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普特南：论心灵、意义与实在
采访者：乔什·哈兰(Josh Harlan)
采访时间：1992年
哈佛哲学评论：心灵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心灵哲学与某些领域，如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有什么区别？
普特南：心灵哲学就像所有的哲学分支一样，讨论一些有松散联系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加入(有时是脱离)了心灵哲学。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两千年来，“心灵”这个概念本身一直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没有一个概念完全对应于我们的“心灵”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psyche”，或者说是灵魂与我们的“心灵”并不相同，因为它的功能也包含了非精神的因素，如消化和繁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灵魂”仅仅是有组织的生命体的形式。比起我们当今的心灵概念，这是否是一个显然更糟糕的概念呢？)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心灵(“nous”)，或者理性(reason)不包含许多我们认为具有精神性质的功能[其中有些被”thumos”所代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中心(integrative center)，被亚里士多德定位在心脏]。
即使在我这一生中，也已经看到了两种理解心灵的极为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从英国经验主义传下来的，它把精神理解为首先是由感觉组成的。“感觉”或者是哲学家有时说的感受性(“qualia”)是否等同于大脑机制(brain processes). 这个问题对于该传统来说是“身心问题”。[理解为感觉束的心灵被称为英格兰心灵(English mind)]。心灵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主要以理性和意向性为特征，即判断能力和指称能力。(这可以被称为“日耳曼心灵”（German mind）。)
有趣的是，计算机的兴起以及计算机对认知的模拟导致了“感觉说”的衰落，并且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英语哲学文献中谈论思维和指称(refering)。但在英语哲学家中，对“身心同一性”关注中的物质性倾向不是衰落了，而是这个问题又被表述为：“思维和指称是否可以等同于大脑的计算状态？”
我目前的观点是，这些“同一性”的问题是错误的，尽管得出这个结论耗费了我多年时间。我为此做的长篇答辩见《表征与实在》(“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我认为，在与思维和指称之描述相关的性质和物理的、至少是计算的性质之间寻求同一性，是受到一种恐惧的驱使，即恐惧返回到二元论而别无其他选择，返回到“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a machine).的图景中。但这不是唯一的选择。还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捍卫这个正确选择的不仅有我，以前还有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斯特劳森和唐纳德·戴维森，还有更早的，这就是威廉·詹姆斯，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捍卫了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要着眼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生命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从目的和意义中做了系统的提炼，同时着眼于对目的和意义所做的“精神性的”描述作为补充。
这两种描述不能相互还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当然，这包括了拒绝这样一个主张，即科学描述是对实在的唯一的“一阶”描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对实在全方位的描述，是“视角无涉”的描述。这个主张深深地根植于17世纪以来的西方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对心灵哲学的讨论已经成为压制不住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元哲学等。
回到你提出的问题，即心灵哲学的“终极目标”问题。有人会说，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答案。传统哲学的答案是，它的目标就是回答我在前面列举的同一性问题，即要么是从纯物质的角度告诉我们，思维、指称、感知等是由什么构成的，简言之，就是在科学的框架内汲取目的和意义的概念框架；要么是建立起这样一个概念：二元论是正确的，在我们的躯体和大脑之上，我们还有非物质的灵魂。我所描述的这些竞争性思潮的答案则是，它的目标应该是废弃心灵哲学，就像传统上理解的那样，我把自己也包括进在内。第一种思潮是以还原论的形式出现的，它确实期待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按照它对它们的理解)回答心灵哲学的难题。而第二种思潮认为，这些学科给我们的信息限制了我们用目的和意义的语言所能谈论的有关人的内容，而且这种把精神概念还原成“科学”概念是错误的。
哈佛哲学评论：在讨论某些问题时，你提到过科幻小说的创作，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Isaac Asimov's robots)。科幻小说在哲学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
普特南：哲学，就其定义而言，正是对探索一切可能事物的边界感兴趣 [《感觉的边界》是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The Bounds of Sense：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966) 的名著]。科幻小说就是设想出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可能性的丰富源泉。至少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哈佛哲学评论：你的著名之举是，设想有一个世界，其中的全体有感知的生物都是“缸中之脑”，你用这样一个世界模拟了笛卡尔的怀疑论。这个思想实验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我们关于实在的观念能否是一个幻想？
普特南：关于把笛卡尔的怀疑论模拟成“缸中之脑”的问题，我的讨论由于篇幅过长，所以很难在这里概括，但我可以说，我的目的是论证概念和世界是相互包容的，你拥有的概念取决于你居住的世界以及你与它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以纯粹“私人的”方式拥有了概念，然后你必须继续关注是否有事物对应于这些概念，自从笛卡尔以来，这个想法强有力地抓住了我们的思维，但从根本上说，这个想法是前后完全不一致的。或者说，至少是我极力要说明有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的实在观念必然是要被修正的(而这种修正也是实在观念的组成部分)，但它可以是一个“幻想”这种想法只是做表面文章。
哈佛哲学评论：请你告诉我关于你的新书《带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0)的有关情况，它是怎样反映出你改变了先前想法的？
普特南：与早十年写成的《理性、真理与历史》相比较，《带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并没有反映出我思想上的变化，但它确实反映出我的思想在若干方向上的发展。首先，我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各种批判正在被罗蒂等人使用来为相对主义辩护，我认为，相对主义是一个伪选项（a bogus alternative）。所以我不得不仔细地考察罗蒂的相对主义。此外，我还不得不力图说明，我在“内在实在论”的名义下提出的哲学观点是真正的实在论，放弃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真的和完整的对实在的描述，如科学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描述必须与其保持一致的客观世界的概念。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力图捍卫的思想是，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是相互依赖的。杜威在《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写道：“当哲学不再是处理哲学家难题的工具，而是成为由哲学家培育出的一种方法，用来处理人的难题，哲学就恢复其本色了。”我认为，哲学家的难题和男人女人的难题是有联系的，而揭示这种联系是负责任的哲学的一项任务。
哈佛哲学评论：你能否说明你正在考虑的这种联系？
普特南：相当容易。规范判断(normative judgments)，尤其是伦理判断能否是“客观的”，这样的疑问如今几乎具有普世性，而且显然与这样一个观点相关：“事实”和“价值”在根本上是二分的，该观点是哲学制造的产品。我把瓦解这种二分视为核心任务之一，这样，人们才能够处理实际世界中的衰败现象，同时也能处理理论哲学中的一系列问题。
哈佛哲学评论：哈佛大学哲学系似乎很少关心当代欧洲大陆哲学。这是为什么？
普特南：我知道这种似乎存在于本科生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生教学中，欧洲大陆哲学的内容我们比其他主要大学的哲学系要多得多。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授过哈贝马斯的哲学，而且也涉及过德里达的某些观点。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讲授过海德格尔和拉康等大陆哲学家的著作，而弗雷德·诺伊霍瑟(Fred Neuhouser)和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二人都讲授德国哲学，包括马克思和胡塞尔。
但在本科生教学中，很难在这项工作中做到公正。记住，欧洲的学生在高中三年都有哲学课程。讨论一个大陆哲学家首先要有这种教育背景才行。如果没有西方哲学史的充分准备，是不能负责任地讨论大陆哲学家的著作的。据我所知，有些人机械地模仿德里达的辞藻，但却没有研究过德里达所研究的内容，我们哲学系不想培养这样的学生。
哈佛哲学评论：德里达的哲学观点被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说成是“对目前盛行的‘意义’或‘合理性’的观念的激进挑战”。你对德里达持什么观点？
普特南：尽管德里达的立场看起来可能是支持非理性主义的，但这肯定不是德里达所想看到的情况。我认为，他对你提到的那个观念进行的挑战在我们的传统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应情况的。在我下一部著作《复兴哲学》(“Renewing Philosophy”, 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秋季出版)中，我把德里达的立场与纳尔逊 ·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立场做了比较，事实上有重要的重叠。顺便提一下，德里达自己认为，他对意义观念的挑战并不完全是他原创的，他一再把荣誉归于索绪尔(Saussure)，尤其归功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pistique G n rale”)。德里达最新的思想是阅读的方式，其特征是在文本的正式意义和该文本中使用的修辞(tropes)之间发现致命的矛盾，我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对所有文本的阅读方式都是如此。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声称要成为“解构主义者”哲学家，一个哀叹在哲学中存在的“断言式语气”的哲学家，他自己就无情地具有断言性，而且是一个无情的推广者。当人们阅读德里达之后，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德里达害怕人们把他视为非理性主义者，那么他实际上是否给自己留下了回答这一指控的资源呢？我今天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哈佛哲学评论：你能否从更为个人的层面来总结你的工作习惯？你在选择研究领域和建立新思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普特南：我发现有两件事帮助我建立新思想，一个是自我批判，即批判我先前发表过的任何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阅读伟大的哲学家。第一件事指的是，我对自己从前写过的这个或那个东西永远不满意，我要查找原因，努力思考我为什么不满意，怎么办，同时，我通常还要为我的下一个著述布置任务。但这种工作方式也会程序化，进入循环状态。我觉得，阅读总会开辟新的可能性，如阅读康德、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由于我越来越聪明，康德、亚里士多德等也都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我还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步行。为了写一篇文章，我必须行走许多英里的路程，我喜欢这种户外活动。对于我来说，哲学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