宗教神学都不具有这种开放性，因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低层次的自圆其说需求，都把自己理论能够自圆其说的前提设在来世，不像道文化，一直在论述今生得道的必然性，这是革命与妥协的绝对分野。
比如在自圆其说水平上略逊于道家思想的佛学，之所以无法维系原生文明如中华文明一样的一以贯之属性，就是因为它的理论自圆其说前提是来世西天世界的和谐与美好，不是现世的，所以无法通过类似道文化现世和谐的可预见性赢得民众的认同，进而只积极绑架了迷信佛教的政治，却无法绑架其他政治，所以一旦反对佛教的政治力量足够强大，被驱逐的命运就在所难免。
正因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所以道家思想的准终极自圆其说水平只能积极绑架政治，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那样，有明确的消灭政治诉求。但我前面已经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未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也只是预见到了政治消失的必然性，但具体该如何消失，并未有定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百年历史证明，政治的实际消失，必须有新的哲学理论创新指导才行，是暴力革命实现，还是用理论创新说服？必须在哲学终极创新意义的思想体系里得到明确。话说到这里，则不难理解，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终极和谐问题上的预见，虽然一样，但都有明显且根本的不足待补。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就是在以这两个理论体系为主导的基础上，系统互译中西方哲学的结果。在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通过我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既彻底瓦解了不可知论的存在基础，又终极瓦解了西方哲学一贯的“哲学无定论”，因为在我的理论体系中，分别对哲学、逻辑、本体论和时间这几个从来不能准确定义的哲学概念，结合具备准终极自圆其说水平的道文化所内含的整体一致性，使一切人通过可常识化普及哲学所内含的终极自圆其说，谋求终极和谐的必然实现，因为这种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实现的是人与哲学同步的终极知行合一性，也就是可常识化普及的整体一致性，也就是我所谓的，变继承于动物时本能的整体一致性为哲学普及后的显意识的整体一致性。这样我们再反观之前不能普及的旧哲学，既然从来不曾表述过这种整体一致性，当然无法知行合一地赋予民众以具有全部主体性的终极知行合一性，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用哲学与政治维护一个表面双赢，实则一直通过哲学的消极愚民和政治的积极愚民手段维持着一个互害的阶级社会运行格局。
从可知论的角度，历史都是直通未来的，但被政治与哲学愚弄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法循着持续的自圆其说看清未来，因为人类整体的终极前提批判能力尚在封印中，所以不难理解，所谓持续的自圆其说，其实就是西方哲学所谓的前提批判。
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人皆受制于进行前提批判的唯一工具——逻辑——的认知误导，当然主要是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实证性，所以导致西方哲学的前提批判总是无法循序渐进地找到终极前提，因为人的任何反思都是辩证的，而形式逻辑的实证只是辩证的基础。因为不能正确区分这一关键认知，所以导致西方哲学从来无法形成终极本体论，因为终极前提就是哲学所谓的本体。但其实，逻辑本身就是人的主观存在的终极本体，所以只要不能正确定义逻辑，当然也就无法形成系统的权威本体论，当然也就无法准确定义哲学自身，进而因为整体迷失于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冲突的不可调和，不能准确定义时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些盲目否定我的人，其实都和西方哲学家一样，自以为高明，只是他们未达到哲学家的水平，所以无法表现得像哲学家一样谦逊，因为哲学家知道自己理论边界的糊糊，这些迷信哲学家的人，受制于自己的前提批判水平有限，所以根本掌握不了哲学理论边界无定所必然带来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惶恐，这就是无知无畏的内在原因，所以他们看不到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所蕴含的真正普世价值，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反之，透过我所谓常识化转向当中的真正普世价值，旧哲学的所谓普世价值，虽然都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可惜都只具有局部性，从不具有系统的整体一致性，所以才必然导致旧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如今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哲学，一旦率先实现常识化转向，当然也就可以用终极知行合一的理论创新实现对全球政治的终极积极绑架，最终结果，当然就是政治如预期的那样，彻底消失于共和的协商一致。
政治一旦与国家一道消失，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当然也就只有终极自治一个方法了。关于终极自治，我认为，虽然不乏民主色彩，但本质上却一定仍是共和的，因为政治与国家消失后，没有了官民对立，自然也就没有了民，只剩下人了，所以没有民，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民主了。
皆具有主体性的人主社会，就是共和社会的终极和谐的实现，相对于民主的阶级对立立场的不得终极调和，就是共和制相对于民主制的优越性的原因所在——只有共和制社会，它的哲学普及意愿才最强，因为共和制政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强于民主制，所以相对更容易接受哲学的积极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