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故事
知道卢作孚先生的故事，源于正在写作的“读城”系列，读到重庆城时，方了解到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才知道了在护送重要民族资产撤退到大后方的过程中，卢先生和他的民生船运公司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人将这次撤退比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它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彼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也保住了民族经济的元气。
卢先生和他民生公司的故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对于社会改革的微生物理论与实践，也令人为之一振。当然，对于卢先生故事的无知，更让我有几分羞愧：我记住了王侯将相的权力更替史，却不知晓曾真真切切以实业救国、以实业惠及民众的企业家故事。
毛主席说，卢作孚是中国近代史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不满足于仅仅在网上知道一些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的评论文章。买来《百年心事 卢作孚传》一书，力求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卢先生的故事。也很想通过卢先生的故事，探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家企业是如何获得生存与发展，又如何在国家命运大起大落之间，赢得立足之地。
读此书的过程中，几度掩卷叹息，几度哽咽落泪。个人的命运轨迹和一家公司的跌汤起伏，填补了以往宏大历史叙事教育下所留存的缝隙，为无法感知的战乱年代普通人的生存叙事，注入了可以理解的记忆。
历史不是概念，不是框架，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命运体所经历的故事。
19世纪的创业青年
21世纪的年轻人常常在讲“创业”，有人是技术创业，有人是激情创业，有人是跟风创业，虽然商业模式五花八门，但最终都以拿到票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读这本书的同时，也恰好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反观今日青年之种种现状，总觉得少了一些源自内心的从容与坚定，少了一份对时代应有的关注与责任。
作为19世纪的90后，卢作孚也是一个创业青年，他的创业故事，比今天更加艰难不易。对于今天想要创业的青年们来说，也有诸多启发：下一次，在撰写自己的商业计划书时，不妨多想一想企业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想一想自己的事业可以为更多人的美好生活，带来哪些友好的影响和帮助。
卢作孚曾经说过：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而是盼望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
卢先生出生于1893年，是四川省合川县人士，少时在家乡上小学，他一生之中有记录的在校学习经历，也只限于小学毕业。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有学习的能力，更要有学习的自律。
离开学校的卢作孚，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他从没有放弃自我成长，依靠自身强大的自学能力，他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成都，遍览当地公共图书馆里的书籍，重点学习数学，也兼职做家教，还很用心的总结了自学与授课心得，编写《卢思数学全解》等教学手稿。依靠小学仅有的功底，他又自学古文、历史、地理，甚至物理与化学，渐渐形成了健全的知识结构。
有强大的自学能力，有严谨的自律能力，这两点足以保证一个人不会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迷失方向。今天很多年轻人要用高学历证明自己，要用各种考试成绩证明自己，由此竟造成很多人“眼高手低”：只是把自己变成了考场上的高手。
卢作孚在33岁的时候，创建了民生船运公司。在此之前，他当过记者，做过老师，最终探索到创立实业的道路上来，也和此前的经历有关。做记者是写下稿子，在报纸上传播新思想；当老师是站在课堂上，在黑板前传播知识，这两件工作在军阀政治下，反复无常的环境里，皆漂浮不定，且极易沦为愚昧民众的工具。相比之下，或许只有实业可以成为事业的起步点，可以立竿见影的造福民众。
创立初期的民生船运公司，所面临的经商环境是军阀割据一方，长江上跑的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民生船运公司从成立第一天开始，便经历了融资难、行业竞争恶劣、权力倾轧、甚至时刻还需提防着彼时四大家族的垂涎欲滴，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
仅举一例。
1945年，卢作孚带队考察加拿大造船厂，“二战中”加拿大造船业发展迅速，企业主担心战争结束后行业会发生萧条，连同加拿大政府在内，都积极寻找机会扩展业务。1944年的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鼓励外国企业在加拿大借款，限制条件是所借款项必须在加拿大境内订购工业产品，贷款要求是借款方所在政府需给与同等担保。
民生公司经过前期沟通和考察，获得1500万加元的贷款额度。卢作孚满心认为，外国人方面已经全部打通，本国政府更会全力支持。未曾想真正的阻力却恰恰出在“本国政府”身上。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四大家族把持着经济命脉，日益强大的民生公司，成为四大家族心中一个“很是碍眼的存在”。在政府中握有审批权与主导权的宋子文，更是利用官场上惯用的套路和手法，对这笔借款百般拖延，或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苛刻条件”，例如：担保可以，必须按月支付贷款利息。熟悉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资金流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重要性，按月付息无异于在企业艰难经营的重压上又加了一担子。作为“自己的政府”，没有想过企业发展对于社会整体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掌印部门却在时刻盘算着个人的蝇头毛利，滑天下之大稽也。
02
产学结合：要教人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卢作孚非常注重教育对于革新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在民国时期军阀杨森主政四川期间，卢作孚上万言书，畅谈教育的重要性，素以“新文化军人”自诩的杨森被这封万言书打动，大胆启用卢作孚执掌地方教育。
卢作孚所提倡的新教育理念，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启迪性，他认为：教学要打破教科书的现实，教材只能教育的一部分；要打开校门，使学生日常能与自然和社会接触，不但要让学生到自然或社会里去，并且要让社会的或自然的教材到学校里来。
作为21世纪的学生家长，一百年前卢先生的这种教育理念，让人再认同不过。在卢作孚生活的年代，他常常担忧“教育会把人教成死人，甚至教成坏人”，反观今日某些教育的做法，可千万别把人“教成呆人”。
卢先生对学生的教育是启发式的，他坚信“每一个人都有天才，要用教育去发展他，而不是用教育去淹没他”，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国之教育与其政治互为因果，一政治之施，必赖教育为之倡导，一政治之良，必得教育为之扶植。教育的形态，也便孕育着数十年之后的社会样貌了。
卢作孚先生在教育领域所做过的两件事情，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924年8，卢作孚在成都创建了通俗教育馆——这种通俗教育馆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众文化活动中心。卢作孚将馆址选在成都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在杂乱不堪的原址上，他带人修建公园，林木掩映，溪水环绕，并创立了九个面向公众通俗教育的部门，包括博物部、图书部、演讲部、体育部、音乐部等，通俗教育馆内设有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演奏厅等。在举办各类文艺活动之余，馆内还经常举办关于科学、教育的演讲，向大众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风尚。
1924年的中国，在战争叙事维度里，是直奉战争爆发的年份。这一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部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开打，战争一共持续了50多天，张作霖胜出。
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进行比照，我们脑海中可以自动生成一副画面，在中国的版图上，奉天地区在上演权利争夺的兵戈战事；成都地区的人民则可以在通俗教育馆内感受新文化所带来的滋养。一方面是军阀的权利争夺，劳民伤财；一方面则是通俗教育馆在力主推行的新生活方式，启迪民智。
在战乱伤害不到的地方，人们可以拥有平静的生活；即使在战乱不断的年代，也依然有人在为了公众的教育与人民理应享有的美好生活而孜孜不倦。
这便是卢作孚所倡导的实业救国，也是他所践行的“微生物式革新”理念。用实际的行动，用点点滴滴的教育，去引导，去改变。
1927年，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地区开展乡村建设，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修建公园，第二件工作，是整治肮脏的环境。第三件工作便是兴办公共事业，通过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医院体育场、办学校等途径，逐步改善北碚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让游手好闲之徒，有事可做；让聚众赌博之徒，有了更加文明的休闲方式，等将一个名不见经传且脏乱差的北碚地区，变成一个富有朝气的现代社会试验区。
我们阅读历史，可以关注王侯将相的大风大浪，也不妨关注一下那些为生活本身而兢兢业业的人们。卢作孚创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效率令时人刮目相看，他给出的理由是：做事效率高，是因为中国并无美国那般安定的环境，在动荡之中，只有紧张急促的工作，方能有一点成效。以劳作使梦想落地，使人们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
做事莫嫌小，愈小愈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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