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考古空白 阳新发现13处商周时期冶铅遗址

^{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团队在阳新进行田野调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龚雪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龚雪、通讯员王定兴）7月2日，阳新县白沙镇，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考古团队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独家揭秘最新考古成果：阳新白沙镇、富池镇、城北开发区、军垦农场、陶港镇等发现14处铅冶炼遗址，其中13处属于商周时期。

这一发现和初步研究，填补中国商周冶铅遗址研究空白。

商周时期铸造了数量巨大的青铜器，其中鼎、香炉等青铜礼器多含有铅。但是铸造这些青铜器所需的铅来自哪里，一直是考古界的未解之谜。李延祥教授介绍，黄石地处鄂东南，是长江中下游铜铁多金属矿带的重要矿集区，阳新银山即为当地重要的铅锌矿区，矿区浅部出产有伴生锰矿的铅锌银氧化矿石。多部文献显示，该地宋至清时期即设有银冶机构，产银规模大，其技术是先冶炼铅，然后用古老的灰吹法从铅中提取银。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显示，银山周边有相当数量的商周遗址。

“手感比普通石头重，有冶炼后的流动波纹、蜂窝状气泡痕迹，这是冶铅后的炼渣。”当天，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李延祥教授考古团队成员之一逄硕，手持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对着银山遗址上的一块炼渣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炼渣中的锰含量达到了23.6%。李延祥教授介绍，“锰含量在20%至30%之间，是冶铅炼渣的特点。”

银山一带地面多处分布有古代冶炼遗址，虽有相当一部分遭到破坏，但仍有成片的炼渣，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李延祥教授考古团队近两年在银山及其周边共计14处遗址上，采集到冶铅炼渣，其中，银山遗址炼渣遗存丰厚，属晚期冶炼遗存；其余13处遗址的前期文物普查中，均采集到商周陶片、鬲足等遗物。李延祥认为，目前发现虽具相当规模，但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阳新商周冶铅遗址群，将成为全国考古界迄今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冶铅遗址。

据介绍，此次考古调查，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重大项目，也是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合作项目“黄石古代工业遗产调查”成果，田野调查期间，得到了黄石、阳新文博单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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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青铜时代最大的铅矿生产基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龚雪

阳新发现成片商周时期冶铅遗址，有何历史意义，揭示了哪些文明密码？7月2日，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湖北省文物考古所二级研究员陈树祥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娓娓道来。

铅是铸造青铜礼器的必需品

铜、铅、锡三种金属，享有“青铜三兄弟”的美誉，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加入适量锡，硬度更好，适合铸造刀、剑等青铜兵器；加入适量铅，延展性更好，适合铸造鼎、香炉等青铜礼器。

“在阳新银山一带开采的浅层地表铅矿，主要以铅锌氧化矿床形式存在。”李延祥介绍，根据后期测试数据分析，可以判断阳新冶铅遗址的主要产品是含有一定铜砷的粗铅，以及少量由砷锑铅等组成的黄渣与高品位冰铜。

伴随武汉盘龙城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发现，商代灿烂的青铜文明举世瞩目。但为什么在最富代表性的商代铜矿采冶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与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却没有发现重要的青铜礼器文物呢？李延祥认为，在商代，包括大冶、阳新等长江中下游铜、铅矿带，只是中原王朝铸造青铜的原料来源地。“这一现象涉及商王朝特殊的铜器铸造机制：大型礼器的制造工艺作为核心机密，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央官工手中，地方只能负责输送原料，或者通过贡品、掠夺、赏赐这三种方式获得少量的青铜礼器。”

矿冶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内涵

今年61岁的陈树祥教授，曾担任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第二轮考古队队长，13年来，他扎根大冶、阳新专注矿冶考古，对长江矿冶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阳新铅矿的生产者是谁，来自哪里？陈树祥认为，鄂东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是同种文化的地方类型，其创造者为三苗族团。他们是鄂东南铜矿采冶的开拓者，在距今5000年前后可能建立了古国。夏禹征三苗族团后，古扬越族进入了鄂东南，他们融合了衰弱的三苗族裔，建立了鄂国，并继承了三苗族团的铜矿业，向夏商王朝贡献铜料，在商代形成了“大路铺文化”，历经西周和春秋时期，融入了东进的楚文化。陈树祥教授说：“本地商周时期，铜、铅釆冶者应为扬越人。”“鄂东南萌兴的铜矿冶文化及文明进程的演进，既是楚文化形成的重要内涵和源头之一，又是早期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在阳新银山一带，调查发现的13处商周时期冶铅遗址，其年代之早、集中分布之多，显示出该地区曾是青铜时代最大的铅矿生产基地，其意义重大。”陈树祥认为，下一步的考古发掘，或许会有更多重要发现，破解一些学术谜团。

矿产资源，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紧密相连

从大冶、阳新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开采出来的铜料、铅料及锡料，之后被运送到了哪里？考古专家们认为，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原地区发生了联系。

随着新的考古技术运用，如铅同位素示踪研究、微量元素示踪研究法的应用，上述系列猜想终于有了被明确回答的可能性。李延祥教授说，其中，铅同位素比值示踪法运用于矿料来源的科学研究，帮助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发现，盘龙城出土的多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郑州商城的铅同位素比值一致，证实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确实并非当地生产，而是在郑州商城生产后运送过来。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军事据点，商王朝正是通过盘龙城实现对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控制，并将冶炼好的铜料、铅料转运到中原。

李延祥认为，阳新商周时期冶铅遗址的发现，也佐证了铜、铅等原材料可能有多条运输线联通中原：一条是溯长江而上到达盘龙城，然后溯滠水向北，翻过大别山到达今河南信阳及中原；一条是溯长江、涢水、汉水，经过随枣走廊等地到达南阳及中原；还有一条是从安徽铜陵至巢湖、淮河向北到达中原。这三条线路，是商周时期江南联通中原的“金道锡行”。青铜时代，铜、锡、铅矿料既是一种财富，也是国家铸造礼乐兵器不可缺少的原料，是政治集团增强实力和扩张的战略物资。李延祥说：“矿产资源，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