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秉权：怀念人教社几位老领导
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使我有幸接触到一批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老领导。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教社几位老领导。
叶圣陶社长亲力亲为修改书稿，对我的文字较为简练而准确起了启蒙作用。叶圣陶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有“优秀语言艺术家”的美誉。叶老先生热切主张规范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逻辑、词汇、标点、简化字等；又强烈提倡在出版物中使用白话文，使读者容易读懂和理解。叶老先生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特别是在文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叶圣陶先生以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还兼任总编辑。叶老先生担任总编辑是亲力亲为的，各编辑室送给叶老的书稿，叶老都会认真审阅，仔细修改。
1960年叶老不再兼任总编辑了，但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审阅部分书稿。物理编辑室老编辑董振邦就曾经告诉我，1962年6月，某天上午刚上班，叶老秘书史晓风先生请物理室所有编辑到叶老办公室。叶老将初中物理上册书稿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叶老找大家来是为了向大家讲解，修改了哪些地方和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叶老讲得非常详细，还让大家讨论，直到下班钟声响后半小时才结束。
我们64届毕业生，1964年到人教社工作时，叶老已经70岁，很少到人教社上班了。史晓风先生请我们到叶老办公室，他拿出叶老以往修改过的各科书稿，请我们各自挑选一种书稿仔细阅读，了解书稿原来是怎么写的，叶老是怎么改的，为什么要这样改。遇到我们看不懂时，史先生就从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讲解叶老为什么要这样改。
叶老亲力亲为的文字艺术示范，对我一生的文字工作影响极大。后来，我在编写教材中，在撰写读物中，在加工书稿中，乃至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撰写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我在文字方面都要下一番功夫，努力做到既简练又准确，使读者容易读懂和理解。
叶圣陶先生
戴伯韬总编辑讲解陶行知教育学说，使我的教育理想开始深化。戴伯韬先生，1928年毕业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受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著有《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
1954年戴老先生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人教社日常工作。1960年戴老提升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
我1964年到人教社工作不久，戴老提出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为编辑干部的子女开办辅导学校。一是为了有子女的编辑干部集中精力工作；二是为了这批孩子的兴趣爱好得到发展；三是为了让年轻编辑在编写教材中注意引导学生参加实践。戴老请总编室主任张玺恩主持，安排团支部书记叶佩珉组织落实。我得知后立即报名，我报的活动内容是制作晶体管收音机。我在北京师大曾经制作过电子管收音机。对于制作晶体管收音机，当年是很时尚的。这是我很想去做、也很有信心做成功、但还来不及去做的制作活动。我这项制作活动一提出，就吸引了五六位男孩子报名参加。
有一天晚上，戴老家的电视节目调不出来，戴老没有叫人教社的电工帮助，而是叫我去帮助调电视。我到戴老家后，调整了天线方向，调整了选台旋钮，电视节目就出来了。
调好电视后，戴老让我坐下来，然后对我说：“毛主席称赞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核心是'教学做合一’，简单说是'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陶行知的'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戴老继续说：“我赞赏你爱动手，而且动手能力很强。听说是你自已还没做过晶体管收音机，就敢于辅导孩子去做。这项活动可以用陶行知教育学说来解释：制作晶体管收音机就是要做的事，你做的过程也是你学的过程；你辅导孩子去做就是你教的过程；孩子在你辅导下去做就是孩子学的过程。整个过程，教、学、做融为一体，教和学都围绕做(制作晶体管收音机)而展开。”
戴老继续说：“人教社的任务，主要是编写中小学教材。人教社的编辑，应懂得如何做学校教育，既要组织课堂教学，又要组织课外活动，两者相结合，才能实施教学做合一。人教社的编辑，应懂得如何编教材，在教材中既要讲述相应深度和广度的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进行调查、探究、观察、实验等实践活动，配合学校实施教学做合一。”
戴老的一席话，让我第一次知道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核心内容。戴老对我的肯定，让我倍受鼓舞。戴老倡办辅导学校，让我们年轻编辑践行教学做合一，尽快成为合格的人教社编辑。戴老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在华师附中读书时就萌发的教育理想开始深化，从感性认识开始向理性认识过渡！
戴伯韬先生
吴伯箫副总编辑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延安作风，对我影响很大。吴伯箫先生，1938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吴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和教育家。吴老撰写了大量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感情质朴、语言简洁、叙述淡雅，深受读者的喜爱。《记一辆纺车》、《南泥湾》、《一坛血》、《菜园小记》、《我还没见过长城》、《歌声》、《猎户》等，曾经作为范文收入到中学语文教材中。特别是《记一辆纺车》，长期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
1954年吴老先生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调吴老到人教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请吴老领导编写语文和文学的分科教材，即将语文课改为语言课和文学课两种并列课程，这也是吴老最有志趣做的事。
语言和文学分科教材编写出版后，1955～1958年在全国部分重点中学试用过。1965年我陪吴老到南方调查时，我对吴老说，1955～1958年我正好在华师附中上高中，用的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分科教材，学到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并对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吴老说，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毛主席的诗词中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吴老表示，他对语言和文学分科，仍然坚持肯定的意见。
吴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吴老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延安作风。1965年我们有6位编辑干部，陪同吴老去江西庐山、井冈山、赣州，去湖南长沙，去湖北武昌调查研究， 由于吴老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全国皆知。吴老所到各地，当地教育局的领导都十分重视，要派专车接送，要派专人跟随。吴老一概谢绝，坚持乘坐长途汽车，坚持只要教育局开具介绍信。到江西井冈山宾馆，到武昌洪山宾馆，当地干部已经安排吴老住单人房了，吴老坚持将单人房退掉，与我一起住双人房。
每到一个地方，吴老总是带领我们到半农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听课，召开教师座谈会，召开学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吴老总是提出各种问题，与教师和学员展开讨论；还向教师和学员咨询，用什么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还将学校所用的教材和资料，整套购买下来。吴老的延安作风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也影响了我一辈子。
吴伯箫先生
张玺恩主任乐于为每位干部和职工着想，我离开人教社后还关心和帮助我。张玺恩主任，1953年调入人教社，安排在数学室工作。1958年张玺恩任人教社总编辑办公室主任，1964年兼任副总编辑。张先生是人教社的大管家，他不仅对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布置给他的工作，都非常认真落实，而且又乐于为每一位干部和职工着想。这使整个出版社领导、干部、职工，上上下下都非常融洽。
1965年，大多数年轻编辑和职工还买不起电视机。张先生经过请示领导，由出版社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张先生指定由我来管理，供大家观看。冬天和下雨天在房间内观看，夏天在房间外露天观看。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每天晚上都播放电视节目。按张先生的布置，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以及有特别好节目的其它晚上，我都会准时去开放电视。每次开放电视，观看的编辑和职工都很多，我又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我在人教社工作了16年，张先生一直对我很信任。包括在五七干校时，人教社(七连)分配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张先生安排由我来使用和维修；人教社(七连)分配到一部电影放映机，张先生也安排由我来为干校学员和公社社员放电影。
1980年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我调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我到广东碧桂园学校当校长，张先生还继续关心和帮助我。1997年，我将我写的论文《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寄给张先生审阅。张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论文写得很有创意，他已经将这篇论文，推荐给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了。这篇论文刊登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1997年第6期上。有了张先生的支持和肯定，使我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期间，实施“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的中西融合教育模式，就更加坚定不移了！
雷树人主任指导我参与编写物理教材，为我教育理想的提升作了重要铺垫。雷树人主任，1954年调入人教社，任物理编辑室主任。雷主任是我国中学物理教材的奠基人。
雷主任在人教社主持编写物理教材，以“加强基础，培养能力”为指导思想。他强调五个方面：第一，加强物理实验。物理是实验科学，不做实验学不好物理。第二，重视基本概念和规律。只有掌握了概念和规律，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现象和解决问题。第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通过联系实际使学生学会运用知识。第四，重视培养四种能力。观察实验能力，理性思维能力，运用数学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第五，发挥教书育人作用。通过物理教学，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精神。
我在人教社工作的16年期间，在雷主任的指导下，参加过两轮物理教材的编写工作。1964～1965年，我参加过十二年制高中物理教材“中改本”的编写工作；1977～1980年，我参加过十年制高中物理教材的编写工作。
我在参加物理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雷主任指导我，不仅要了解世界各国教材的具体内容，还要从各国中小学采用的教育模式中，去理解各国教材的特点。这促使我通过阅读教育丛书，了解到世界各国主要存在着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传统教育模式，强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特别重视知识传授，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另一种是现代教育模式，强调“生活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特别重视能力培养，学生个性得到发展。我对各国教育模式的初步探究，为我教育理想的提升作了重要铺垫。
我在华师附中读书时，从初三到高三做了4年少先队辅导员，萌发了教育理想，但当时我的教育理想只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我的教育理想逐渐向理性认识提升，提出“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的中西融合教育模式，并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担任校长期间得到比较完满实现。我的教育理想逐渐向理性认识提升，就是在人教社开始的。
我深深怀念我在人教社的工作经历，我深深怀念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教社几位老领导！
作者：廖秉权，碧桂园学校创始校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物理编辑室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