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荫柯：初恋之殇

┃Personal History

初恋之殇

© 邓荫柯／文

　　爱情是和生命长河同在的浪花，初恋却是只和青春之树共生的花朵。童年、少年时代一次一次只有萌芽、没有成长、没有开花更没有结果的单恋像只有腹稿没有落笔的诗，不算数的，在生命的旅程中只不过是雁过无痕的、漫漶的、缥缈的回忆罢了。而不但铭刻在心灵的底片上，也落笔在鱼雁传书的云笺上的那一次，是和杨的故事，匆促而悠长，炽烈而凄婉，是我此生真正的初恋。

夜行列车

　　难忘故乡热土上的那一列夜行的客车。
　　整整半个世纪前，我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山东少年，高考过后去北京和已经移居首都的父母会合。青春的时代，青春的祖国，青春的年纪，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和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面前的几分迷惘。
　　我乘沿津浦线北上的列车，从中途换车的济南上车时，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我和张德葑同学坐在四人座位的那一边。对面先是一位农民老大爷，第四位乘客是一位和我年纪仿佛的女孩，带来一股青春的朝气和浓烈的女性的气息。她向我们微微颔首致意，露出一抹难以觉察的笑靥。我假作无意地端详她的面容，她中等身材，清秀、白皙、端庄、安详，专注地读着一本书：《词选》。她来自泉城济南，喜爱诗词，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泉城的诗人李清照应该也是这般模样吧。我觉得这是一位有着不凡气质的姑娘，不大容易接近的。从来没有和陌生的女性坐得这样近的我，有一丝不安。一向对自己的朴素甚至有点寒碜的穿戴毫不在意的我，这时竟然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在她面前表现的潜意识，也许是怜恤老弱的天性使然，我对那位老大爷分外的关心，把随身带着的食品一份一份慷慨地赠送给了他。和张德葑的谈话也矜持、严肃起来，小心地选择着词语。张德葑同学在德州转车去了山西，我不得不单独面对我这位美丽而高贵的旅伴，一丝喜悦，一丝局促袭上心头。我盘算着怎样和她交谈，从哪一句话开始。
　　还是她先开的口。她惊喜地看着德州车站站台上大堆大堆的西瓜，对我说，你看，德州的西瓜真多啊！这句亲切自然的开场白令我如释重负，开始了在夜行列车上的对话。原来她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的目标也是北大中文系，考试结束，她要去沈阳看望一位亲戚。她读的书是一本开明书店出版的《词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一下子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她翻开一页书，问我，这首苏东坡的《念奴娇》课本上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而这本书上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你喜欢哪一种说法？我想了想，说我喜欢课本上的前半句，词选上的后半句，合起来就是“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她说，我当然也喜欢这样的排列组合。
　　从德州到她转车的天津只有二百多公里，那时的列车再慢，也不会超过五个小时。这是命运赏赐给我的转瞬即逝的寸金难买的光阴啊。夜已深沉，对面的老大爷早已沉入梦乡，车厢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此刻，最兴奋也最幸福的是两个萍水相逢又相见恨晚的年轻人。我们都想在这彻夜的倾谈中把自己最美好的羽毛展示给对方。文学，最容易吸引年轻人的文学几乎成了唯一的主题。啊，那是中国少有的全社会如此珍爱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忘不了向她倾诉我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那庄严、深沉而温柔的感受，对《雷雨》主人公们悲剧结局的震撼，她则诉说了对《葬花词》的激赏、对黛玉命运的叹惋，对保尔错失初恋、再恋机遇的痛惜。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屈原《九歌》中那两句最富天才也最有概括力的诗句：“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那个晚上就是在两三个时辰之内经历了“新相知”到“生别离”的整个过程啊。那个夜晚，我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秀外慧中，体悟到一颗青春心灵的醇美、典雅、热情和质朴。列车扩音器报站的声音一次一次响起，如同铁锤敲击在我心坎上。
　　该死的天津越来越近了，我竟然没有勇气和她互通姓名，留下联络的地址，怕遭到拒绝。愚蠢的家伙，胆怯的家伙，两人都进行了如此深入而美好的交流，怎么会拒绝呢？而且，如果都如愿考中，将来还可能是同学呢。这宝贵时刻的沉默真是不可理喻的弱智和懦弱。最后还是她，撕下一张纸条，写下她的姓名地址，让我和她保持联系。这本来是男人干的事情，千百个文学故事的开端也都是如此描写的。交谈的第一句话，我以可耻的沉默逼她说了，告别时刻，轮流也该轮到我表现主动了，我又以同样可耻的退却和逃避，硬逼着让她做了男人的角色。
　　在天津车站，我目送她娉婷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期待着不久后的重逢。谁知道，重逢竟是这样遥远、渺茫。

鱼雁传书

　　那一年夏季，是一个期待的季节。期待高考发榜，金榜题名，期待和新相知在北京重逢。那时候发榜是在报纸上，我在刊登华东考生金榜的《解放日报》上很快找到了我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在相关大学录取名单上一直没有找到，我的失落是可以想见的。按照我们刚刚通过信的地址去了一封信，又去了一封信，却是石沉大海，再无消息。我考入北大的喜悦就此打上了折扣。她是你的什么人？既朝思暮想，刻刻在念，又不过是在列车上萍水相逢、天各一方的陌生人。什么都没有说，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是我所期待的爱情吗？又不具备爱情的起码因素，或眉目传情，或情书引路，或有约言信物，不是爱情吗？竟然这样割舍不下。
　　第二年夏天，新闻专业同学分散到各地实习，我从青岛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听见济南车站就要到了的广播声，我鬼使神差地下了车。第二天一早，我按照深深铭记在心的地址，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她的家。伯母很慈祥地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你女儿的同学，她说俺女儿初中到高中都是女中，没有你这么个同学呀。我只好支支吾吾说是在火车上认识的您的女儿。她说，既然是火车上认识，你找她能有什么事情啊。我又编出个理由说，我们都报考了中文系，相约考上大学要交流学习经验的，就是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上学。这老伯母，也不生气，也不着急，就这么不慌不忙地观察我，盘查我，了解我，最后她大概也看出来我不是坏人，就说俺女儿上上海啦，昨天才走的。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真是失之交臂吗？在我文雅然而顽强的恳求下，伯母终于告诉了我她女儿的地址——上海外语学院某某系某某班级。
　　我如获至宝，按照地址给她去了信。这回她很快有了回音。原来她的高考不大成功，被分配到外语学院俄语专科。她觉得人生遇到挫折，文学之梦破灭，和我专业不同，学校也拉开了距离，就不愿和我继续这种不平等位置的交往了。我感觉到了她心中的悲苦，也感知了她的刚强和自尊。我想，以她的秀美和天资，当然不乏追求者，我小心而委婉地向她探寻，她说，还没有从挫折中真正站起，也没有从噩梦中完全醒来，在夜行列车上编织的梦幻也许还残存在心灵的角落。她巧妙而得体地告诉我，她仍是一朵孤独的玫瑰，仍然把我这个胆小窝囊的家伙当作知音那样怀念。
　　从此，开始了那美丽的此生难再的鱼雁传书的行程。几乎天天期待着从春申江畔飞来的鸿雁，也沉醉于向她表露衷曲的时光，而这种心理过程又和对中国文学宝库的“惊艳”同步，分不清我们是对对方倾诉和倾慕，还是对中国文学的倾诉和倾慕。
　　我说，我找你找得好苦，我不知我和你此番错过是否就是今生错过。也许犯了比保尔更难饶恕的错误。
　　她说，我躲你躲得更苦。我既不敢想又期待着你会找到我。我们真像大观园里的年轻人那样渴望接近又互相躲避吗？
　　她说，梦已醒来，我的命运就是和我并不喜欢的俄语相伴，挥霍我的青春。我说，你的文学之梦并没有完全破灭，我将挽着你的手向文学殿堂的高峰顽强地攀登，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她说，刚刚起跑就被落下，我不想做你飞翔的累赘。你自己去寻觅文学之梦吧。
　　我说，我孤单的灵魂也寻求可靠的支撑。和你一起飞翔是夜行的列车上我在心中发出的誓言，虽然没有说出，但它是具有誓言效力的，我不会违背它。
　　她说，我不需要、也不接受怜悯，我会自己去闯荡风雨无凭的人生。
　　我说，不是怜悯，不是施舍，是我有绝对的责任去寻找和伴随那只翅膀受了伤的孤雁。
　　她说，你真的断定我是足以和你并肩比翼的那只雁吗？我说我坚定地这样相信。
　　我说，我们的感情像一只沉默的爆竹，长长的线药冒着火光，正在逼近那爆发的一瞬。
　　她说，每个人都在寻觅和自己的心灵振荡频率完全一致的那个人。
　　我仍然不敢相信，短短的四五个小时的夜行列车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推动我们终生一起前行吗？我也不敢相信，单靠鱼雁传书就能使心灵之间的距离拉近到如此的程度吗？单靠“纸上谈兵”也会筑起坚固的爱情大厦吗？
　　我的生活揭开了崭新的篇页，美丽的未名湖也染上了她的色彩。我常常和三二知己徜徉在湖滨的镜春园、蔚秀园，陶然忘机的时刻，却会忽然想起她来。我在60年代追忆燕园岁月的一首诗中，利用词牌的名字写了那些优游时光和甜蜜相思的瞬间：“镜春叶底《采桑子》，蔚秀花阴《忆江南》。”
　　那时我特别醉心于给我们讲授“红楼梦研究”课程的何其芳先生的诗和他的为人，对他写的那本《关于读诗和写诗》尤为喜欢。我最大的心愿是把一本有何其芳亲笔签名的书寄到黄浦江畔。阴差阳错，总没有实现我这小小的，然而又无比高洁珍贵的心愿。
　　我们两个是同岁，在我们彼此生日的时候，她的礼物是件贴身的小背心，她要时时刻刻紧贴我的心。我的礼物是一本龙榆生先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愿我们的未来总有那些天才的吟咏伴随。

雨骤风狂

　　那时候我们都太穷困了，也太醉心于这种笔墨交流了。一趟远行的车票是难以想象的事，谁都没有想起在假期相会，把过分缥缈的“纸上谈兵”变作阳光春风下的欢聚。我们总以为，时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海誓山盟就是一切，青春的期许是无往不胜的。
　　那个“不平凡的夏天”突然降临，粗暴地践踏了一切。
　　燕园忽然失去了平静，是思想解放的春雨潺潺，是捍卫神圣原则的疾风阵阵，也许有的有失偏颇，有的稍欠通达，但都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论争。我觉得我们真正再现了伟大的诗人所经历过的峥嵘的青春岁月，再现了他所描绘的如希腊雅典学院那样的百家争鸣的情景。我还不能估计这场论争的意义和价值，但我觉得自由舒展，兴会无前，光明在望，希望葱茏。我基本上倾向于思想解放、有失偏颇的一方，但对捍卫原则、稍欠通达的一方也并不完全否定，同意他们的某些论点。我最迫切的心愿是让远方的亲人知晓我的快乐，分享这豪奢的精神盛宴，我希望她是我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绝对的同道和知音。
　　我奋笔疾书，向她介绍了深得我心的那些观点，洋洋洒洒，燃烧着关注祖国命运和时代方向的激情，也洋溢着向亲人倾诉的快乐，写了一页又一页。之后，还未尽兴，又按照这个思路给我的高中同窗、正在天津读书的郑君写了一封。
　　风云突变，骤雨袭来，坚贞清醒的爱国呼唤成了“猖狂进攻”，披肝沥胆的珍贵谏言成了“大毒草”，没有准备的书生们仓皇溃散，手足无措。但是停止呐喊，激流勇退，为时已晚。当被询问我是否向外地以信件煽风点火的时候，我坦然地承认了这两封信。最大的可能是，天津的同学读过我的信，甚为共鸣，就把它或以口头，或以书面形势传播出去了。
　　我天真地相信私人通信受法律保护的普世原则，不承认我有“煽风点火”的目的，认为无法给我定罪。我写信告诉她，如果有人让她交出我的信，就交出来吧，反正已没有秘密可言。她回信说，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私人信件，她有权利决定是否交给他们。
　　她是三年制专科，那年夏秋面临着分配。她说，他们威胁她，如果不交出信件来，就按包庇罪和同流合污论处，也给戴上一顶帽子。她顶住了压力，虽然成绩优秀，却分配在天津的一家成人补习学校教书。可怜的人，她为我付出了第一笔代价。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如此艰难，我在那支圆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度着心惊胆战的日子，歧视、冷遇，已经开始了。心境变得灰暗而消沉，她时时刻刻为我的命运担忧，为自己惨淡的“走向生活”的一幕而黯然神伤。这大大缩短了行程的书信也浸透了苦涩，失去了“情书”的甜蜜和激情色彩。但毕竟离得这样近，相约在寒假会见。我又是期待又是害怕这即将到来的聚会。失去了快乐心境、蒙上了浓重阴影的聚会，对爱情的殿堂是巩固还是动摇？但是，纵然褪色，还是要相见的，毕竟是这么长时间的思念和牵挂啊。
　　那年岁尾，一个分外阴凄的日子，圆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我，一个忧国忧民的纯洁透明的年轻人成了一名人所不齿的“分子”。我把这个噩耗马上通告给她，并且表示，感情能否继续下去，完全听她自己的决断。期待中的会面只好取消，我不愿以这副窝囊而丑陋的嘴脸去给我心爱的人增加烦恼和羞耻，给美好的初恋抹上一笔暗淡的颜色。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这个不幸的姑娘是何等惨烈的折磨！在那个年代，凡戴上这顶“桂冠”的，在人家眼里，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党和领袖的声望如日中天，胆敢反对，瞎了你的狗眼，黑了你的良心！周围的同志对这个美丽纯洁的姑娘会有多少“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规劝、挽救？会有多少只“温暖的手”伸向这“迷途的羔羊”？我在80年代初曾写过一首讽刺诗《帽颂》，概括“分子”们的处境是“夫妻半数离散，对象全部吹灯”。一边是纯洁的初恋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一个单纯的年轻人的颠扑不破的信任；一边是险恶的环境，轮番的轰炸，不寒而栗的未来，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接受的“残害”。谁知道，可怜的人，她经历了多少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
　　她的坚韧的神经快要断裂了，她小心翼翼地向我透露出一点艰难处境的消息和内心的痛苦，表露出割舍这段情缘的心愿。我知道上帝派来拯救我的最后一位天使也离去了，除了生身父母，整个世界都彻底抛弃了我。悲哀和绝望是从骨髓里扩散出来的，我平静地接受了她的决定，但是并没有完全理解、体谅了她所遭遇的一切。那时我还太年轻，没有学会更大的宽容和慈悲，对她隐隐有一丝怨艾，我总以为她是永远不会屈服于压力，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我没有回复她的这封信，我知道，此刻所有的恳求都是毫无用处的，插足进来的“第三者”——当时还没有这个时髦词语，是一个极其强大而蛮横的角色：政治。当然也没有给她留下我险恶的未来的哪怕一星星信息，就让我从此从她生命中骤然消失，让这支曾经美丽的小夜曲戛然而止吧，其中，也许有点让她长期为她的“背叛”和“抛弃”承受灵魂的拷问的邪恶的念头。
　　我脸上刺了字走向生活的那个孤独的夜晚，夜行列车路过天津站的时候，我想起了她。这是在自然距离上我和她最近的一瞬，然而曾经如此贴近的心灵已经相隔万里了。

哀乐重逢

　　离开学校，我为可怜的生存而搏斗，而受苦，为仅存的自尊而挣扎，而烦恼，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坎坷，道不明的悲欢忧乐，也经历了爱情和婚姻的人生百味，杨的影子慢慢浅淡了，却始终没有褪去。她已经是一个遥远然而清晰的梦，一个照耀过我的天庭又消失在缥缈空廓中的星辰，是我曾经拥有的青春岁月的一个标志。在最孤独无助的时分，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她忽然迎着我款款走来，给我安慰和温暖。
　　我和我的祖国终于走出了暗淡的日子，迎接了春归、解放和阳光。有一段时间，对杨的牵挂又不由自主地强烈起来。当我得到迟来的却也是日夜盼望的公平和正义的时候，我惦记起当初受过我那样沉重牵连的杨，甚至怀疑她是否也戴上了“桂冠”。我欠她的太多，而她当年和我分手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精神代价的。她付出了一个女性最宝贵的初恋，经受了和初恋情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承担了“背弃”爱情的千钧重压，给她日后的婚姻蒙上了驱之不去的阴影。如果我给她留下一点信息，让她能对困境中的我，尽一份心意，也许能减轻一点压力和歉疚。不能再等待，我托校友秉勋兄根据二十几年前的一个旧地址打听她的消息。
　　秉勋兄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杨的地址。以后的鱼雁传书似乎又找回了青春时代的感觉，她向我简单地讲述了这二十几年的生活，更多地是倾诉她的悔恨、歉疚和对自己命运的深深惋惜。她几乎彻底忽视了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戕害，给予她的重压，她把造成我们劳燕分飞的一切责任都承担了下来。我几乎没有机会向她诉说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思念，只是反复向她说明我们悲剧的实质和根源，千方百计地缓解她的精神压力。她生活得还好，结婚很早，已是儿孙绕膝，工作顺利，她终于战胜了自己，热爱上了教师的职业，成绩也颇为出色。但是，她说，内心深处并不快乐，生活苍白而平淡。她说，60年代的某个日子，她曾在燕园的青葱的花木间盘桓了很久，明知我当然早已不在那里，可是仍然觉得离我很近，她幻想在一座小山背后突然和我重逢，这和我当年的幻想几乎毫无二致。她几乎舍弃了从童年就扎根在心中的文学之梦，唯一发表的一篇文章，署名为杨荫，以纪念那场久已逝去的初恋。
　　我很好地控制着我们之间感情的节奏和温度。我知道，岁月已经让我们慢慢变老，青春的芳华大约已经消失殆尽。我写过一首诗《愿今生不再重逢》，表达这种心情：“苦涩的思念化作甜蜜的回想／辛酸的怅恨也在流年中消融／留下这个完美的忆念吧／保持住这个晶莹的梦／让我们早春时节的影子／永远深锁在彼此的心中”。这是我的一种心绪，但并不是我的誓言。
　　80年代中期，大约是1986年吧，我有一次赴天津开会的机会。我终于忍不住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是没有告诉她准确的日期。那天上午，我刚刚到了天津，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匆匆赶来时，我觉得和三十几年前一样她依然清秀而优雅，但也感受得到岁月给她留下的痕迹。我对她的感觉，也依然是熟稔而陌生，毕竟，四五个小时的聚会是太短了，三十几年的分离又太长了。她激动地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从学校直接跑过来了，没有来得及装扮一下，真是粗服乱头，见笑了。
　　她说，关于你的一种_姑且叫信物吧，我一直带在身边，三十几年一刻不曾离开过我。说着她从小钱包夹层里取出一幅极小的照片，是剪下来的头像，像两粒并列的豌豆那般大小。仔细一看，竟是我两个小妹妹童年时的合影，原来是我当年学新闻摄影课时的作业练习，如今她们两个都已进入中年了，这两个小小的头像却透着十足的天真。我的心为之一颤，真是个痴情而又不幸的女子，当年我对她的哪怕一丝怨艾都是罪过。她说，把你拍的像片带在身边显然不大妥当，我就用这种办法表达我的怀念和我的悔恨。
　　她说，她牢牢记着夜行列车上那个与我相对的座位。以后每次乘车旅行，她都要坐在那个座位上。她说，是她自己失去了那个位置。
　　她说，你看我的眼角，你相信不相信，那些过早出现的皱纹是悔恨的、惋惜的泪水浸泡出来的啊。
　　她说，青春，文学，初恋是三位一体的美好回忆，是她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那一年她失去了这一切。
　　她说，在你最艰难、最孤独、最无助、最迷惘的时刻，我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背叛了我的快乐，我的幸福。她说，孤独和悔恨的日子，记不清流了多少泪，打湿了多少枕头呀。
　　她说，这一生我只犯过一次重大的错误，而这次错误却没有改正的机会，一次错误就如此残忍地惩罚了我的一生。
　　短短的会议期间，她几次来看望我，大都是我听她说，听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不断的忏悔和不断的回忆。这是一个古典式的爱情故事，一颗特别执著的心，一个延绵了三十多年的感情悲剧。我作为这场古典式爱情的当事人之一，对初恋的珍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青春岁月的痛惜和怀恋。漫长岁月里新的感情经历的悲欢、激情和曲折，幸福的婚姻和相濡以沫的过程，让我变得冷静而客观。我知道，也感觉得到，这迟来的重逢，只能是美好初恋的一支安详而悠长的挽歌，不会引发一次新的感情波澜乃至风波了。
　　晚上，我写了一首诗《无题三章》十分概括地追述了这场爱情故事的始末，结尾是这样写的：“为了这无法预期的重逢／我把礼物时时带在身边／一支永不凋谢的勿忘我花／一蓬结满红豆的藤萝架／一串轻盈惆怅的和弦／一片宁静地燃烧的云霞”“水一样的岁月在心头流过／有的遗忘有的不能遗忘／我的回赠是一直浸满温情的歌／一缕缀满晶莹露珠的回想一抹知心的祝福的微笑／一朵温婉地照耀着的星光”。这是三章的最后一章，是以模拟诗中男女主人公的对话的方式结束这首诗。次日下午，我去向她告别，那时候还不时兴出租车，是我在天津的好友、诗人陈茂欣给我借来一辆大卡车，穿街越巷找到了她工作的学校。在劝业场繁华的闹市区道边的台阶上她激动地读完了这首诗。她既陶醉在久别重逢的激动里，又笼罩在即将分别的苦恼中。
　　这个端庄、安详、文静的女性心中的激情依然是那样灼热、真挚，浸透了她珍贵的心血，我既然不能给她未来，不能给她幸福，还是把温度降下来，还她以失去的平静和安宁吧。我已经承载不起这样沉重、这样执著、这样炽热的感情。我觉得，如今以那种相对宁静的心态面对她，是一种新的背叛。继续这样的感情游戏也许和当年她被迫切断血肉丰盈的情缘一样残忍。
　　不久，陈茂欣主编的《天津文学》刊登了《无题三章》，我把这期杂志寄给了她，作为这场持续了三分之一世纪情缘的悲结穴。在叹惋我苦涩的青春和她枯寂的一生的时候，我更加庆幸今日的年轻人不会重复我和杨的悲剧了。

　　本文选自《有一种罪行叫饥饿》，邓荫柯／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