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 | 汉晋“舍利”图像考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ZD27）阶段性成果。本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21年第3期。

朱浒

副教授

PROFILE

作者简介：朱浒，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专著《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荣获2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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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晋时期，流行着一种榜题为“舍利”的神兽，最初见于东汉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后又发现于西晋敦煌佛爷庙湾彩绘砖画墓。近年来，西高穴村二号墓中发现了两处带有“舍利也”“舍利禽”榜题的图像，为我们识别此类神兽身份提供了新的图像依据。研究发现，“舍利”图像大量存在于山东、苏北、陕北等地的汉画像石中。舍利兽是构成汉代神兽祥瑞体系的重要成员，同龙、虎、辟邪、麒麟、天马、凤鸟、鹿、玉兔、九尾狐、比肩兽、六牙象等共同组成了东汉时期流行的汉画祥瑞。通过文献和图像的对读发现，“舍利”图像与汉代西域传入的百戏“漫衍鱼龙”关系密切，并曾与“六牙象”图像形成过对偶关系，流露出西来的“西王母—胡人”仙话系统与早期浮屠信仰对汉晋时期墓葬艺术和祥瑞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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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晋；西高穴村二号墓；舍利；漫衍鱼龙；祥瑞

在汉代人的想象世界中，充盈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神奇动物。《鲁灵光殿赋》中有“奔虎、虬龙、朱鸟、腾蛇、白鹿、蟠螭、狡兔、猨狖、玄熊”等记载，然而，在汉代人构建的祥瑞世界中，尤其在“汉代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汉画像中，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多的神兽并没有被我们认识，仅在墓葬中保存了幽暗的形象。因此，科学考古中发现的神兽榜题对佐证其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汉晋时期墓室壁画或画像石中，可以见到带有“舍利”榜题的动物，由于发现数量不多，所处时代和分布地域也有较大差异，尤其是“舍利”图像是否具有佛教美术性质，学术界还有争议，并在长期的论证中逐渐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舍利”图像具有明显的佛教性质。基于和林格尔壁画墓“猞猁”榜题的发现，以及它同“仙人骑白象”图像的位置关系，俞伟超先生认为它具有明显的佛教属性。此说一经提出，影响深远，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中国学者赵超、张总、金申、温玉成等均执这一观点。如此，神兽“舍利”同佛教圣物、佛陀或高僧涅槃后火化后的遗骨，即佛教典籍中的“实利”“设利罗”“室利罗”就构建起了关联，成为佛教圣物崇拜在汉代流布中国的证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舍利”是一种“善于变幻”的祥瑞动物，和佛教关系不大。这一观点以巫鸿、阮荣春为代表。巫鸿质疑道：“尽管这两种题材（“仙人骑白象”与“猞猁”）来源于印度佛教艺术，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仍体现着原有的佛教含义。”阮荣春先生则一针见血的指出，“至于'猞猁’，乃是善于变幻的动物名称，不应曲解为佛舍利。这种动物，亦称鱼龙，与白象在汉代百戏中最为流行。……从字体而言，犬旁的“猞猁”二字，本身就是动物名称，从字的书写变体规律而言，只有将“猞猁”简写成“舍利”，一般不可能将反映佛骨的、笔划少的“舍利”错写成笔划多的、用于动物名称的'猞猁’的。”

第三种观点对上述两种观点持调和与保留态度，认为和林格尔壁画墓的“猞猁”图像内容与佛爷庙湾“舍利”图像的关系如何，尚待讨论，以杨泓、郑岩、李正晓为代表。

既然学术争议如此之多，对“舍利”身份的探究还需要一些新的证据。遗憾的是，新的证据并不支持“佛教说”。2009 年河南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曹操墓，在公安部门收缴回来的一块明确出自其中的画像石上刻有一个类牛含珠的神兽，旁有“舍利也”的榜题。邢义田教授基于此榜题，指出“舍利”可以解释为“捨利”或“利之所居”，“其基本意义不外乎求取富贵和获得福分。……和佛教找不到相关的痕迹。”

鉴于“舍利”图像的争议性，及其在汉晋时期的重要地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这一神兽之形象及其铭文的关系，我们将重新审视“舍利”的图像表现，试图揭开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  考古发现中的“舍利”榜题及其图像

舍利图像是伴随着“舍利”或“猞猁”榜题的考古发现而确认的。依照现有考古材料，目前已经发现了三处共四幅带有“舍利”榜题的图像。

第一处，1971年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墓主人是东汉时期的护乌桓校尉。和林格尔壁画墓内容及其丰富，可惜的是，“猞猁”榜题及其图像发现不久后即损毁，未见任何出版物上，仅有发掘人员的回忆录记载。据俞伟超先生介绍：“那些后来已经剥落的壁画虽因当时没有条件照相而无法见到照片，但李作智同志于1973年根据记忆所作补充记录，却告诉了我们这个前室顶部本来还有青龙、白虎、玄武、东王公、西王母和舍利诸图像。”李作智在《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初次调查记》称，“在'东王公’的北侧稍偏下一些的地方绘有一盘状物内放有四个圆球形的东西，在其左上方题有'猞猁’二字。”俞伟超先生将其与同墓所发现的“仙人骑白象”图并列研究，认为这是东汉桓灵时期的重要的佛教图像。。然而，此处的榜题究竟是“舍利”还是“猞猁”仅凭记忆已经无从分辨。

图9.1 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之一 榜题“舍利也”及其图像 2009年征集

图9.2 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之二 榜题“舍利禽”及其图像 2009年征集

第二处，2009年河南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抢救性发掘以来，公安部门从盗墓分子手中征集到两块画像石残石。第一石，发表在《曹操高陵》官方报告中，被命名为“义人赵宣行善图画像石”，“最下面一层画面，均为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神兽。最左侧的神兽已残，看不出形状。后面的神兽，口衔圆珠，双目圆睁，头顶双角，鬃毛竖起，旁边题刻'舍利也’。”（图9.1）右侧还有“阳燧鸟”、“辟邪禽也”的榜题和分别对应的神兽。第二石，曹操高陵管委会主任贾振林先生所著《文化安丰》一书披露了此石的照片，可以看到最底层的神兽的形象同第一石非常类似，经邢义田先生判断，第二石的铭文为“舍利禽”三字。（图9.2）不知出于何原因，此石没有被2016年版的官方报告收录。

图9.3 敦煌佛爷庙湾M1发现的舍利图像 1991年出土

图9.4 敦煌佛爷庙湾M167发现的舍利图像 1995年出土

由于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猞猁”图像已毁，而俞伟超先生的研究全部基于李作智先生当年口述的准确性上，但鉴于实物已经不存，对其理解仍有存在整体偏差的可能。因此，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发现的这两幅图像成为仅有的带有榜题的东汉末期的“舍利”图像，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群发现有一组西晋时期的舍利图像，数量不详。据殷光明先生回忆，1991年发掘的墨书题记画像砖墓（M1）中出土了榜题墨书“舍利”。他说：“第七层 第一砖为左向舍利，第二、三砖缺损，内容不详。第四砖为右向受福。舍利 1件。题名'舍利’。又写作'猞猁’。头顶独角，兽首高昂，粗颈巨口，身饰羽毛，四肢作奔腾状。”遗憾的是，这个墨书榜题的图片一直没有发表。近蒙河西学院李慧国先生惠赐了亲摄照片，可知其榜题位于神兽背部上方（图9.3），清晰可辨。从拍摄环境可知二砖尚在墓中，未转移至博物馆。随后发掘的多个墓葬也出现了与之类似的图像，我们以墨书题记推之，这些图像也当是舍利。

研究者对敦煌佛爷庙湾舍利图像的著录也是一波三折。1998年版的考古报告《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中仅识别出一例M167中发现的舍利图像，称“舍利（猞猁）1件。标本M167：3，头顶有长角，兽首昂起，巨口獠牙，粗颈长尾，自静一下均为羽状鳞，肩胛处有翼翅，四肢作奔腾状。”（图9.4）

图9.5 敦煌佛爷庙湾M37发现的舍利图像 1995年出土

不知为何，是版报告误把M37（图9.5）、M39（图9.6）和M133中的五幅舍利图像解释成了“四爪趾尖锐突出……两附尾成三叉状”的“麒麟”。根据邳州缪宇墓 “骐驎”画像石榜题，汉代的麒麟应是似鹿、有蹄的食草动物。这五个动物由于有爪，绝非麒麟，考察其外貌和所处位置，可知这些所谓“麒麟”其实就是M1、M167出现的舍利，只是有些细微差别。2009年俄军、郑炳林、高国祥主编的《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上中下）三卷本出版，已经在文中修正了这个错误，把这些神兽的称谓全部改为了“舍利”。同时还披露了另外三个没有具体发掘时间和编号的舍利图像，（图9.7）使得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群中的舍利图像发现总数增到10幅。

图9.6 敦煌佛爷庙湾M39发现的舍利图像 1995年出土

图9.7 敦煌佛爷庙湾发现的其他舍利图像 墓葬位置不详

综上，考古发现中的“舍利”榜题虽然仅有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猞猁”（存疑）、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中的“舍利也”“舍利禽”，西晋佛爷庙湾的“舍利”四处，但其图像已有十多幅，足以让我们对这一神兽的外貌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可以通过“格套”理论，去推知其它散见各处汉晋美术考古资料中的神兽“舍利”。

根据上述图像的细节，我们可以判断“舍利”的基本特征。依照邢义田教授的描述，“这种动物的造型特征是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翼，有单或双尾，口吻部似龙，口中衔珠或璧。”不难看出，从汉末至西晋，舍利图像发生了一些讹误，如佛爷庙湾的舍利均失去了“龙首”特征，但仍保留了相当多的细节，如分叉的尾部、头上的双角，甚至身上细密的短线装饰，让早期研究者误以为是“麒麟”。

考虑到类似神兽在汉画像中时有发现，却一直没有准确的名称，故我们需依照已有特征，对汉代类似神兽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

汉画像中的神兽舍利并非独立出现的，而是成为汉代神兽祥瑞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部分实地考察和资料检索，我们发现汉画像石的各个主要分布地区几乎均有舍利图像的分布。

二、陕北地区舍利图像与东汉祥瑞体系构建

2018年10月，笔者率研究生对陕北榆林及其下辖的绥德、米脂、神木等县市进行考察，意外发现了大量的舍利图像，堪称陕北汉画像中神兽图像的代表，下择代表性图像试论之。

笔者首先考察了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在绥德县中角乡白家山村出土的一例横楣石上，发现了一组神兽，从左至右分别是捣药玉兔、凤鸟、翼龙、辟邪、舍利、麒麟、鹿、九尾狐和羽人持瑞草。（图9.8）博物馆铭牌称其为“独角兽”。考察这一所谓的“独角兽”形象，完全符合东汉时期“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翼，有单或双尾，口吻部似龙，口中衔珠或璧”的舍利的典型特征。在该馆收藏的另一块出自绥德县城关镇黄家塔的“墓门五石”组合中，从左至右分别是舍利、翼龙、凤鸟、麒麟、比肩兽、辟邪。其左右门柱上还有东王公、西王母、仙山神兽等配置，营造出浓郁的仙境氛围。（图9.9）此外，还有一例榆林市征集的“墓门三石组合”，舍利和翼龙、麒麟之间被嘉禾隔开，上门有车骑出行狩猎场景。（图9.10）

图9.8 绥德县中角乡白家山村出土的横楣石上的舍利图像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

图9.9 绥德县城关镇黄家塔的“墓门五石”组合上的舍利图像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

图9.10 榆林市征集的“墓门三石组合”上的舍利图像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

翌日，笔者又率队考察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馆，并在其中发现了更多的舍利图像，如1975年发现的义和镇楼沟村出土的横楣石（图9.11），舍利位于翼龙、辟邪、白虎的右侧，也是由嘉禾隔开。1980年四十里铺出土的横楣石上，舍利位于麒麟右侧。（图9.12）1984年黄家塔九号墓出土的横楣石上，舍利同天马、白虎、麒麟、辟邪、翼龙构成一组神兽体系，舍利位于左数第三位。（图9.13）午时，我们在米脂县博物馆发现米脂党家沟出土的横楣石上也有一处舍利图像，舍利头上仅有一只长角，做吐舌状，无翼，造型较为特殊。（图9.14）在神木县博物馆，我们发现了神木大保当汉墓中的两例“墓门五石组合”中均出现了舍利图像。其一，从左至右分别是玉兔捣药、麒麟、翼龙、舍利、双凤、辟邪、麒麟、玉兔捣药（图9.15）。其二，神木大保当汉墓M3门楣上，从左至右分别刻有羽人授芝草、麒麟、舍利、凤鸟、辟邪和白虎。神兽间同样由嘉禾隔开。（图9.16）

图9.11 1975年发现的义和镇楼沟村出土的横楣石上的舍利图像 绥德汉画像石馆藏

图9.12 1980年四十里铺出土的横楣石上的舍利图像 绥德汉画像石馆藏

图9.13 1984年黄家塔九号墓出土横楣石上的舍利图像 绥德汉画像石馆藏

图9.14 米脂党家沟 出土横楣石上的舍利图像 米脂县博物馆藏

图9.15 神木大保当汉墓“墓门五石组合”之一的舍利图像 神木市博物馆藏

图9.16 神木大保当汉墓“墓门五石组合”之二的舍利图像 神木市博物馆藏

翻开《中国汉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卷），还可以看到米脂墓门楣画像、绥德王得元墓门楣画像、绥德王得元墓室横额画像、绥德杨孟元墓前室后壁组合画像、绥德墓门楣画像之一、绥德墓门楣画像之二、清涧墓门楣画像等均有这种神兽形象。可惜的是，无论是博物馆文字说明，还是原始发掘报告或文物图录，均无人正确甄别舍利的真实身份。如李林、康兰英、赵立光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中一概将其称为“麒麟”。此书中，舍利图像出现频率极高，据笔者统计有图49、图52、图62、图118、图124、图164、图169、图211、图224、图237、图300、图338、图345、图360、图368、图386、图395、图404、图436、图440、图448、图459、图463、图468、图472、图483、图552、图564、图565、图629等30例。在部分发掘报告中，这一神兽甚至被研究者称为“玄武”，可见斯谬之甚。

综上，我们认为舍利是陕北榆林地区汉画像石中较为常见的神兽之一，同龙、虎、辟邪、麒麟、天马、凤鸟、鹿、玉兔、九尾狐、比肩兽、羽人等一齐构成了陕北汉画像石中丰富多彩的祥瑞世界。这些神兽几乎均位于墓门或墓室的横楣石上，横列一行，通过线性的排列，加强了祥瑞的效果。除位于横楣石外，有少量舍利图像位于中柱石，如米脂官庄汉墓M7前室西壁中柱石上发现了露出半身的舍利，但仍然处于神兽序列中。（图9.17）神兽们有时被嘉禾相隔，或有一些仙鸟穿插其间，渲染了仙境的氛围。这些祥瑞的动物群还常常与狩猎图像交织在一起，似乎传递了相近的意涵。陕北汉画中的动物祥瑞同武梁祠屋顶上的祥瑞类似，即巫鸿先生所说的“'瑞图’的流行祥瑞图籍。随着祥瑞理论在汉代建立后近三百年的发展和风行，这种祥瑞图籍不断扩大和增益”。

图9.17 米脂官庄汉墓M7前室西壁中柱石上的舍利图像

三、山东地区舍利图像与“漫衍鱼龙”戏

舍利图像不仅发现在陕北地区，在汉画像最集中的地区山东也有重要发现。山东沂南汉墓中，动物形象非常复杂，有些可以明确判断为舍利。

在著名的沂南汉墓前室八角擎天柱柱身的东面画像石，刻画了三组胡人、羽人和神兽杂耍的画像，其中最右侧中央有一只龙首、生翼、四肢站立的神兽，正符合舍利特征。（图9.18）此外，沂南汉墓前室过梁和八角擎天柱上的散斗、拱与蜀柱的东面上刻画有一组神兽群像，据原始报告称“第一个是一条有翼的龙，后有云朵，龙回首向后，与后面的凤鸟相对。第二个是一凤鸟，长冠展翅，尾开如鱼尾。第三个是一有翼的龙，身材粗短，尾分五岐，口中衔一长缨……”。（图9.19）基于我们之前的研究，第三个“有翼”而“口中衔一长缨”的神兽也符合舍利的特征。此画像中，从左至右一共有六只神兽，依次是辟邪、凤、舍利、麒麟、翼虎和翼龙，这六种神兽均常见于陕北画像石祥瑞体系。

图9.18沂南汉墓前室八角擎天柱柱身的东面画像石上的舍利图像

图9.19 沂南汉墓前室隔梁东面画像中的舍利图像

舍利为构成祥瑞体系的神兽之一，尤其在八角擎天柱上，舍利同来自西方的胡人构成某种关联，隐含了其西方的来源。《汉书·西域传》中有关于“舍利”的记载，见于“漫衍鱼龙”之戏。颜师古注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燿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

东汉时期的宫廷中延续了这一著名的百戏种类，《后汉书·礼仪志中》:“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载：“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作九宾（散）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后汉书·孝安帝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注释中引《汉官典职》有类似的记载。以上三段文献比较接近，应是汉代官方对舍利兽表演的忠实描绘。这一戏目经汉朝一直延续到了隋大业年间。阮荣春先生指出，“《通典》说魏明帝时使马钧作水转百戏，有鱼龙曼衍。《隋书·音乐下》历叙北齐北周及隋百戏说，'始武平中，有鱼龙烂漫，名曰百戏’，隋大业二年，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上述史料可见，猞猁乃百戏中主要角色。”

那么，“漫衍鱼龙”之戏在汉画像中是怎么表现的呢？

傅惜华《山东汉画像石汇编》中著录有“两城山画像（其二十）”，原解释为“神话类神仙灵异之属”。正上方有两位人物坐立，正在观赏表演。前景中，有一只口中含珠的神兽，龙首、双角、生翼、圆腹，依照之前研究可判为舍利，面左而立。（图9.20）舍利身下是一只舞动的翼龙，再下方是若干进行百戏的角色，正在倒立、攀爬，非华夏衣冠。值得一提的是，沂南汉墓中室东壁横额上刻有一幅重要的乐舞百戏图，被之前的研究者认为描绘了“漫衍鱼龙”的场景，“由走绳、龙戏、鱼戏、豹戏、雀戏、奏乐者六部分组成”，笔者以为，此六部分中的“豹戏”“龙戏”均不确。根据《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记载，“漫衍鱼龙”表演的核心情节有三，第一是“舍利之兽”，第二是“比目鱼”，第三是“黄龙”。“舍利”图像的确认是我们释读此类图像的钥匙。由是观之，沂南汉墓的乐舞百戏图中仅有鱼戏，而没有“舍利”与“化龙”情节，并不完整。按武梁祠屋顶画像中的祥瑞图，“比目鱼”是两条并身之鱼，敦煌佛爷庙湾中也有比目鱼的发现，同前者非常类似，而与沂南汉墓画像之鱼戏图不同。（图9.21）而沂南汉墓中的所谓“龙戏”，依照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之一“辟邪禽”的榜题，以及李零先生对中国有翼神兽系统研究，可知此动物实为辟邪，是一种类狮长角的神兽，而非龙。（图9.22）傅惜华著录的“两城山画像（其二十）”中，不仅有舍利，有黄龙，还有观赏者和百戏人物，在完整度上要超过沂南汉墓，可信描绘的正是“漫衍鱼龙”之戏，由此补正了前人的一些观点。

图9.20 山东两城山画像上的舍利图像

图9.21 汉晋画像中的“比目鱼”与“鱼戏”

1 武梁祠屋顶画像之“比目鱼”

2  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砖画之“比目鱼”

3沂南汉墓中室东壁横额画像之“鱼戏”

图9.22 汉画中的“辟邪禽”与“辟邪戏”

1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一之“辟邪禽”

2 沂南汉墓中室东壁横额画像之“龙戏”实为“辟邪戏”

四、徐州及周边地区的舍利图像与六牙白象

徐州及其毗邻的安徽淮北、河南永城，同样是汉画像的主要分布地，也有舍利图像的发现。

1956年，徐州市铜山县苗山汉墓清理发掘，“墓室结构为前堂、后室，全部用青石砌成，共有画像石9块，内容有乐舞图、庖厨宴饮图、比武行乐图、炎帝升仙图、黄帝升仙图等。其中以炎、黄帝升仙图最为精彩，炎帝头戴斗笠，身着蓑衣，手执耒耜，引凤升天；黄帝熊首人身，口吐仙气，体生双翼，飞黄腾达，乘黄升仙”。仔细辨认，“黄帝升仙图”画像石下部有一头六牙象，（图9.23）与之相对应的位置其实是一只头上长角、肩生双翼、龙首的“舍利”。（图9.24）

图9.23 徐州铜山苗山“黄帝升仙图”中的六牙白象

图9.24 徐州铜山苗山“炎帝升仙图”中的舍利

二者尺寸相近，构图几乎对称，图像内容也可以对读，在墓中位置应是左右关系。早期著录者对图像的释读存在讹误，今审视之，所谓“黄帝”，其实是常见的羽人形象，耳朵高过头顶，双手各执一广口容器，容器里有风雨倾泻而出，暗指此仙人正在行使风伯、雨师的职能。而那位“头戴斗笠，身着蓑衣，手执耒耜”的“炎帝”，其实是山东、徐州汉画像中常见的大禹的形象。

六牙象的鼻端有祥云萦绕，舍利身边有嘉禾繁盛生长，二者通过“日——月”“三足乌——玉兔蟾蜍”“羽人——大禹”“天马——凤鸟”“六牙象——舍利”“祥云——嘉禾”等多重元素的对称图式，传递出汉代流行的“阴阳家”学说的影响，以及“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道家观念，同时被吸纳到汉代祥瑞图像系统中来，丰富了汉画仙境的艺术感染力。笔者曾撰文论述六牙象被我们视作早期佛经经由胡人传入东汉徐州刺史部的证据，那么与之出现在相对位置的“对偶神兽”舍利，自然也不能排除佛教的影响。此例有力佐证了俞伟超先生当年提出的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猞猁”与“仙人骑白象”同时出现的可靠性，表明汉人将六牙象与舍利搭配组合并非孤例。

张衡在《西京赋》中将“白象”与“舍利”（含利）并举：“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輑。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为仙车”，当有所因。当看到徐州铜山苗山汉墓中的这两块石头，笔者疑虑顿逝。在舍利神兽的上方，不正是“大雀踆踆”吗？

距离徐州不远的淮北杜集区矿山集办事处南山村出土了一块旧名为“龙虎相戏”画像石，其左侧刻画有一只猛虎，右侧刻画一只龙首、双角、双翼神兽，也符合舍利特征。（图9.25）河南与徐州交界的永城酂城汉墓，也发现了两例类似的图像，被称为“驯兽图”。一例中，舍利口中含有四颗小珠，位于凤鸟和捶虎人、牵牛人之间。（图9.26）另一例中，中央一位头戴尖顶帽的胡人一手牵着舍利（疑用钩），另一手牵着疑似鸟首兽身的神兽，舍利嘴里含着璧。左边有一只翼虎。（图9.27）

图9.26 永城酂城汉墓驯兽图之一中的舍利图像

图9.27 永城酂城汉墓驯兽图之二中的舍利图像

“舍利兽”与佛教圣物“舍利子”究竟有无关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舍利子”信仰来自佛教，鉴于“舍利兽”与六牙白象形成过短暂的对称关系，昭示了二者可能存在的某种关联，还期待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尤其是语言学上的证据。

首先，“舍利兽”与六牙象都是西来的神兽，二者在汉画场景中均为构成仙境世界的成员。只是六牙象是受到印度的影响较多，而舍利兽可能来自更遥远的西域，与百戏中的“鱼龙曼衍”关系更密切，后“化为仙车”，又与升仙有关。其是否对应西亚的某种神兽，尤未可知。

在与汉晋大约同时期的贵霜王朝，大象成为佛教故事“八王分舍利”的主角，大象驮着胡人与舍利函（佛塔）的游行，成为佛教的一项重要仪式，这类图像在贵霜美术中俯拾可见。其类似情景至今可以在斯里兰卡佛牙节中看到。笔者于2016年亲赴斯里兰卡旧都康提城体验了那种狂欢场景，百余头大象盛装出行，万人狂欢，彻夜不眠，还有人表演各种杂耍，不由想起张衡在《西京赋》中描绘的汉代百戏表演。舍利与六牙象在这种佛教传统表演中拥有相似的身份，或隐含了一些佛教的意涵。

其次，徐州周边的舍利依然作为祥瑞之兽，与胡人、力士杂列其间，充满了来自西方的神仙信仰色彩。既然头戴尖帽的胡人来自西方，与西王母熟稔，神兽舍利也来自西方，那么胡人拥有驯服舍利的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必须承认，在整幅图像中，舍利与六牙白象还是作为一种带有异域风气的仙境神兽而存在，主要功能是为了昭示“祥瑞”。

 结 论

长期以来，关于汉晋“舍利”图像究竟有无佛教性质，尤其是“舍利兽”与“舍利子”的关系问题，我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今日之新材料审视，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首先，文章分析了考古发现中的“舍利”榜题，依照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的新材料，结合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彩绘砖画的早期著录，我们确定了舍利的图像志的特点是“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翼，有单或双尾，口吻部似龙，口中衔珠或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了检索。

其次，我们发现“舍利”图像是汉代神兽祥瑞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陕北榆林地区的绥德、米脂、神木等县市汉画像石中均有大量的舍利图像出现，同龙、虎、辟邪、麒麟、天马、凤鸟、鹿、玉兔、九尾狐、比肩兽、羽人等一齐构成了陕北汉画像石中丰富多彩的祥瑞世界。山东地区的舍利图像表现出其与汉代百戏“漫衍鱼龙”的密切关系，与《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记载相符。在“两城山画像”中，我们发现一例“舍利”与龙幻化的证据，同时伴有倒立杂耍和观赏者，可信描绘的正是“漫衍鱼龙”之戏，实现了图文互证。

一个重要的发现在徐州铜山苗山汉墓，这幅画像石中“六牙象”与“舍利”形成对称关系，正谙合张衡《西京赋》中的记载。这里，“舍利”与六牙象作为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仙境神兽而存在，传递了东汉时流行的佛教题材对墓葬艺术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西高穴村二号墓被盗画像石的舍利图像旁有一个榜题为“受福禽”的神兽，而“受福”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彩绘砖画中也有出现，且出现场合均与“舍利”毗邻。邢义田先生曾对“舍利”图像与“受福”图像进行关联研究，认为二兽是寓意相连，为人带来福和利的瑞兽。汉晋“舍利”与“受福”的关系问题较为复杂，我们将另撰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