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桂花》的出世——重读《郁达夫全集》日记卷札记（5）
《迟桂花》的出世
重读《郁达夫全集》日记卷札记（5）
蒋增福
郁达夫的作品中，数小说《迟桂花》最易走进寻常百姓家，影响面也最为广泛！因它较早被搬上银屏；更因取材于杭州翁家山，是个山水美人更美的地方；这里也是著名的西湖龙井茶主产地。笔者在翁家山脚下的赤山埠六通寺干校受过训，还多次上山去参观探访，亦曾为郁达夫中学的校刊《迟桂花》写过稿。今之重读日记卷中的《沧州日记》和《水明楼日记》，对此又有了新获。
1932年10月6日-13日的《沧州日记》仅仅一周，而紧接的10月14日-11月10日的《水明楼日记》近一月。其时原本是为了治病和养病，却做出了极佳的“副产品”；原本是想在期间续做《蜃楼》，结果却让《迟桂花》先行问世。这当然有许多偶然因素。可见创作受环境心境的影响非常之大。“必然寓于偶然”。在两栏目的日记中均有记载。10月6日《沧州日记》第一天所记：
早晨六点就醒了，因为想于今天离开上海。……天气也真爽朗不过，坐在车里竟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到杭州城站是午后两点左右，即到湖滨沧州旅馆住下，付洋拾元。大约此后许住一月两月，也说不定。……只想静养沉疴，细写东西。自明日起，应该多读书，少出去跑。
结果第二天还是跑了，而且跑出了“名堂”：
……总之此来是以养病为第一目标，而创作次之，至于翻译，则又是次而又次者也。早餐后，就由清波门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岭，出满觉陇，在石屋洞大仁寺内，遇见了弘道小学学生的旅行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人，大约是教员之一，相貌有点像霞，对她看了几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来了。
看出了“名堂”，是指让他偶然遇上了似“杭州美人”王映霞那样的女人；接着记有“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但余兴尚未衰也。余兴未衰，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写一篇短篇。”总之，迟桂花，背景翁家山，以及“像霞”的那位作女主角，都已成腹稿了。
不出所料，接下去的八九十月日记中，《迟桂花》已曾“十月怀胎”：“在奎元馆吃面的中间，想把昨天的诗做它成来”，钱将用尽了，明日起大约可写点东西，先想写篇短篇，名《迟桂花》，《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养肺病者的性格来”……尔后的日记中则记有医生出身的二哥养吾来帮忙，说好“明日迁至段家桥西湖医院楼上住，日记应改名《水明楼日记》了。”首篇也是写记这里的环境：
这儿是友人杨氏经营的西湖医院，清静幽深，房子是同治年间张勲公的栖身地，张殁后改建为祠，前面临湖而后面遥靠保椒山塔，我所住的一间，尤系张公祠中最好的处所，名水明楼；此地原为富春山庄旧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来这里做客闲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住上好环境便有了好心情，尽管住水明楼不足一月，但名作《迟桂花》却“一朝分娩”了！为着文稿更加完满，为着取稿子的人在家候着，又上翁家山去视察一回，且尽量赶在《蜃楼》前出手。“月明如昼，水明楼上，照得晶莹四彻，灭去电灯后，又在露台回廊上独坐了许多时候，猛想起李后主'独自莫凭栏’句，实在意境遥远得很。”还是面对“十一月底必须做出的《蜃楼》。只是，转而又去对付很是顺手的《迟桂花》”，“午前《迟桂花》成四千字，午饭后又写了一千字，以后若每天能写五千字，那不消一月，《迟桂花》就做成了。《迟桂花》大约要写到二十，才写得完。几个人物的性格还没有点出，明日再写一天，大概总该有点眉目了，这回非要写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写完为止。”果然，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有“午前又写了四千字，《迟桂花》写完了，共有稿纸五十三张，合二万一千字，傍晚付邮寄出”。
不满一月的《水明楼日记》作证，所住环境好，心情也就好，舒畅的心情，不但有助身心健康，因而做事的效力也高。在郁达夫的人生中这一次不但治了病，还培养了好的生活习惯：“自来杭后，修身养性，坚持圣洁生活。迄今已将二十日，若再过一月，则习惯养成，可以永保无虞矣，文章做不出倒还事小，身体养得好好，却是第一要着”；“早睡，晨六时起床，也是到杭州养成的好习惯；只是，酒终于戒不了，这实在是一件坏事”。
他在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晨起雨还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买对联纸数张，回来写了两副对联，语为“直以慵疏招物议，莫抛心力作词人”，与“莫对青山谈世事，休将文字占时名”，以柳子厚之一联拆开，对上了上下，便成此两对。“莫对青山谈世事”，为元遗山诗，原联下句为“且将远目送归鸿”。
读《水明楼日记》还有另外所获是，郁达夫乃生前就卖日记、书信的作家，住杭州不足两月所作“两记”，同样也是可以卖钱的。这在十一月三日的《水明楼日记》中也有记录：
晨起，将上月的日记又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印入书去。大约在天马出的那书里，尚缺万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记补入好了。书名也已想好，当名叫《忏余集》，以“忏余独白”一篇冠首，合六七万字的光景。
作者介绍
蒋增福，1934年生，浙江富阳人，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任富阳县文教科（局）科员，主要从事城乡扫盲工作，后参与《富阳县志》编撰，又为县委党校秘书，80年代初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党委书记，后迁任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又迁任文联主席，1995年退休，任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郁达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80年代后从事乡邑文史调查和郁达夫研究，曾参与采写编撰《富阳风貌》《富阳文史资料》《100个富阳人》等系列丛书，并倡办地方文艺刊物《富春江》和《郁达夫研究通讯》。30余年笔耕不缀，出版专著《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闻见录》《走近三国》《富春文集》等；主编或参与编撰《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抗战中的郁达夫》《历代诗人咏富阳》《富春江今古散文选》《富春江畔话三国》《见字如晤——文坛师友书信集》等，多次获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郁达夫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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