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病理的精神分析方法：拉康派视角（下）
严重病理的精神分析方法：拉康派视角（下）
译者:王婧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节选自Fink《对抗理解：以拉康派的钥匙开展的评论与批评》
校对：张涛
建立限制
我将要讨论的第二个案例是由Jorge Alemàn（1993）提出的，题为“括号的发明”。这个男人在二十多岁时没有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33岁时第一次去见分析家。Alemàn在报告中没有给他起名字，但我会称他为何塞（José）。33岁时，何塞仍然和他既想要又害怕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他说她是“种族优越者”。他对她的暴力行为感到惊讶和着迷，无论他们是一拳打死一只兔子，割断一只鸡的喉咙，还是狠狠地踢她丈夫的蛋蛋，以至于他在地板上痛苦地打滚。她是“赢家”之一，一个像他叔叔一样的“有男子气概”的人——在他的思考方式中男子气概不是在性别的意义上而是就她的暴力行为而言。
何塞说，他从来不相信父亲，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勇气去干涉我的母亲，那个畜生”；“既然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就很虚弱。”小时候，何塞曾在父亲面前从椅子上摔下来，父亲没能抓住他。当何塞18岁，因为无能而即将被解雇时，他的父亲跪在男孩的老板面前，求他让儿子留下来。这使得何塞明确地蔑视他的父亲，并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摆脱他的姓氏，也就是他父亲的姓氏，以便只使用他母亲的娘家姓（在西班牙，两者都使用是很常见的）。他的父亲在他20岁时去世了，何塞在葬礼上笑得很厉害，以至于不得不被要求离开举行葬礼的房间。几年后，他在分析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由于和父亲的关系是一个错误，我不知道如何经历他的死亡。”
何塞的精神病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触发：他的上司迟早会指责他没有自己假装得那么蠢而且他仅仅只是因为不想努力工作而不做工作。因为他从来没有高中毕业，所以他发现假装自己有点慢或者迟钝是很方便的，甚至在工作中还会像个机器人一样移动就像被遥控了一样。迟早他的上司会发现这是种表演，而何塞会感到被指责。他不会感到内疚，但会觉得自己即将卷入某种很快就会曝光的阴谋；他的老板会在他心中扮演一个虐待狂迫害者的角色，与极右翼政治派别勾结在一起。这些派别将帮助他的老板主宰他的存在，何塞将完全受迫害者的摆布，被要求为他们做饭，并照顾他们最隐私的需要。他将完全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将不再拥有自己的良心。在他的幻觉中出现的极右翼政治派别与西班牙内战中他母亲的家庭扮演的角色有关，他的分析家似乎避免了被包括在他的幻觉中，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并非西班牙人。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能够阻止病人出现某些问题，特别何塞是与他的邻居发生了暴力纠纷。后者占据了一个高度虐待狂迫害者的位置，争吵导致许多邻居、他的上司和警察都卷入其中。何塞被迫离职，被判残疾，有生以来第一次搬出母亲的家。没有收入，他在街上住了六个月，尽管他一周三四次继续与分析家见面。
似乎有几个事件对何塞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九岁的时候，他被大孩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当他告诉他妈妈这件事时，她把一切都归咎于他。13岁时，一名牧师声称抓到他在商店行窃，并把他当作小偷交给警察；他在警察局被殴打，尽管他拒绝承认自己偷了什么东西，但还是被迫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几年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一个约会；现场以暴力结束，他的母亲向警方提出申诉，声称他曾试图强奸这个女人1。
他成年生活的真正转折点始于他母亲的去世：虽然他开始产生幻觉，甚至“看到”母亲在棺材里坐起来，他开始把母亲多年来收集的许多物品捐赠出去。他还开始在每次与分析家谈话前写下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文件带到会谈中，并在会谈结束时郑重地把它们撕下来扔掉，尽管在结束前他从未把它们全部说完过。
奇怪的是，尽管在过去他拒绝了父亲的世界和他所说的“父亲的冒名顶替”，而现在他却在自己的心里站在他父亲一边。他变得非常喜欢电影，无聊的电影看三四次，好电影看九次，他显然是电影业眼中的理想消费者！不论他感到电影有趣还是无趣都与场景、演员和电影质量无关，而是与他试图从中得到的有关。每次他把一部电影看到第九遍都会得出结论“他从未爱过任何人”。在这些情况中，他会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在自己和从未爱过任何人的人之间形成一定的距离（好像他是电影中的主角之一）。正是这种距离——在他的分析中被广泛探索——导致了一个空间的创造，分析家在这个案例研究中称之为“括弧者”，或者说“把某些东西放入括弧里面去”，以增加限制。
病人会使用间接引语——用语言学的话来说——就像说：看看我现在要说的话，或者注意到我即将说一些重要的话：“（打开引语）。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同时把它归于其他人或另一个时间；是他说的，不是我，或者这是我过去所想的，不是说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或相信它。显然这在说话和相信之间引入了距离。病人现在可以说一些话而不完全相信，甚至根本不相信，更不用说感到必须立即按照它采取行动了。据分析家说，“这个括号不仅让他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自己和同伴之间的距离，而且有时也让我制造出了一种屏障，阻碍可能触发精神病发作的情况的现实某个方面的出现。（不幸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做到的。）
最能说明括号功能的是，经过大约十年的分析病人开始谈论他所谓的“自己的电影”，他认为那是他“毕生的事业”。
例如，在一次会谈中他会说：“我们在看电影，电影就要开始了；我们坐在座位上（电影开始了）：我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学生，也是西班牙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员。我有越来越多的钱和权力。然而，我遇到了一个来自the Company of Jesus《耶稣公司》的人，他建议我走另一条路，一条通往上帝的路。他邀请我到安达卢西亚种地，并开始我的精神锻炼。在那里我被误认为是罪犯，被国民警卫队逮捕了。一名中士和另一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殴打折磨我。但是后来，我的真实身份被认出来，我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认可。这样，我的清白得到承认，两个卫兵受到惩罚：一个被送到巴斯克州自杀，另一个被剥夺军衔。我回到马德里，最终恢复了我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职业生涯。投射灯熄灭了。结束。”我们看到，在病人叙述的这部“电影”中，对他的诬告得到纠正，控告他的人受到惩罚。他觉得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从此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觉得，过去被母亲和牧师诬陷的情况，在他讲述的电影中得到了纠正。这部小说或创作让他能够稳定下来，以一种与他的幻觉不同的预期的那种稳定的方式（后者如，他母亲坐在棺材里，极右的政治团体出来抓他）。我们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了一种法律形式的阐述，这种形式的法律不像他成长过程中所知道的法律那样反复无常或难以捉摸。他的电影形式多样，细节丰富，但似乎都围绕着同一种救赎主题展开。
他们似乎努力对于其他人对他施与的惩罚建立限制从而限制他感到的他的母亲和其他人在殴打和羞辱他时享有的虐待狂的快感。理论上，如果这个主体是神经症这个限制早就被父亲的隐喻所确立了；但是正如病人自己所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干预过他自己和他的“畜生母亲”之间的关系。尽管父亲——作为一个冒名顶替者或假装者，法律的代表——从未被接受也从未成为他的妻子对他儿子所作所为的限制发挥起作用，但儿子似乎在四十多岁时发明了一个限制，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在此之前限制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替代或补充的作用。这就是Alemàn鼓励何塞把这些电影构思得非常详细的原因。
这一结果的一个奇怪方面是，它并没有像许多妄想系统那样，为何塞在童年和年轻时所遭受的痛苦提供解释。它似乎代表着一种限制，一种限制因素、机构，或者说在他成长过程中不存在的媒介，但它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他所受到的所有被认为是错误的指控。如同我们在马克一个会计身上所看到的，主体可能会认为他注定是上帝的妻子或上帝的使者之一，他所受到的考验是必要的，以证明他的忠诚或值得占据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在何塞遇到鼓励他走上上帝之路的人的电影中稍微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但是最后似乎是他在联邦储蓄银行的显赫地位赋予了他足够的使命去继续。这个可能被看作是限制的缺失的大洞被一部电影小说所掩盖：他被诬陷，只是为了以后能得到更好的救赎。
尽管马克和何塞有许多精神病的典型症状，包括视觉和触觉幻觉以及妄想，但在没有这些明显特征时又有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操作？
书写着的主体
为了引入话题我想谈谈一个案例，我的病人中的一个，在此我称其为蒂娜（Tina）。我发现，简要地讨论一个我有数百页笔记的分析者总是比简要地讨论其他人的更困难，但我将尽力总结她的历史的一些主要方面。
再一次的，欺骗的主题在家族历史中显现。蒂娜的父亲在他十几岁时因抢劫加油站而被捕，最终在女儿快二十岁时因会计欺诈而被起诉。他逃离了他的国家，但似乎最终被引渡并监禁了大约五年。他还是青少年时他的女儿就出生了，几年后他开始严重酗酒。蒂娜大约5岁时他与蒂娜的母亲离婚，他似乎未曾试图与蒂娜保持联系，尽管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确实继续与蒂娜的母亲调情并偶尔发生性关系即使他们彼此都多次再婚。
然而蒂娜对他非常依恋，她还是个孩子时她的母亲随后几乎立刻再婚，她们跨国搬迁，蒂娜离家出走打算步行回父亲居住的州和他在一起。蒂娜在青少年中期时，有一次到父亲家做客，他给了她一只买给别人的戒指，让她在沙发上躺下舌吻她（她推开了他，认为“这不正常”）。在大约同一时间的另一次探望中，他声称是蒂娜的母亲多年来阻止他见蒂娜，他实际上定期给蒂娜寄钱。然而他威胁说如果她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就会杀了她；这种威胁也许不是无谓的，因为他似乎曾经把蒂娜的母亲打得很惨，她真的很害怕他。
蒂娜的父亲因诈骗罪被起诉后逃往国外时蒂娜跟着他出了国。有一天，她邀请他去她租的公寓，他们俩都喝醉了，当他向她靠近时她一把把他推下了楼梯。当他回到美国时，他显然为自己的父母编造了一个故事，告诉他们蒂娜是个海洛因贩子和妓女，事实上是她的皮条客打了他2。蒂娜很快接到了她父亲的母亲的电话，她父亲的母亲是她以前最亲近的家庭成员之一，她指责她把她父亲送进监狱，毁了家庭。用蒂娜的话说，她的祖母对她说话的方式，就像要“尝试毁灭掉我一样”3。蒂娜知道的自己所做的和别人声称的之间的矛盾太大，语气充满了憎恨，为了让她的意义结构保持完整：她不断地向祖母重复说这些错误的指控会把她逼疯。但是祖母继续发出这些指控。蒂娜觉得被这件事毁掉了，她和祖母的关系再也没有建立起来4。
她的母亲在生蒂娜时还处于青少年晚期，似乎她出生时母亲就开始有外遇，这些外遇导致了和年轻丈夫之间的争吵。据蒂娜说她从未对任何男人忠诚，迄今为止还在宣称“一夫一妻制是不可能的”。虽然蒂娜公然敌视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也不在乎母亲是否背叛了他，但当她背叛蒂娜事实上喜欢的男朋友时，她发现被母亲要求为她撒谎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实上，蒂娜声称自己小时候就沉迷于讲真话，只会在酒精的影响下撒谎（与神经症患者相比，后者往往最终喝醉时开始说些更接近事实的话）。
蒂娜的母亲也拒绝扮演父母的角色，只想做蒂娜最好的朋友。她从不管教蒂娜，也从不让她在家里做任何家务，而且确实挫败了她第二任丈夫在家里为蒂娜制定规则的所有企图。母亲拒绝承认蒂娜的老师所说的蒂娜表现不好或情绪低落。据母亲说，据母亲说，蒂娜总是名列前茅，因为她和她父亲一样聪明。蒂娜从来没有固定的就寝时间，任何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几乎没有准备好的饭菜，忙于照顾不能自理的母亲，后者因为忘记付账而永远把手机关机或处于停电状态。
当蒂娜在青少年早期开始喝酒的时候，她妈妈会和她一起喝酒，从不承认蒂娜有酗酒的问题。在青少年晚期有一次蒂娜因嗑了太多可卡因而向母亲求助，母亲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即使现在，蒂娜三十多岁了，她身后还有一系列的住院治疗、精神病治疗和无数的心理治疗，母亲仍然坚信蒂娜没有问题5。
于是在此我们又一次发现了限制的缺失：蒂娜的父亲把她当作性对象和不服从他时就可以杀死的人；蒂娜的母亲把蒂娜当作她风流韵事中的棋子，拒绝设定任何可能有利于蒂娜的限制。有一次，她去蒂娜家告诉蒂娜，父亲会给蒂娜打生日贺电；电话铃响时，母亲抓起电话，与父亲没玩没了地说话，相当公开地调情，然后挂断了电话，根本不允许蒂娜与父亲（他在国外某个未知的地方）通话。原来他根本不是给她打生日电话，而是母亲安排了一些事情，好让她能背着现任男友跟父亲说话6。当蒂娜责备她欺骗她时，她崩溃了，简直是瘫在了地上，歇斯底里地说“你在杀死我！我真是个坏母亲，我应该自杀。”
持续不断的欺骗在这里是相当决定性的，每一个新的例子都有可能把蒂娜推到悬崖的边缘7。一个男朋友最初告诉蒂娜，他想娶她，并愿意和她生孩子，当她怀孕时却改变了态度，告诉她他想让她堕胎。似乎并不是堕胎本身（她之前至少已经有过两次堕胎），而是男朋友话语中的矛盾让她很不愉快。她搞不懂他怎么能对她“违背诺言”。
即使是看起来很小的事件对她来说似乎也很危险：有一次，在经历了几个令人痛心的不眠之夜，她终于能够入睡之后终于有一次感觉精力恢复，一位几乎不认识她的护士在电话里告诉她，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这让她相当害怕。即使她感到有精力仍被感知为疲累这件事使她极大地不安，我不得不用好几个小时告诉她，护士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她不认识蒂娜，蒂娜不应该理会她。这立刻使她平静下来，避免了另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更严重的危机通常开始于一个男人，他似乎已经宣布了对她的永恒的爱，并且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起就和她度过了每一个醒着的时刻，突然好像要背弃她或是对她表现出漠不关心的迹象（当他公然不忠的时候更糟糕）。虽然她似乎在生活中很少有幻觉，（即使有）也非常温和且没有威胁性，但她会突然发现食物的气味和颜色让人无法忍受、声音大得令人窒息，被视野中的东西分散了注意力而无法开车，等等。她变得害怕发疯，害怕崩溃，害怕整个世界都在她身上倒塌。当她处于困难时期时，一个男人对她好不是因为他天性善良而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动机——任何这样的迹象都会再次召来背叛的幽灵：根本的欺骗，那些男人在她生命中许下的不朽之爱的承诺中内含着根本性的谎言8。关于她父亲失踪或即将死亡的大多数讨论都使她陷入类似的慌乱。
她对父母和一个又一个情人的一再欺骗给她的世界留下的空洞感到的恐惧有趣地表现为害怕自己的嘴上有一个空洞。许多神经症的阉割焦虑在梦中表现为失去牙齿，与他们不同，在蒂娜对于牙齿腐烂或被牙医在嘴里留一个洞的恐惧中表达出来的正是她对自己世界里的空洞的单纯的害怕。这让人想起她在学校从单杠上摔下来摔断了一颗门牙的那段经历——她被带去看的牙医在她7岁时成为了她的继父，她的母亲很快就与这个英俊富有的男人调情9。
正是这个牙医/继父试图对她扮演更加陈规定型的父亲角色，用拉康派术语来说是试图为母女关系置入一个符号的第三方，但是并没有成功。也许并不奇怪，他的专业领域——牙齿，龋洞和拔牙——反倒指向父亲功能的空洞。也不奇怪的是，病人是如此渴望各种甜食以至于这位牙医继父要尽力地去阻止她吃。
对这样一个洞的恐惧与她的历史中某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阻止我得出精神病诊断结论的东西奇怪地并行着：她对于自己记忆中有洞的信念——这个信念似乎在她二十出头时就根深蒂固10。几乎每次提到受影响的时间段她都给出了不同的年龄：有时是8到10岁，有时是10到12岁，有时是10到14岁。有一次她甚至指向她认为不记得的15岁的几个月，但是不能说出为什么。这使我一直怀疑歇斯底里甚至多重人格的可能性，直到她的历史足够多地显现，我在其中不能发现真正的洞（尽管矛盾和含糊不清仍然存在）。不过她讲的许多故事只不过是她妈妈讲给她的——比如，当她5岁时他们的猫死了，蒂娜事实上对猫的死比她父母离婚时父亲离开更难过——这很像是她母亲自私的发明。我的印象是，对蒂娜来说，她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对日期和事件原因的普遍不精确，与其说与她记忆中的空白有关，不如说与一般的象征性标志的缺乏有关。换言之，这不是压抑在起作用，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铭记的问题，即生活事件在社会编码时间的位置，例如在某个特定年龄，或者在某个特定年级，按照在美国流行普遍的情况。
在蒂娜青少年晚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情：她做服务员工作的地方的一个和她一起工作的人有一天晚上把她介绍给一个身穿西装外表整洁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他提出送她回家，说她一个人走回家可能不安全11。在她公寓楼外的停车场谈话时，他的语气12突然变了，他变得非常暴力，并且强奸了她。再一次的，矛盾太显而易见：他先前的举止和他突然的暴力行为之间的矛盾对她来说太大了，她不停地声明她要疯了，再也不会好了。
尽管经历本身很可怕，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东西。在朋友和医院里的人的鼓励下，她决定把他告上法庭；六个月后，陪审团宣判她有罪，并将他送进监狱，她被证明起诉有效。她说：“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对自己最骄傲的一次。”她有种获得新生的感觉，因为与她有关的欺骗行为终于有一次被公开承认并受到了惩罚。她声称如果当时强奸犯被放过了她是活不过来的。第二天她就戒酒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远离毒品和酒精。
迄今为止在治疗过程中我可以指向何种可以补充父亲功能的发明？不多。唉。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个治疗还很年轻，大约一周两次，持续两年，多次中断，即使非常轻微，蒂娜也要花了整整一年才能开始从一个会谈牵引到下一个会谈。主要是病人在某个学术领域的写作似乎会导致一些事情。在过去的两年里，她的写作开始设计我么你在分析里讨论的主题，比如母亲的身份和父亲的身份。她最近开始写关于“父亲身份的社会不可能”的部分，得出了一个甚至令她吃惊的结论：父亲的身份事实上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弥补作用的13。
她的写作也引出了我们在她的治疗中所做的一个项目，那就是隔离那些对她毫无意义的东西，并试图给它们一些意义。例如，她并没有向听众讲她的大部分作品，她说她只是在为自己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她总是对人们如此喜欢她的作品感到奇怪——他们的热情如此之高，使她感到费解。我们试着把这和她多年来写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特别是她写给不同男友的信，这些信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很重要，因为当一位教授对她的工作变得有点过于热情时，她变得相当多疑——她开始感到受到迫害，仿佛她被迫为那个人写作，并开始怀疑教授的动机。在回答诸如为什么有人会欣赏她的作品（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谜团时，我的目标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一个意义补丁，一些可以解释成至今使她费解的东西并变得有威胁的风险的意义。
强奸本身给她留下了许多这样的谜团：最近几个月，她告诉我一些她以前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那就是她在强奸期间达到了高潮。尽管她在一个强奸危机中心工作了几年，但她发现这一点难以理解。我们在这一特殊的谜团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她终于放心地说了出来，并将对她来说往往是一个艰难的3月份与强奸案审判发生在3月份联系起来。如她所说，“当我不再觉察到自己不知为何要哭泣和尖叫，这真好。”（从那以后，三月对她来说只是又一个月。）
几个月前，与一个梦有关，她回忆起有一次，她的一个室友带了一个男人过来，事情似乎变糟了，但蒂娜喝醉了，累得站不起来。她怀疑那人强奸了她的室友，为说出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宽慰，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对自己说过。在我看来，这与经验的符号化有关，而经验的符号化与洞察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14。我想在本案例中指出的是，这些记忆所附带的情感电荷的流失，导致它们的创伤影响的减轻。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蒂娜对她最好的朋友做的一个长期的噩梦，她16岁时在车祸中丧生，蒂娜几乎完全认同于她（她们看起来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会把她俩弄混）。她最好的朋友的母亲指责蒂娜把女儿带入了一个坏人群中，蒂娜在接下来的16年里做噩梦，梦到她的朋友活着然后再次暴力地死去。一年多一点的分析后，蒂娜做了她有史以来第一个梦，在梦中她的朋友没有再次死去，此后她做了许多梦，在梦中她见到了她的朋友并和她交谈。她甚至有一次感叹，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后，没有了过去那种压倒性的悲伤，这无疑表明，与她朋友去世相关的一些病态享乐已经消散，导致了她整体状态的一些改善。
结语
当然，我们试图帮助病人为那些令人费解的东西提供的意义并不是试图掩盖真正的欺骗和背叛。后者遍布我们周围。它们的持续出现会破坏我们试图编织的任何补丁，无论是在我之前讨论的引用的杂志文章的案例中，还是在我自己正在接待的案例中。我们的行动方式似乎必须高度个性化，根据每个分析者在竭力解决他或她的生活中的谜团时所创造的东西进行调整，无论是妄想系统、电影制作还是文学类型。（关于随后更详细的精神病治疗，见Fink，2007，第10章。）
本文于2000年11月3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精神分析教育国际联合会第11届跨学科年会——现称为国际精神分析教育论坛（IFPE）——上发表。谈话早期版本于2001年发表在精神分析教育国际联合会的简报上。
注释：
1 第四次，他被警察抓了起来，警察开玩笑地称他为“tombeur”花花公子（原意是让别人跌倒的人-也即胜利者）——一个勾引女人的人。这个能指给病人的印象是高度神秘和不透明的，导致了他当时妄想意义结构的重组。
2 照例，在他自己的家庭里有很长一段说谎的历史：他小时候父亲离开了这个家庭，他的母亲告诉他父亲已经死了，尽管父亲在他十几岁时回来了。
3在讨论一位在她论文答辩时发表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评论的女性时她也使用了同样的话。
4 请注意，“假指控”的概念似乎默认了法律的存在（至少在讲话中的真相法则）。然而，神经症和精神病对法律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神经症在目睹公职人员或企业负责人违法时，起初可能会感到震惊，但往往会变得习惯并感到厌倦，开始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期盼违法。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似乎每次经历新的违反法律事件，就像第一次一样痛苦，从不产生预期。
虽然神经症一般都想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来带来问题（或应受这些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是蒂娜似乎从不怀疑自己是否应该为任何事情负部分责任——例如邀请父亲过来，和他一起喝醉了。考虑到他几年前对与她法式接吻的兴趣，人们会认为她本可以预料到他的勾搭行为。然而她似乎从未想到有这样的“非法”行为的可能性。
5 她的母亲认同她到这样的程度：在蒂娜告诉她戒酒的那天她宣布自己是个酒鬼并停止了喝酒。
6 她的母亲拒绝接受她永远不会和蒂娜的父亲再婚，即使她自己再婚了（又离婚了，蒂娜的父亲在监狱里，她害怕他会杀了她）。他们约定不与其他情人/配偶生育，但父亲与第三任妻子生育了孩子。
7 另一个重要的欺骗涉及蒂娜的出生，她的母亲和父亲对母亲的早期妊娠有不同的说法。母亲声称她的父母希望她把蒂娜送人收养，而且她本可以堕胎，父亲则声称母亲想堕胎而他不想。母亲后来说抚养蒂娜是她一生中所做的唯一的事。
8这似乎与蒂娜对玛丽莲梦露的终生认同有关，据许多传记作家说，很多男人都声称自己真的爱梦露，但他们的爱是虚伪的，他们总是试图改变她并利用她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在这些情形中，有一个含蓄的谎言：“我爱你本来的样子。”变成“你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改变。”
9 这也许可以追溯到四岁时的第二段经历，也是更早的一段（她母亲告诉她的），在这段经历里，她把外套前后反穿，帽子罩在脸上，跑下山，把牙齿撞到一辆停着的车上，导致她的两颗门牙变黑。
10 蒂娜之前的的各种治疗师给了她许多不同的精神病诊断，包括妄想症、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和边缘人格障碍。
11在分析早期中，她说他正在接受牧师的培训，但她后来再也没有提到过。
12 这个声音对她来说很重要，她说她的男朋友们的声音常常很像她父亲的响亮的声音。当人们对她说批评的话时，首要让她生气的是语气——用她的话说是“抛弃”的语气。她说她父亲使用那种语气，这样的话语“刺耳”，母亲则相反，只给她一个表情。
13在这个未发作的精神病（这样的病人有时被称为前精神病）案例中宗教因素的潜在贡献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据她说，她从来没有信仰过，尽管她认为能够像她所在的宗教学校的人那样相信会很好。
14不应该认为病人没有觉察到。蒂娜一度意识到，虽然她母亲总是把蒂娜的父亲称为“差劲的父亲”，却为他找借口，但当蒂娜开始认为只有她父亲才能理解她时，她的母亲改变了态度，说他是个“笨蛋”。这让她觉得这是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重要事情，然而这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影响她的生活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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