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关系
论宋徽宗《圣济经》《圣济总录》之言道与载具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书法、诗词、绘画以及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元代脱脱修《宋史》时说其“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在位25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重视医学教育，编撰医书，主持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著，而且还亲自撰写医学理论性著作《圣济经》。《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主要论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胎孕养生、察色按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药性治法等，大旨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较为纯粹的医学理论性著作。全书以函述医道为出发点，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原理，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将《素问》论病、证、治的基本法则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为金元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云：“文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可为读《素问》之阶梯”。《黄帝内经》的历代学术成就，《圣济经》并未被列入其中，此书在医学史上较少受到关注，未能充分体现其医学价值，是《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缺憾，也是医学发展史的一个缺憾。
以《圣济经》言道，《圣济总录》载具
宋徽宗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但北宋时期三教合一，《圣济经》同时运用道家、儒家思想阐释医学原理，体现了儒道融合的特点。宋徽宗撰写《圣济经》，主要目的在于明道，他在序言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若明此道，“可以养生，可以立命，可以跻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黄帝内经》即为载道之书。宋徽宗阐述《黄帝内经》，不同于王冰、杨上善等对《黄帝内经》全文的通盘整理注释，而是以宋代以己意解经的思想方法，将《黄帝内经》主要是《素问》有关条文融汇于篇章之中，通过经典之“本文”，把握其“本意”，从而探求其“本义”，反映了鲜明的时代学术特点。
关于《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关系，《圣济总录》宋徽宗序说：“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其意精微，其旨迈远，其所言在理，所以探天下之至赜……首之以风疾之变动，终之以神仙之服饵，详至于俞穴经络、祝由符禁，无不悉备，名之曰《政和圣济总录》。其所载在事，所以祐天下之至神。盖圣人之駴世，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无见于上则治之道不立，无见于下则治之具不行。《经》之所言者道也，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医用之而已病”。
《圣济经》发明《黄帝内经》之妙，所关注者为其意、其旨、其理，不涉及疾病的具体治疗；而《圣济总录》主要收载诸病方治。具，即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二者可以说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宋徽宗评价汉唐医学，认为这一时期医学应归于“器”的范畴，将其代表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之为“方术”，“方术者治疾之大法”，谓二人是“游于方术之内者也”，而《黄帝内经》则“超然独见于方术之外”，可谓之“道”。《圣济经》通篇皆阐发《黄帝内经》之道，并将《黄帝内经》《圣济经》作为医学教材颁行全国，使医学发展由以方治为主体的术转换为以医理为主体的道，为金元医学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圣济总录》有关医学理论主要载录于第三卷《叙例》和第四卷《治法》，尤其治法一卷，主要篇章有治神、治宜、平治、逆从、奇偶、本标、通类、轻重、补益、汤醴等，其相关法则皆源于《圣济经》，今择其要者叙之。
形体乖和，治神为先
《圣济经》注重情志内伤对人体的影响。关于情志，《圣济经》统称为“神”，认为五脏皆有神，神在肝为魂，在肺为魄，在脾为意与智，在肾为精与志。神统御内外，五脏情志皆统于心。《知极守一章》云：“故心藏神也，是谓君主之官，以统内外者，以神而已。观形立气布，而神斡旋于中，则统外可知。肝肺脾肾而神无不在，则统内可知”。
《圣济经》详细阐述了情志内伤所导致的疾病，如思虑过度则伤神，神在心属火，思为脾之神，属土，土盛而火废，易患肉脱。忧愁过度则伤意，金盛而土废，其病为肢废。悲哀过度则伤魂，金气过盛克伐肝木，肝主筋，则患筋挛。喜乐无极则伤魄，病皮槁。盛怒不止则伤志，木气过盛，子盗母气，而患腰脊不可俯仰。七情过度还可使气的运行受阻，升降失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情动于中，非若外邪之轻且缓也”，情志之病伤及心神，动摇了人身之根本，比外感邪气所致者更加严重。因此，在诊病上要求医者“必观其态，必问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关注患者情绪、心理对疾病的影响，治疗上“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注重心理疏导，使患者从心理上接受、配合治疗，“神受则意诚，意诚则功倍”，是以“治神为先”，也是较早的心理治疗思想。
《圣济总录·卷四·治法》，第一篇即为《治神》，专论“以治神为先”思想，认为病不可专以药攻，需“察精神志意存亡得失，以为治法”，谓形体之乖和是神先受之，凡治病，需先致其所欲，正其所念，去其所恶，损其所恐，然后才可治愈。若专恃于药物而不问其情，则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而病不可愈。七情致病，《圣济总录》主要归于《诸气门》，如七气丸方，主治寒气、热气、愁气、怒气、惊气、思气、恚气。
啬肾藏精的肾本元思想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皆“天地阴阳之形气寓焉”。《圣济经》持肾本元论思想，《通用时数章》说：“肾藏天一，元气属焉。人非天一，无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气以立始也”。
天一生水，肾为水脏，肾藏精，故云“肾藏天一”。“道生一”，“一”为天之本，“天一”为人之本，故肾中元气为人之本，金、木、火、土四脏皆赖肾中元气以生。《道德经》以“啬”为长生久视之道，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谓啬，说：“天一在脏，以肾为事，立于不贷之圃”。“立于不贷之圃”出自《庄子》，在啬肾上可以理解为保养肾所藏之精不外泄，则不需借助外物之助力，也就是无需服食药饵。“肾以悭为事”，啬肾是宋徽宗在养生上无为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圣济经》由啬肾思想出发，谓精藏于肾，过用则竭，“专以啬之可也”。
《圣济总录》在虚损的补益上较好地体现了以肾为本的啬肾思想，卷第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3卷为《补益门》，诸篇名除进饮食、驻颜色、明耳目等杂论以外，皆以补肾为要，如补虚益精髓、补虚固精、补壮元阳、补虚壮筋骨、补虚强力益志、补虚理腰膝等篇。补法上主张平补，《补益门》第一篇为《补益统论》，第二篇即《平补》，反对随意使用金石丹药：“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世人贪饵药石，惟务酷烈，非徒无益，反伤和气。故方书论平补之法，欲阴阳适平而已”。平补方皆为补肾方，如地黄煎、枸杞子丸、八味丸、小地黄煎丸、石斛丸、鹿茸丸、附子苁蓉丸等。如山芋丸方平补诸虚百损，药用山芋、牛膝、菟丝子、白茯苓、巴戟天、泽泻、赤石脂、五味子、杜仲、山茱萸，方中大量补肾之品，且药性皆较为平和。第三篇《峻补》，篇首论曰：“阴阳之气本自和平，过则生患。峻补之药施于仓猝，缘阳气暴衰，真气暴脱，或伤寒阴证诸疾急于救疗者”。峻补方中有金液丹方，只硫黄一味，可峻补一切虚冷。此方作用峻猛，只可用于上述阴寒急症，目的是助阳气以扶衰弱，余则不可轻试。
坎离交媾、水火既济的心肾关系
对于心肾之间关系，《圣济经》注重坎离交媾、水火既济，“要其功用之所归，则相逮而为既济”。天地之阴阳升降，阳中有阴，下降极而生阳，阴中有阳，上升极而生阴，二者循环往复：“盖肾之属水也，心之属火也。水不逮火，则心何以能降液，即心降液，则若阳升极而后肃肃者出焉也。火不逮水，则肾何以能升气，即肾升气，则若阴降极而后赫赫者发焉也……其象为水火，其卦为坎离，皆欲其相逮而已。唯能交媾济用，则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
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比之于心肾，肾属阴而其中有阳，心属阳而其中有阴。《圣济经》以道教“气液说”论心肾关系，肾升气，气中有真水，心降液，液中有真气，气液相交，真水、真气相互交媾济用。阴阳之气既不可以太盛，亦不可以太衰，须相互济之，可以称全功。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常规治法是用寒性药治热病，热性药治寒病。然而病状万变，亦有治之无效者，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不退，热性药治寒病而寒不除，似此类病症，《圣济经》提出应转而应用水火既济之法，“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如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更甚，则以水济火，肾属水，滋肾水以除热。如用热性药治寒病而寒更甚，则以火制水，心属火，益心火以祛寒。
《圣济总录》以水火既济之法为治疗热甚、寒甚的治则，卷第四《治法·通类》云：“假有病热，施以寒剂，其热甚者，当益其肾，肾水既滋，热将自除。人有病寒，施以热剂，其寒甚者，当益其心，心火既壮，寒将自已”。水火既济之法在消渴的论治上反映得比较清晰，《消渴门·消渴统论》论消渴的病机，认为此病由脾瘅转化而来，是由于过食肥甘，或服食金石丹药，属膏梁之疾，“皆单阳无阴，邪热偏胜故也”。其病机根本在于肾水燥涸，无以上润心肺，故内外消铄，“盖以心肾气衰，水火不相济故也”。消渴用方治疗走向主要不在于苦寒泻火，而以养阴药应用较多，常用方，如麦门冬饮、天门冬饮、栝楼根丸、葛根丸、八味丸、生津丸、冬瓜饮等。如天门冬煎方治消渴烦躁，惊悸不安，药用天门冬、白蜜二味；芦根汤方治消渴烦躁，小便多，药用芦根、栝蒌根、牡蛎、知母、麦门冬，5味药中苦寒药仅知母一味，诸方配伍较好地诠释了《圣济经》的水火既济治疗思想。
先食养，后药治，扶正以祛邪
《圣济经》在疾病的治疗上主张先以食养，后以药治，先扶正，后祛邪，更重视食养。“谷者，养真之物，冲和寓焉。药者，攻邪之物，剽悍出焉”。药物为攻邪之品，其性剽悍峻利，容易伤人，而患者体质较弱，恐难以承受药力，故需先以食养。“治病之法，必以谷气为先。正其卒伍，然后可以语兵革。备其土木，然后可以语堤防。调其荣卫，然后可以语汤剂。荣卫衰微，则何以御悍毒之药。是以或养或益，或助或充，禀贷有多寡，治养有先后，举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
冲和，天地间冲和之气。《圣济经》将此气分为两类，一为太和，又称大和，《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贞”，指天地自然冲和之气；一为委和，指天地自然赋予人的冲和之气，或可以称之为元气。谷味为甘，甘为土之气，坤土长养万物，故谷禀“太和滋育”之气，在食物之中冲和之气最为充足，亦最为养人。且谷首先入胃，《黄帝内经》以胃气为人身之根本，称为“水谷之海”，谷与胃同气相求，故以谷气为本。先正本，后清源，以食养调和营卫，再以峻药祛疾。遵循这一法则，可使委和，以合太和，充分体现了先扶正后祛邪的治疗理念。
《圣济总录·卷三·叙例》列《食治》篇论食治之总则，亦以食治为先，谓食能排邪而保冲气，凡有疾当先以食疗，食疗不已，然后再予药治，用药是不得已而用之。卷第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3卷为《食治门》，列诸病食治方，包括诸风、伤寒、虚劳、吐血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29个大类。《食治统论》云：“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谷，以夫生生不穷”，食是安身之本，若不知食宜则不足以存生。《圣济经》以谷气为本，《圣济总录》食治诸方亦以粥类为多。如食治诸风，载食治方21首，其中用到谷类者多达17首，如葛粉饭方、人参粥方、天蓼粥方、大枣粥方、荆芥粥方等。其中，荆芥粥方主治中风言语蹇涩，精神惛愦，口面喎斜，方用白粟米二升半、荆芥穗、薄荷叶各一握，豉三合，“上四味，先将三味以水三升煮至二升，去滓取一升半，投米煮粥，空腹食之”。诸食治方所载谷类品种有粟米、粱粟米、青粱粟米、白粟米、粳米、红粳米、糯米、豉、薏苡仁等数种，剂型也呈多样化，有粥、饭、饼、饮、羹、汤、乳、煎等。
以理对药物定名辨实
“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凡物类皆有自然之理，《圣济经》认为药物的命名即可反映自然之理。如梅，梅、媒声同，梅以媒为声，是由于梅能够调和异味，“梅可作羹，能和异味而合者如之，是以梅犹媒也”。又如芎藭，又作穹穷，芎藭之气上达巅顶，故以穹穷为名。《圣济经》对萆薢、藙、薏苡仁、甘遂、桃、楙、枸杞子、菖蒲、礞石、蘘、兰、芣苢、莨菪、芫花等十余味药均以其作用释名。药物之命名皆有理，然而往往“或质同而性异，或名异而实同”，药物名称混乱，用错的也屡见不鲜，有“以蟛蜞为蟹者”，“服老芋为茯神者”，故需“循名而考实”：“或同质而性异，察其性可也。或名异而实同，究其实可也。或孕正气，则求其所禀。或托于异类，则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用之适其益，非烛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实之所宾也。名之不正，则实将安辨。循名而考实，则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则实可以因名而得”。
《圣济经》对药物性用的辨别分为6种：同质异性、名异而质同性近、孕正气、托于异类、物化未渝、物宜之相戾。如“菊花异种，因以别苦甘之味”，菊花茎紫色、气香者味甘，茎青色、气如蒿草者味苦，是一花异种而味有别，属于同质异性。腊雪可以治温病，是禀自然至阴之气而有相应自然之性，属于孕正气。络石藤缠绕于石上，故具石之性，可以延缓衰老，是托于异类。蟹可以解漆疮之毒，石蟹是蟹的化石，也有同样作用，属于物化未渝。“羊食钩吻而肥”，钩吻于人有大毒，却可以肥羊，是物宜之相戾。
《圣济总录》依《圣济经》对所收药物做了详细规范与鉴别，《叙例·药品篇》谓：“药品有物异名同者，有物同名异者，称呼既别，性用不一，修合之际，多有疑贰，今悉改正”。并举通脱木与木通、生地黄与熟地黄的实例予以说明，如通脱木与木通，二物皆名通草，是物异名同；“古方用干地黄，不分蒸曝生干，二者治疗性用不同，今以生熟为别，此物同名异者也”。如平补诸虚的地黄煎丸方，其药用地黄3种，分别是生地黄(取汁)、熟干地黄、生干地黄，三者所用药名极为清晰，使用者一目了然，不致混淆。
《圣济经》言治之“道”，以立道为主旨，《圣济总录》载治之“具”，以治疾为内容，宋徽宗说：“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筌蹄云耳”。然今往往知《圣济总录》而不知《圣济经》，亦可谓得筌而忘鱼，得蹄而忘兔。陆心源说：“徽宗以天下为儿戏，自取败亡。然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
参考文献
[1]宋·赵佶.宋徽宗圣济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2]宋·赵佶.圣济总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3]宋·程颐.四库全书·二程遗书.影印本.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宋·赵佶.道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影印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论宋徽宗《圣济经》《圣济总录》之言道与载具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书法、诗词、绘画以及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元代脱脱修《宋史》时说其“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在位25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重视医学教育，编撰医书，主持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著，而且还亲自撰写医学理论性著作《圣济经》。《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主要论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胎孕养生、察色按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药性治法等，大旨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较为纯粹的医学理论性著作。全书以函述医道为出发点，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原理，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将《素问》论病、证、治的基本法则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为金元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云：“文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可为读《素问》之阶梯”。《黄帝内经》的历代学术成就，《圣济经》并未被列入其中，此书在医学史上较少受到关注，未能充分体现其医学价值，是《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缺憾，也是医学发展史的一个缺憾。
以《圣济经》言道，《圣济总录》载具
宋徽宗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但北宋时期三教合一，《圣济经》同时运用道家、儒家思想阐释医学原理，体现了儒道融合的特点。宋徽宗撰写《圣济经》，主要目的在于明道，他在序言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若明此道，“可以养生，可以立命，可以跻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黄帝内经》即为载道之书。宋徽宗阐述《黄帝内经》，不同于王冰、杨上善等对《黄帝内经》全文的通盘整理注释，而是以宋代以己意解经的思想方法，将《黄帝内经》主要是《素问》有关条文融汇于篇章之中，通过经典之“本文”，把握其“本意”，从而探求其“本义”，反映了鲜明的时代学术特点。
关于《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关系，《圣济总录》宋徽宗序说：“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其意精微，其旨迈远，其所言在理，所以探天下之至赜……首之以风疾之变动，终之以神仙之服饵，详至于俞穴经络、祝由符禁，无不悉备，名之曰《政和圣济总录》。其所载在事，所以祐天下之至神。盖圣人之駴世，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无见于上则治之道不立，无见于下则治之具不行。《经》之所言者道也，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医用之而已病”。
《圣济经》发明《黄帝内经》之妙，所关注者为其意、其旨、其理，不涉及疾病的具体治疗；而《圣济总录》主要收载诸病方治。具，即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二者可以说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宋徽宗评价汉唐医学，认为这一时期医学应归于“器”的范畴，将其代表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之为“方术”，“方术者治疾之大法”，谓二人是“游于方术之内者也”，而《黄帝内经》则“超然独见于方术之外”，可谓之“道”。《圣济经》通篇皆阐发《黄帝内经》之道，并将《黄帝内经》《圣济经》作为医学教材颁行全国，使医学发展由以方治为主体的术转换为以医理为主体的道，为金元医学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圣济总录》有关医学理论主要载录于第三卷《叙例》和第四卷《治法》，尤其治法一卷，主要篇章有治神、治宜、平治、逆从、奇偶、本标、通类、轻重、补益、汤醴等，其相关法则皆源于《圣济经》，今择其要者叙之。
形体乖和，治神为先
《圣济经》注重情志内伤对人体的影响。关于情志，《圣济经》统称为“神”，认为五脏皆有神，神在肝为魂，在肺为魄，在脾为意与智，在肾为精与志。神统御内外，五脏情志皆统于心。《知极守一章》云：“故心藏神也，是谓君主之官，以统内外者，以神而已。观形立气布，而神斡旋于中，则统外可知。肝肺脾肾而神无不在，则统内可知”。
《圣济经》详细阐述了情志内伤所导致的疾病，如思虑过度则伤神，神在心属火，思为脾之神，属土，土盛而火废，易患肉脱。忧愁过度则伤意，金盛而土废，其病为肢废。悲哀过度则伤魂，金气过盛克伐肝木，肝主筋，则患筋挛。喜乐无极则伤魄，病皮槁。盛怒不止则伤志，木气过盛，子盗母气，而患腰脊不可俯仰。七情过度还可使气的运行受阻，升降失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情动于中，非若外邪之轻且缓也”，情志之病伤及心神，动摇了人身之根本，比外感邪气所致者更加严重。因此，在诊病上要求医者“必观其态，必问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关注患者情绪、心理对疾病的影响，治疗上“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注重心理疏导，使患者从心理上接受、配合治疗，“神受则意诚，意诚则功倍”，是以“治神为先”，也是较早的心理治疗思想。
《圣济总录·卷四·治法》，第一篇即为《治神》，专论“以治神为先”思想，认为病不可专以药攻，需“察精神志意存亡得失，以为治法”，谓形体之乖和是神先受之，凡治病，需先致其所欲，正其所念，去其所恶，损其所恐，然后才可治愈。若专恃于药物而不问其情，则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而病不可愈。七情致病，《圣济总录》主要归于《诸气门》，如七气丸方，主治寒气、热气、愁气、怒气、惊气、思气、恚气。
啬肾藏精的肾本元思想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皆“天地阴阳之形气寓焉”。《圣济经》持肾本元论思想，《通用时数章》说：“肾藏天一，元气属焉。人非天一，无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气以立始也”。
天一生水，肾为水脏，肾藏精，故云“肾藏天一”。“道生一”，“一”为天之本，“天一”为人之本，故肾中元气为人之本，金、木、火、土四脏皆赖肾中元气以生。《道德经》以“啬”为长生久视之道，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谓啬，说：“天一在脏，以肾为事，立于不贷之圃”。“立于不贷之圃”出自《庄子》，在啬肾上可以理解为保养肾所藏之精不外泄，则不需借助外物之助力，也就是无需服食药饵。“肾以悭为事”，啬肾是宋徽宗在养生上无为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圣济经》由啬肾思想出发，谓精藏于肾，过用则竭，“专以啬之可也”。
《圣济总录》在虚损的补益上较好地体现了以肾为本的啬肾思想，卷第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3卷为《补益门》，诸篇名除进饮食、驻颜色、明耳目等杂论以外，皆以补肾为要，如补虚益精髓、补虚固精、补壮元阳、补虚壮筋骨、补虚强力益志、补虚理腰膝等篇。补法上主张平补，《补益门》第一篇为《补益统论》，第二篇即《平补》，反对随意使用金石丹药：“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世人贪饵药石，惟务酷烈，非徒无益，反伤和气。故方书论平补之法，欲阴阳适平而已”。平补方皆为补肾方，如地黄煎、枸杞子丸、八味丸、小地黄煎丸、石斛丸、鹿茸丸、附子苁蓉丸等。如山芋丸方平补诸虚百损，药用山芋、牛膝、菟丝子、白茯苓、巴戟天、泽泻、赤石脂、五味子、杜仲、山茱萸，方中大量补肾之品，且药性皆较为平和。第三篇《峻补》，篇首论曰：“阴阳之气本自和平，过则生患。峻补之药施于仓猝，缘阳气暴衰，真气暴脱，或伤寒阴证诸疾急于救疗者”。峻补方中有金液丹方，只硫黄一味，可峻补一切虚冷。此方作用峻猛，只可用于上述阴寒急症，目的是助阳气以扶衰弱，余则不可轻试。
坎离交媾、水火既济的心肾关系
对于心肾之间关系，《圣济经》注重坎离交媾、水火既济，“要其功用之所归，则相逮而为既济”。天地之阴阳升降，阳中有阴，下降极而生阳，阴中有阳，上升极而生阴，二者循环往复：“盖肾之属水也，心之属火也。水不逮火，则心何以能降液，即心降液，则若阳升极而后肃肃者出焉也。火不逮水，则肾何以能升气，即肾升气，则若阴降极而后赫赫者发焉也……其象为水火，其卦为坎离，皆欲其相逮而已。唯能交媾济用，则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
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比之于心肾，肾属阴而其中有阳，心属阳而其中有阴。《圣济经》以道教“气液说”论心肾关系，肾升气，气中有真水，心降液，液中有真气，气液相交，真水、真气相互交媾济用。阴阳之气既不可以太盛，亦不可以太衰，须相互济之，可以称全功。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常规治法是用寒性药治热病，热性药治寒病。然而病状万变，亦有治之无效者，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不退，热性药治寒病而寒不除，似此类病症，《圣济经》提出应转而应用水火既济之法，“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如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更甚，则以水济火，肾属水，滋肾水以除热。如用热性药治寒病而寒更甚，则以火制水，心属火，益心火以祛寒。
《圣济总录》以水火既济之法为治疗热甚、寒甚的治则，卷第四《治法·通类》云：“假有病热，施以寒剂，其热甚者，当益其肾，肾水既滋，热将自除。人有病寒，施以热剂，其寒甚者，当益其心，心火既壮，寒将自已”。水火既济之法在消渴的论治上反映得比较清晰，《消渴门·消渴统论》论消渴的病机，认为此病由脾瘅转化而来，是由于过食肥甘，或服食金石丹药，属膏梁之疾，“皆单阳无阴，邪热偏胜故也”。其病机根本在于肾水燥涸，无以上润心肺，故内外消铄，“盖以心肾气衰，水火不相济故也”。消渴用方治疗走向主要不在于苦寒泻火，而以养阴药应用较多，常用方，如麦门冬饮、天门冬饮、栝楼根丸、葛根丸、八味丸、生津丸、冬瓜饮等。如天门冬煎方治消渴烦躁，惊悸不安，药用天门冬、白蜜二味；芦根汤方治消渴烦躁，小便多，药用芦根、栝蒌根、牡蛎、知母、麦门冬，5味药中苦寒药仅知母一味，诸方配伍较好地诠释了《圣济经》的水火既济治疗思想。
先食养，后药治，扶正以祛邪
《圣济经》在疾病的治疗上主张先以食养，后以药治，先扶正，后祛邪，更重视食养。“谷者，养真之物，冲和寓焉。药者，攻邪之物，剽悍出焉”。药物为攻邪之品，其性剽悍峻利，容易伤人，而患者体质较弱，恐难以承受药力，故需先以食养。“治病之法，必以谷气为先。正其卒伍，然后可以语兵革。备其土木，然后可以语堤防。调其荣卫，然后可以语汤剂。荣卫衰微，则何以御悍毒之药。是以或养或益，或助或充，禀贷有多寡，治养有先后，举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
冲和，天地间冲和之气。《圣济经》将此气分为两类，一为太和，又称大和，《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贞”，指天地自然冲和之气；一为委和，指天地自然赋予人的冲和之气，或可以称之为元气。谷味为甘，甘为土之气，坤土长养万物，故谷禀“太和滋育”之气，在食物之中冲和之气最为充足，亦最为养人。且谷首先入胃，《黄帝内经》以胃气为人身之根本，称为“水谷之海”，谷与胃同气相求，故以谷气为本。先正本，后清源，以食养调和营卫，再以峻药祛疾。遵循这一法则，可使委和，以合太和，充分体现了先扶正后祛邪的治疗理念。
《圣济总录·卷三·叙例》列《食治》篇论食治之总则，亦以食治为先，谓食能排邪而保冲气，凡有疾当先以食疗，食疗不已，然后再予药治，用药是不得已而用之。卷第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3卷为《食治门》，列诸病食治方，包括诸风、伤寒、虚劳、吐血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29个大类。《食治统论》云：“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谷，以夫生生不穷”，食是安身之本，若不知食宜则不足以存生。《圣济经》以谷气为本，《圣济总录》食治诸方亦以粥类为多。如食治诸风，载食治方21首，其中用到谷类者多达17首，如葛粉饭方、人参粥方、天蓼粥方、大枣粥方、荆芥粥方等。其中，荆芥粥方主治中风言语蹇涩，精神惛愦，口面喎斜，方用白粟米二升半、荆芥穗、薄荷叶各一握，豉三合，“上四味，先将三味以水三升煮至二升，去滓取一升半，投米煮粥，空腹食之”。诸食治方所载谷类品种有粟米、粱粟米、青粱粟米、白粟米、粳米、红粳米、糯米、豉、薏苡仁等数种，剂型也呈多样化，有粥、饭、饼、饮、羹、汤、乳、煎等。
以理对药物定名辨实
“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凡物类皆有自然之理，《圣济经》认为药物的命名即可反映自然之理。如梅，梅、媒声同，梅以媒为声，是由于梅能够调和异味，“梅可作羹，能和异味而合者如之，是以梅犹媒也”。又如芎藭，又作穹穷，芎藭之气上达巅顶，故以穹穷为名。《圣济经》对萆薢、藙、薏苡仁、甘遂、桃、楙、枸杞子、菖蒲、礞石、蘘、兰、芣苢、莨菪、芫花等十余味药均以其作用释名。药物之命名皆有理，然而往往“或质同而性异，或名异而实同”，药物名称混乱，用错的也屡见不鲜，有“以蟛蜞为蟹者”，“服老芋为茯神者”，故需“循名而考实”：“或同质而性异，察其性可也。或名异而实同，究其实可也。或孕正气，则求其所禀。或托于异类，则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用之适其益，非烛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实之所宾也。名之不正，则实将安辨。循名而考实，则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则实可以因名而得”。
《圣济经》对药物性用的辨别分为6种：同质异性、名异而质同性近、孕正气、托于异类、物化未渝、物宜之相戾。如“菊花异种，因以别苦甘之味”，菊花茎紫色、气香者味甘，茎青色、气如蒿草者味苦，是一花异种而味有别，属于同质异性。腊雪可以治温病，是禀自然至阴之气而有相应自然之性，属于孕正气。络石藤缠绕于石上，故具石之性，可以延缓衰老，是托于异类。蟹可以解漆疮之毒，石蟹是蟹的化石，也有同样作用，属于物化未渝。“羊食钩吻而肥”，钩吻于人有大毒，却可以肥羊，是物宜之相戾。
《圣济总录》依《圣济经》对所收药物做了详细规范与鉴别，《叙例·药品篇》谓：“药品有物异名同者，有物同名异者，称呼既别，性用不一，修合之际，多有疑贰，今悉改正”。并举通脱木与木通、生地黄与熟地黄的实例予以说明，如通脱木与木通，二物皆名通草，是物异名同；“古方用干地黄，不分蒸曝生干，二者治疗性用不同，今以生熟为别，此物同名异者也”。如平补诸虚的地黄煎丸方，其药用地黄3种，分别是生地黄(取汁)、熟干地黄、生干地黄，三者所用药名极为清晰，使用者一目了然，不致混淆。
《圣济经》言治之“道”，以立道为主旨，《圣济总录》载治之“具”，以治疾为内容，宋徽宗说：“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筌蹄云耳”。然今往往知《圣济总录》而不知《圣济经》，亦可谓得筌而忘鱼，得蹄而忘兔。陆心源说：“徽宗以天下为儿戏，自取败亡。然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
参考文献
[1]宋·赵佶.宋徽宗圣济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2]宋·赵佶.圣济总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3]宋·程颐.四库全书·二程遗书.影印本.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宋·赵佶.道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影印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