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南凉：大樟树、老井及其他......
大樟树、老井及其他......
一所学校，历史有多厚重，看看它的校园里有没有老树就知道了。
就算忽略掉黑鼠庙中学的粉墙青砖黑瓦和三合土，它的四合院里那棵老樟树也足以向世人证明它的分量。
历届在黑鼠庙中学读过书的人一定记得那棵老樟树。树不大，但是树围需要两三个人合抱，树冠盖得住半个院子。春季樟树换叶子，满地是它的红色的落叶；换完叶子又开花，满地又是它细碎的嫩黄的花瓣；秋天，它挂满枝头的小果子熟了，纷纷坠地，踩在脚下，噼里啪啦的响。老樟树的花叶果总会发出那么浓郁的香气，还带着些甜味儿。
当代城里人扯破嗓子喊着“构建书香校园”，在我的印象深处，何谓书香校园？当年那个那个粉墙青砖黛瓦的黑鼠庙中学、那个飘逸着老樟树的花叶果的香气的黑鼠庙中学，就是最好的例证。
老樟树也不甚高，大约在主干的两米高的地方就分叉了，形成了一柄枝叶婆娑的绿色大伞。浓密的树冠不仅把阳光挡在了天外，平时的细雨也难以透过树冠沾湿树冠之下的地面。
杜道印老师的宿舍离老樟树最近。占尽天时地利，杜老师凭空多了一样福利：坐在樟树下批改作业。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杜老师批作业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总记得杜老师批作业的样子：先摆上两张椅子，一高一矮，高椅子放作业本，矮椅子做人；再泡上一大缸子茶，点上一支烟，就开工了——蘸水笔在作业本上的沙沙声，翻开茶缸盖子的咣当声，喝茶的咕咚声，猛吸一口烟时烟丝急燃的嘶嘶声，都那么清晰。师生加在一起不到300人的校园总是那么安宁，和谐。
似乎怕杜老师一个人坐在树下冷清，小夏师傅也经常搬一张竹椅过来，坐在旁边，看他的武侠小说。小夏师傅并不是学校的员工，是家属。他媳妇儿韩红梅是学校食堂新分来的校工，刚生完孩子不久。小夏师傅从部队复员回来之后，做木工手艺，属于自由职业，所以他干脆常住黑鼠庙中学，帮助媳妇儿带孩子。小夏师傅是杨祠人，他媳妇儿韩红梅是大王坳人，跟我的同学韩小乙韩小兵是一个地方的。他们的女儿当时不到一岁，师生都喜欢逗她玩。
高少中老师调入黑鼠庙中学以后，他觉得校园里可用的体育器材太少，就想法子弄到了一根粗毛竹，以老樟树斜长出的一个粗枝为依靠，因陋就简地做了一个爬杆。于是大樟树成了男生们的“滑滑梯”，从粗毛竹上爬上去，在攀着老樟树的枝干刺溜滑下，很爽。一些年长的老师觉得不妥，这样下去，会把老樟树摇死的，毕竟它才是这院子的主人，没有谁待在这里的年数比它长！后来，爬杆就转移到旁边更高的法国枫树（法国梧桐）上去了。
大樟树下还有一口老井。井水甘冽，深可见底。天晴时，趴着井沿往里瞅，还看得见水里养着的小金鱼和红鲤鱼呢。全校师生近300人的午餐用水就靠它了，还有部分住校师生的早晚餐和洗漱用水也是它。
我大爷在黑鼠庙中学当了好多年的厨房大师傅，他的工作岗位就是井台-灶台这两点一线上。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他先挑水，把食堂里的三大口水缸装满，把灶台上三大口锅也盛满水，锅与锅之间的巨大的炕坛里也装满水，食堂外面的洗碗槽也放满水，还要挑一担水放在食堂门外的灶洞口的和煤坑边备用（食堂烧饭烧煤为主，所用煤是即烧即和的）。挑水之后才开始食堂里的烧火做饭。全校师生还在凌晨的梦想里，我大爷已经在井台和食堂间来回穿梭了百十趟了。这之间多少步路程，从井里打水井绳放多长，缸里、锅里、坛里、槽里要装多少桶水，他都心里有数，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读初三的时候，全班住校。为方便初三住校生的洗衣服，学校就在大樟树后靠近井台一侧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洗衣台：一个一平米见方的浅水槽里做了两个类似搓衣板的斜坡。但是洗衣服不能跟食堂抢水、也不能耽误上课和自修时间，于是晚上十点以后成了大家洗衣服集中时间段。
可能我和江南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人，人多的时候从不凑热闹，能赖到周末带回家一般不自己动手洗。有一天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我俩居然在晚上十一点跑去大樟树下洗衣服了。9月份的天气还很热，洗衣服的时候我们都穿着短裤背心，被蚊子咬到不行。手上洗着衣服，脚上还弹来跳去躲避蚊子咬。我们自己也许没意识到动作太大，惊叫声连连，吵到休息的老师和同学了。值班的杨海宝老师黑着脸径直过来没收了我们放在水泥台上的罩子灯，罚我们俩立定站（不许跳）了半个小时。那半小时大概把蚊子喂饱了，因为第二天早晨天亮一看，我们的腿上蚊子包数都数不过来！
我在黑鼠庙中学三年，经历了三个班主任。初三那年的班主任是李勇老师。在初一二年级，我就有点怕李老师，尽管他并未教过我们初一二。
李老师的家就在学校东面隔畈相望的李家塆，所以他不大住校的，他的宿舍给了他的外甥林华寄住。林华跟我同学，我因此得以进入李老师的宿舍玩过几次。有时候，玩得忘了形，就不知道看书写字了，李老师竟然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看林华和同伴们玩。别看林华个头很大，见了他舅，也畏缩成一只小老鼠了！有过这样的几次经历之后，无形之中就怕了李老师。
班主任李老师教的是初三化学。化学只在初三开课，这就是李老师前两年不教我们的原因。其实李老师还是音乐老师，却没带过我们的音乐课。也许知道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严厉的角色定位，李老师有点想改善（缓和）师生关系的意图，每隔一段时间，他印发的化学讲义的最后一页，往往是一首歌的曲谱，而且是那个年头的流行歌曲：电影插曲《牧羊曲》、台湾校园歌曲《童年》、日本歌曲《北国之春》、春晚歌曲《我的中国心》、电视剧主题歌《上海滩》......面临升学压力的初三毕业班居然每个月有一个晚自修用来学唱歌曲，这是我们想也没想到的福利！
但是作为班主任，他一贯严厉的风格还是不会改变的。有一个冬夜，我们在男生寝室卧谈太投入，根本不知道时间到了那个点，正处于兴奋之中，睡在高铺上的曾秀林低低地说：门外有香烟头的火光出现，我们知道完了！李老师一定又是发挥了他走路不带声音的专长，在门外听我们好半天了！果然，寂静了几分钟之后，李老师就在门外点名了：刘小兵，南剑，曾秀林，姜红星，你们四个，两个山字一摞，请出！不许穿衣服！！直接出来！！！
四个人，均是一身短衣，被李老师领到大樟树下，没有二话：罚站十分钟！冬天的黑鼠庙中学校园里，虽然四周围墙挡住了外面的风，但是气温很低呀。咬着牙熬吧，谁叫咱们不按时睡觉呢？那个寒夜里的十分钟，为了使自己坚持下来，我努力让自己屏声静气，灵魂出窍，稍稍安定，我听到不知道是五四大队还是新生大队的高音喇叭在放一首歌：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它摇摆，杨呀么杨柳梢......这是他们的惯例，全天播音要结束了！
每年六月中旬，是各地安排中考的日子。跟高考一样，总有一部分家长要围绕中考为孩子而忙碌不已。我参加中考，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记忆之中有些事情在光阴的磨砺之下显得苍白了，但并不模糊，反而更清晰。
那时汪岗镇里还有另外几所初中（汪岗、梅山、杨祠、柴河、野鹤），我们是离镇中心最远的一所，那年头还没抓“普九”，所以得到的关心照顾自然就少，乡下孩子在闭塞之地看不到读书的前景，导致很多人家的孩子读了两年不到，就悄然辍学了。我们的学校，每到初三，总要将原来初一初二的两个班合并成一个初三班。初一入学时候全年级100多人，升到初三就不到40人了。这不到40人中，学霸级的同学先要接受浠水师范的“掐尖”，被提前招走。比如占玉枝、杜小妹、杨胜蓝这样的尖子生，都在中考前被师范录取了。所以80年代读浠水师范的那几拨，都是基础很扎实的学生，再经过三年的系统培训，他们教小学生是绰绰有余，教初中也大都能胜任，少数佼佼者经过岗位练兵，甚至能教高中生了。
现在有人感叹如今的大学生还不如20年前的高中生，是有道理的：看如今，读书大都由国家买单，升学比例又如此之高，学习就没有压力和动力了，质量自然就低劣了；当年能够坚持读完初中毕业还考进高中的，是经过自然淘汰、经济淘汰、社会淘汰、考试淘汰等多次过滤的，一个家庭供一个孩子读书不容易，家长给压力，社会上那些辍学的同龄人在生活底层挣扎的情景让坐在学校的孩子们如坐针毡，不敢掉以轻心，自然要努力勤奋。所以那时候的学生学到的知识还真的是扎实的、有用的。
感谢那些不曾放弃我的中小学的老师们，感谢我的父母！
与我的很多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在老师的敲打下，在父母的坚持下我读完了小学考初中，念完了初中考高中，上完了高中考大学，一步步走到今天，才能有个工作、有晚饭吃、有机会申请贷款做了十年的房奴、有能力缴所得税，等等。但是，我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幸，跟我的那些早早步入社会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相比，我的社会能力、生活能力极为逊色，书本知识根本替代不了生活阅历，校园圈子终究只能看到井口之天。当然，这样想，并不是赞成当下的中小学生早早辍学，因为如今辍学的孩子是不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早早地闯社会的，他们要么宅在家里，把自己封闭死；要么蜇进网吧，游戏自身；也许更有甚者会“跑社会”而误入歧途！
即使在社会屡屡讨伐诟病中考、高考的今天，我还是觉得，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而言，上学读书、考试升学、学有所成然后创业成功，这才是正道——除非还有另一种更为公平、更为客观的选拔、评价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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