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奇妙的怪事情（十一）

我与特派员之间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特派员身体很结实，也很魁梧，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妻子是陕西人。听说特派员过去是陕西省化工厅的副厅长，后来调到审计署驻陕西省特派员办事处任特派员的。

那个时候，我经常去特派员家，在一起谈心、聊天。祝老师与特派员认识还是经过我引荐的。祝老师平时看起来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到太极拳与人体经络学时，就会侃侃而谈。

在审计署特派办对我们厂审计结束后不久，审计报告的初稿出来了，并发给了我们单位。当时面对审计结果，我们都惊呆了，因为按照审计结果，我们要上缴国家差不多700多万（我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这个数字）。

我们厂是煤炭工业部直属企业，当时对煤炭制造企业有一个政策，叫“百元产值含量包干”，就是每一百元产值，可以提取百分之三做为职工福利，我们厂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把这些款都用于职工的住房建设，没有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福利分配。厂长兼党委书记阎德伟觉得很冤枉，因为盖房也是职工福利啊，所以去了很多次特派办，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拿不出有关的国家政策。持续差不多一个月，阎书记找我说：小韩啊，还是你出面找一下特派办吧，给咱们出出主意，看看有什么办法把损失减到最小。我给特派员打了个电话，特派员说他的车子下午刚好路过辛家庙（我们单位所在地），他让司机来接我，晚上到他家吃饭，一起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

晚上在特派员家吃过饭，他给我讲了全国类似情况的处理办法，他说他们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厂子，是因为去国家没有允许将提取的这部分包干资金盖楼的规定，他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通常做法，是让部里出一个关于这部分资金可以用于职工用房建设的批文，他们就可以根据批文进行处理。但是，难度是这个批文比较难办。

第二天上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阎书记，阎书记便安排相关领导到煤炭工业部申请办理关于此项事宜的批文。

这个过程特别长，厂里派了不同的处长、厂长去煤炭部，但是近一个月了，总是没有结果。特派办也几次打电话催问结果，要求我们不能时间拖得太长，我们许处长总是找各种理由，说明很快就可以办好。

有一天快中午了，阎书记来到审计处，与我和许处长聊了几句审计的事情，就对我说：小韩啊，这个批文的事情还得烦劳你一下，你去帮咱们跑一下吧，估计这个事儿还得你去才行。我说可以啊，不过我有个条件，我把批文办下来，你让我去趟昆明吧，都说那儿是春城，我想去看看，不是昆明有个煤矿机械厂吗，我刚好到那里学习一下。阎书记一口就答应下来，说那就这样办，你抓联系，尽快把文件拿回来。

下午上班不久，我就给北京的一个忘年之交打了个电话（这个人是老革命，估计我一提到这名老前辈，很多年龄长一点的都知道），他说：小韩呐，你一会儿就坐飞机过来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在煤炭部门口等你，咱们不见不散。我说您老就不用亲自出面了，您打个电话我去找就行了。他说：还是听我的吧！

我把情况当即告诉了阎书记，他马上打电话叫当时的劳动人事处处长高汉英，让他现在就到自己的办公室。阎书记在简单说明了情况之后，让我和高汉英处长一起飞北京。

第二天，我和高处长如期与老前辈在煤炭部门口见了面，我们在当天就拿到了煤炭部及煤炭部机械制造局的两份批文。具体过程我就不在这里描述了。但是，阎书记最终也没有兑现他让我来昆明的承若。我第一次来昆明，还是云南海潮集团听牧肉牛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杨惠芬副总经理，在2012年请我过来的（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我在这儿帮着梁应海董事长和杨惠芬一家人策划运作了“听牧牛庄”。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找的是谁，在这里我就不做说明了，因为有些事情不便于说的太多。

我其实出名很早，在1991年就有很多人来找我，想与我认识一下，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其中就有一个门派的小伙子，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一大早找到我的办公室，中午与我到我家吃饭，下午一起与我上班，晚饭还是在我家吃的，一心让我加入他们的门派，说他们的门派讲究“性命双修”，提高很快，我直接就拒绝了。第二天他又来找我，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讲的修行方法，并把他们每次修行的结果告诉他，他都愣了。我说：看，我都知道了，就没必要加入了吧，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方式。

那位老前辈，就是从北京在来西安检查工作的时候，听说了我，来看我的，我们就是从那时认识的，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告诉我，在北京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就找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