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哲思手记（随想随记）
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只能偶尔把一些曾经的思考，记起来一点就写一点。但还是很遗憾，很多都丢失了，在那未知的深渊。希望可以慢慢寻回，那些关于行动的探索。
5月16日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什么是工人面对的问题，以及我们怎么看待工人表达出来的“问题”？一个群体中的任何工人个体，一个行业中的任何工作场所的工人个体遭遇，总是非常多元化的，而工人自身所关切的具体工作困境甚至都可能是多元的，也就衍生了听者所生发的所谓“比较”——哪个/里工人相对更惨——基于不同场所工人遭遇的困境的“受害”程度。但是在我们尝试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工人的时候，必须无时无刻的谨慎：若工人的困境可以用“惨”来简单形容和比较，那要如何回应不同“惨”度的工人似乎都在遭遇同样的行动力困境？——那一股压在工人的“气”，似乎并无法用比较来形容，也无法用不同程度来度量。
所以“惨”不惨本身不重要，更不是我们用来认识工人的切入点和开始点，这也会令我们坠入到另一个行动主义上的歧途——以惨的改善来定义成功与失败，以惨的程度来定于工人群体所遭遇的压迫。这都是最需要谨慎的行动困境，也是想象力困境。
相反，去思考所谓工人的“行动力困境”背后的根源，才是组织者所要认识的真问题。惨与不惨都极为个人化，无论是组织者自身的评判还是不同工人个体间的评判，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行动力困境却存在极大的公共性。因为这正是集体性的失权所造成的绝境，在长时间的不断消解自信和行动主义的资本主义霸权管理实践下，对改变的悲观主义正在资本逻辑下不断的生产和在工人当中再生产，造成了连锁性的困境。若看不到所有所谓工人问题背后的此类权力困境，纵使我们很努力的回应了关于“惨”的问题，减轻了其程度，但实际上我们并看不到工人在行动力困境上的一丝解放，毫无破局。
组织者的问题意识，决定了ta怎么理解问题，怎么回应问题，以及怎么处理工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背后的真问题。或者这么说，在未经结构性剖析和教育的工人面前，他们的困境或许是关于惨、关于物质的问题，但是背后深层次关于权力结构的问题被掩饰了，这是资本的杰作；而组织者要回应的，要清晰看到的，恰恰并非惨本身，而是通过工人的生命历程，来理解惨是如何被建构和背后的真问题是如何被掩饰的。工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正在于此，ta们的生命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也帮助ta们自身去梳理这其中的“掩饰“，这才是工人组织工作和教育的核心，这也才是去评估何为工人工作的目标的标准。去理解惨背后的那股“充满无力感的气”是怎么形成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朝着真问题的方向去解决问题，也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
再者，第二个引发的问题，如何令工人觉察、令工人可以为集体而行动？在几乎绝大多数的互动，甚至全部互动当中，或许很多人都会对工人行动产生莫大的失落和挫败感——懦弱的工人不愿维权，积极的工人只愿为自己着想。这都远远颠覆我们对工人的想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工人就是如此；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也是从来都是个人主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残酷的环境之下，苟且保全自身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吃力不讨好的风险去争取他人的利益。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工人也是人，更不是天然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理论里的运动带领者，这都是午托班者或者说门户之见者极为离地的念想，非常的可怕。
我们必须意识到，工人是需要教育的，就如我们也是需要教育的，但我们外来者（组织者）绝不是教育者本身，因为工人的生命经历才是我们及他们自己的教育者本身。也就是说，去解决集体行动主义的源头问题，仍然要回到工人自身的经历上，从这里汲取思想来源，而不是将工人不行动转变为所有的埋怨苦水——扔向残酷的资方或权力，又或扔回自责的工人自己，这对教育本身都是致命的。
回到具体的解决方案。现实当中，有太多的工人对于推动集体行动主义抱有极为悲观的念想或创伤，工人的无法团结都在不断消磨其中积极分子的行动精神，甚至传递给其他可能成为行动者的观望者，陷入无止境的死局。但是真的不可能改变吗？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是组织者可能太容易放弃了，或者被积极分子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情绪所带进去，而看不到，或者说，跟这些工人一样，都看不到背后的可能性。都走不出来。
工人的生命经验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可是，但集体的事件受挫或者阴影之后，工人会自行对生命经验中公共部分进行自我否定——这是最可怕的，其实可怕的从来不是对同事的否定，对资方的否定，而是对自我的否定。而留存下来的只有个体经验的部分，这迫使工人行动者选择另一种最能保障自己的方式生存，但是却同时也掩饰了或者令自己也被遮蔽了，所有问题的持久性解决方案，必须通过集体的方式才可实现，但是很遗憾，被遮蔽了。这令鼓励积极工人持续为他人同事行动，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与ta留存下来的生命经验并不符合，也看不到未来。
回应这样的问题，并非强行灌输以集体性的理论观念，因为工人生命经验中的公共部分已经被自我否定了，并非用理论上的灌输、讲理便可追回，这太天真也太容易受挫，毕竟工人并不如组织者所想。但这也并非没有出路。事实上，出路仍然是在工人本身的生命经验当中，而组织者需要做的，是协助工人重新梳理其生命经验中的公共记忆，重新看到其公共的部分，重新建立公共与私人的记忆突触连结，才有可能创建所谓的集体行动主义。怎么做， 恰恰没有捷径，而是用一种更为谦卑的心态，与工人攀谈，去认识、学习ta一路走来的生命过程，捕捉其中的公共性，进而协助ta理解其中的真问题，所谓的公共性可能是ta的家庭、ta的情感牵系等等，这些一直以来都被组织工作所忽略的地方，也是重建行动主义的切入点。在没有完全认识工人的时候，我们将难以找到这些希望之处；在工人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ta也将难以完全对自己、以及集体产生充分的自信，而这些或许都需要在生命经验中、工作场所的经验中，重新去认识和建立理解，才有可能回应到最为核心的问题——关于行动。
行动教育的突破口一定是存在的，只是它并不存在于你我的头脑中，也不存在于书本理论之中，而是存在于工人群体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之中。作为工人的他们、作为组织者的我们，都缺乏一个姿态去探索去认识这些经历，才造就了所谓工人的行动力困境，以及组织者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