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两由之

徐建华

最近读了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乔生先生的两本书。一本是《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一本是《八道湾十一号》。

《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是一本关于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合传，从1881年9月25日三兄弟中的大哥鲁迅出生，写到1984年7月29日三兄弟中小弟周建人逝世，讲述了长达百余年间周氏三兄弟的命运。

《八道湾十一号》是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镇”八道湾11号房子写的传记，从这所房子于1919年7月被鲁迅购买、整改，周家三兄弟同年12月入住写起，直写到2014年经过多方努力，维护改造，房子成为北京三十五中新址中的人文景观“周氏兄弟故居”止。讲述了这一段时期内，在这所房子里发生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及房子的沧桑变迁。

 把黄乔生先生的这两本书连着读，本来就非常享受。同步又读到明斋先生所写的笔记体系列文章，《读<知堂回想录>》，仿佛经历了一场的寓意深刻的围炉夜话。听他们讲自己不知道的故事，觉得原来如此，就非常欢喜；听他们讲自己已经知道的故事，觉得果然如此，就非常激动；受到他们的启发而有新的思考，觉得想必如此，就非常幸福。这里想写的正是受到启发之后而思考的“想必如此”的*闪念，请分享我的幸福吧！

周氏三兄弟，鲁迅是长兄。从小就带着两个兄弟一起描绣像、演戏曲、读闲书、打抱不平、上山采集植物标本。他们的躲躲藏藏地读闲书，被父亲知道后得到父亲的默许，这说明鲁迅发展多方面的兴趣有良好的环境，而他的兴趣又感染和影响到两个弟弟，奠定了大哥的引领地位。周作人少年时代和鲁迅诗词唱和，和鲁迅共读过很多书籍，后来踏着鲁迅的足迹去南京上学、去日本留学、去北京谋职，每一个关键的时候都是凭借大哥牵引。而周建人对生物学的兴趣，也是因为大哥鲁迅学医、和大哥一起上山采集标本等经历而形成的。鲁迅也一直把引领兄弟成长当作自己的责任。

鲁迅很小就替母亲分忧，出入当舖将家里的物品换成钱，又出入药店给父亲买药。“他办事很妥帖，钱、当票、药方和药包，每次都如数交给母亲。”他有一次随母亲去烟馆找父亲，“从窗外看到父亲正躺着吸烟。”“母亲并没有惊动父亲，而是落着泪牵着鲁迅的手默默回家。”鲁迅曾动情地说：“阿娘，是苦过的！”因为能体恤母亲的苦，鲁迅便有了为母亲分忧、为家庭担当的自觉自愿。

因此，鲁迅对母亲包办的婚姻尽管十分不情愿，但他还是屈服了。他认清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却束手被封建包办婚姻所吞噬，因为他不想阿娘苦，宁肯苦自己。只是在《狂人日记》中，写大哥吃了妹子，“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像这样提到母亲对“吃人”的态度。与其说在为母亲开脱，不如说在替母亲悲哀。

鲁迅对母亲的态度就是这样矛盾的，一方面孝顺地接受母亲的“礼物”，娶朱安女士为妻；一方面将“礼物”束之高阁，与朱安的婚姻有名无实。他明白那不是母亲想看到的结果，他誓将成全母亲、又誓将捍卫自己，两个极端都是决绝的，就促成了最终的婚姻局面。其实，鲁迅、朱安、母亲，都在承受母亲的包办婚姻带来的恶果，而最无辜的人是朱安。

鲁迅是一个完美的大哥，不仅起到榜样带头作用，引领兄弟成才成人（这其中自然有母亲鲁瑞的功劳），而且在家庭事务上不恤多承担。三兄弟中周建人最先挣到钱，但杯水车薪。鲁迅入职后，一方面供养绍兴一大家人，一方面供养周作人在日本的家。书中多次写到作人、建人妻子、建人的孩子生病，鲁迅除了借钱治病，还勤到医院看顾。他甚至还接济作人、建人共同的岳父家。离开八道湾后，仍多次寄钱周济在上海的建人，出手大方。他做这一切自然而然，天经地义，自觉自愿。从客观上看，鲁迅没有夫妻情因而格外在乎手足情，没有小家欢因而格外重视大家乐。从主观上讲，鲁迅觉得大哥就应该有大哥的担当。

兄弟仨卖掉绍兴祖居，购置八道湾十一号房产时，前前后后都是鲁迅在张罗。为兄弟们的孩子着想，就买能保证孩子们活动场所的大院子四合院；为兄弟们的日本媳妇着想，就装修日式浴室。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周作人当时收入最高，鲁迅在签房契时要写周作人的名字，经朋友、中间商们劝止说才写了自己的名字。仨兄弟三个小家加上母亲、佣人、仆妇们搬到北京后，鲁迅把一家之主住的正屋分给周作人一房，自己住进厢房，仿佛是一个“看门人”。他甘心用自己的委屈换来兄弟合居的圆全，却想不到此事古难全。

他不仅被迫离开了八道湾十一号，还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即便如此，他咬碎牙往肚子里咽，从未诉一言半句自己的委屈，没有对周作人的行为作任何评说，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没有跟周作人提出房产的问题。

鲁迅对国民的劣根性看得那么透，他怎么就看不透自己的兄弟周作人？他还击每一个中伤自己的人都是又准又狠，却对来自兄弟的伤害默默承受。这里面有鲁迅的家庭自尊心与手足深情，尽管被兄弟猜忌，他决不允许自己去猜忌兄弟。尽管兄弟对自己无情，他决不能对兄弟无情。在他离开八道湾十一号十年后，他在为日本人西村博士的鸽塚铭记所写的《题三义塔》中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写的是对中日人民关系的期待，谁能说其中没有对自己兄弟关系的期待呢？

读这两本书之前，以为鲁迅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呼百应的领袖、一往无前的战士。想不到他在家庭因宽厚、无私、不见外而被兄弟欺负，在文坛因深刻、远见不苟且而被同行误解，饱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其实他常常处于弱势。对于外来的攻击，鲁迅“开始忍痛，捂着伤口，在草丛里歇息一下，又继续前进；进而是觉得敌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术，一头黔驴而已，遂掷出手中的投抢，往往一击而中；此后便一笔扫过，风卷残云，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是站在废墟上，独自咀嚼没有敌手的悲哀。”而对于家庭内部的纷争，他则是一味地退让，不愿打内战。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说：“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鲁迅反对无谓的牺牲，但他却是一个大家庭的殉道者，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也并没有深想过自己殉的是什么道。小时候从小康坠入困顿时母子、兄弟共同受过的荣辱，青年时兄弟并肩的奋斗情谊，这让鲁迅对母子、兄弟有难同当的岁月最为刻骨铭心，因而对有福同享的追求就格外一心一意，为此甘心牺牲个人的利益。

有人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开启一扇窗。鲁迅正是在兄弟失和离开八道湾后，在那些攻击他、中伤他的流言诽语的激励下，收获并大胆接受了许广平的爱情。如果他仍然住在八道湾兄弟怡怡，这个可能性会小很多很多。

周作人是三兄弟中的老二，是兄弟之间的夹心饼，可能没有如大哥一样，从小就成为母亲的帮手，也不像三弟年幼体弱得到母亲更多的关怀。他小时候也有奶妈，但奶妈不仅没什么奶水供他喝，还对养育他很不负责任，险些害了他。所以，他一生对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发妻羽太信子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他大概以为信子是自己生命中最可靠的女人。他有一阵子去陪伴牢狱中的祖父，在学习上得到祖父的提点，在人品上自然也会受到祖父的影响，祖父是一个对最亲的人比如祖母最严苛的人，日后周作人对最亲最爱护他的大哥也表现得最为严苛；而祖父言语的刻薄对他起的却是反作用，使他毕生追求言语的平和。他在年少自尊敏感的时候，被逼无奈穿着少爷的长衫去集市卖东西，这难堪的经历让他内心非常敏感。

周作人小时候关于祖父、关于奶妈的记忆都是负面的，后来自己多年活在大哥的光环之下，成年后虽然有家有口，但在夫妻关系中又处于劣势，两兄弟都抛弃原配另娶媳妇，心爱的女儿死于阑尾炎，启蒙思想、改良社会仿佛只是一场梦，昔日的斗志仿佛随着兄弟失和而不见踪影……种种遭遇让他感到，“读了那么多书，却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也没有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已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于是，他消极避世，认为世界就那样的，爱谁是谁，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卸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至于为了苟且偷生不恤附逆当汉奸。

周作人和鲁迅对待亲近的人态度不同。在周作人的笔下奶妈可恨，祖父可怕，都是直言不讳。在鲁迅笔下，《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有他祖父身上冷酷的一面，他写鲁四老爷家的半幅对联，是他见过的在祖父坐牢时、陪伴在监狱附近的祖父小妾家的对联，但他故意略去半边。《琐记》中写的衍太太是以周作人的奶妈为原型，却把她写成“我”的邻居。鲁迅把亲近的人身上的不好写在小说人物的身上，并刻意把人物关系改变一下，以避讳。鲁迅正面写过自己的保姆长妈妈，他笔下的长妈妈虽然粗俗，但可亲可敬。这不只是因为两兄弟俩擅长的文章体裁的差别，还因为兄弟两待人处事的差别：一个记得别人的不好，冲着人来揭露。一个记得那些不好的事，以事警世，对事不对人。

周作人和鲁迅对待失望的态度也不同。周作人会抱怨，会逃避，还会为自己的逃避找借口。他在中国动荡不安、国将不国的时期，大谈关于气节要讲在平时，到敌对势力那么强大再讲气节，牺牲就太大了。这已经在为自己不肯南下、一定要留在京城当汉奸找借口。周作人对兄弟的爱与恨都格外认真，他做的兄弟们和睦度日的蔷薇梦有多美，而现实中兄弟阋于墙的失望就也有多重，无法排解。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离开他后越来越先生，而他离开鲁迅后却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他言语很平和，内心很执拗。而鲁迅则善于拿失望开玩笑，他从小就有化解自己对亲人失望的办法。小时候小弟建人找不到他们藏的闲书，向父亲告了密。虽然父亲没有限制而是默许他们读闲书，但是鲁迅感到被出卖的失望，就给建人取绰号“谗人”来惩罚他。羽太信子在兄弟失和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宴”，意思是家里的日本女人。从文字游戏中寻一丝小开心，让怨中带着一丝苦笑，就没有那么沉重。鲁迅言语很犀利，内心很柔和。

周作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他对婚姻的态度却非常保守，完全遵守嫁（娶）鸡随鸡，嫁（娶）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进步一点的就是坚持一夫一妻、反对男人纳妾。他恪守自己认定的婚姻道德，虽然妻子羽太信子性情乖戾，他也甘当“妻管严”爱护她一辈子。他对鲁迅离开朱安和许广平一起生活、对周建人离开羽太芳子和王蕴如组成新家，感到不可理喻、万难接受，因此还重立房契要为朱安、羽太芳子争取产权。如果不是兄弟反目，周作人必是鲁迅和许广平交往的最大障碍，夹在兄弟与恋人之间的鲁迅何处何从很难说。

周作人分析日本人侵华的原因时说：日本对中国负有文化上的债务，“这种文化债务在当时虽很欣慰，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种迫压，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他认为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因此欠中国的文化债。因为对这笔债感到屈辱，继而对中国施加暴力。这很有些以己度人的意思，倒是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像那样对待自己的大哥鲁迅。鲁迅在他的成长中有太多的关怀提携之恩，而他们正是反目在他“站得起了”、而鲁迅相对落魄的时候。

周作人对鲁迅可谓恩将仇报，而且一报到底。对此他从不反思，因为他从来比较自我与自私，并未曾真正去理解过自己的大哥。他对鲁迅的态度可以说是仗爱欺人。他怕老婆，其实在外也怕惹事，有大哥遮风挡雨的时候，他也像是一个战士，没有大哥依靠的时候，就躲进苦茶庵，后来干脆变节。这些都说明他不是一个刚硬的人。可是，他却对自己的大哥不依不饶，在苦雨斋中只拿大哥当靶子痛快扫射，对大哥参加左联当旗手、成为青年们热爱的文学导师与领袖、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等等事情，拿大哥年龄大了为由，写文章极尽嘲讽。因为他知道大哥不会伤害他，他在大哥面前如何任性都是安全的。

周作人是一个很诚实也很固执的人，这是周氏兄弟共同的特点，只是他用的不是地方。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汉奸，认为自己是曲线救教育、救北大、救学生，对自己附逆给民族、国家、文化带来的损害不能正确的认识。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毋庸置疑地坚决与鲁迅失和有什么不妥，没有丝毫的歉意。他的问题，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品质上的问题，但他不明白前者，也没有意识到后者。倒是因不知道自己认识的错误、而对自己的品质持有自信；因意识不到自己品质的缺陷、而更加在认识上的固执己见。

像周作人这样的一个人，再丰厚的学识，再优美的文笔都救不了他。先失兄弟、再失大节，也是无奈的必然。郑振铎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可惜周作人至死也没认识到这一点。

周建人是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中年之前一直在家乡在母亲的身边。在两位哥哥在外求学的漫长日子里，他实际在行使着家庭男主人的职责。这让他既为自己不能像哥哥们一样海阔天空去追求理想而感到遗憾，也养成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与个性。

建人17岁始就在家乡多家小学担任校长职务，第一次领到8元的薪水交给母亲，母亲不忍心收小儿子微薄的收入，母子推来推去，最后母亲建议他给一部分给奶奶，其余的自己收着，他于是给了奶奶2元钱，奶奶非常高兴。第一次挣钱，慰籍了三代人的心。建人是善良的，每家最小的孩子通常是最善良的，可能因为他们从小得到的善待比较多。

两位哥哥对祖父的印象都不好，周作人把这不好的印象写在文章中，而鲁迅做了小说的素材。建人对祖父的印象还不错，在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建人收拾好祖父写的大量的日记，试图将日记带到北京继续保存下去，却被鲁迅一把火烧了，这一举动坐实了鲁迅对祖父不以为然的态度，也凸显了建人对所有长辈的亲善。

建人虽然没有上过学堂、没有留过洋，但他也没有荒废自己，通过自学不仅英语达到可以翻译外国小说的水平，而且撰写了大量的图文并茂的生物科普文章，编写过大学、中学、小学生物教材并讲授生物课，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生物学家。后来在社会工作中担当责任，逐渐成长为一名社会活动家。虽然早年他的名气没有两位哥哥大，但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亚于两位哥哥。

周建人持家最久却并不居功自安。当哥哥们兑现承诺把全家人都接到北京八道湾十一号、过上有钱同花的大家庭日子时，他不愿意成为家庭经济负担而首先离开了大家庭，到上海谋差事。这里面虽然也有他的妻子羽信芳子轻视他挣钱少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他自身的独立、骨气所起的作用。当年哥哥们把母亲托付给他，现在母亲到了哥哥们身边安顿好了，建人也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周建人和发妻羽太芳子分手一事，怪不得建人。周建人是在羽太芳子来照顾姐姐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坐月子时，和羽太芳子相爱而结为夫妻。夫妻感情开始不错，后来经历丧子之痛后芳子性情大变。再后来到了北京，芳子因建人挣钱少而瞧不起建人、不待见建人，从感情上疏离了建人。建人在上海立住足后，回到北京接芳子和孩子们去上海一起生活，芳子不愿意跟丈夫去上海，宁愿跟姐姐住在北京。周家兄弟都是极自尊的人，他自然对芳子像这样含有轻视的不从难以释怀，这导致了建人后来和王蕴如走到一起。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周建人比周作人清醒。鲁迅逝世后，他写信向作人转告作人关心的、大哥偶尔谈到作人的言语，概括为几点：一是大哥澄清自己的日记里没有日本记者所报说的“我的兄弟是个猪”的说法，二是大哥表扬了周作人对李大钊遗孤的掩护与关照，三是大哥对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找不到周作人的签名表示担心，认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也不能过于退后”，四是对周作人关于文天祥气节的论述表示理解，认为比其他人的论调高明，五是对周作人对日本作家关于鲁迅的谈话不以为然。总之，大哥对作人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建人转述大哥的观点，一定是他认同的观点，因此，在民族气节上，他经受了考验，抗战时期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约稿的要求。

建人放弃了羽信芳子，和王蕴如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家庭，这可以理解。但他似乎从此对自己和芳子的孩子也没有过问。如果说在解放前有种种现实困难，而且芳子的姐姐、姐夫即自己的二哥、二嫂也可以养育好他们，也就罢了。那么，在解放后周作人陷入困境，建人却还没有这方面的关心，就比较奇怪。虽然他曾经回京为母亲祝寿时，去过八道湾十一号，与芳子的儿子起了很激烈的冲突。但冲突也还是自己的孩子，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该表示关心、负起责任才是。

解放后，周建人成了新中国的国家干部，而周作人因为汉奸罪名而成为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在这样的情势下，建人还是以家事不睦为由，一直没有去看望受政府宽待居家自处的二哥。他们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偶然碰面，“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脚步。作人颇凄凉地说：'你曾经劝我到上海。’建人说：'是的，我曾经这样期待过。’作人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我。’ ”在周作人的心里，建人是兄弟，他才对兄弟吐一口苦水。而周建人呢，他再没有给二哥倾诉的机会，只是在自己的记载中责备他不知道自己眼前的身份，没有抱怨的权利；叹息一切都过去了，没法追悔。虽然客观，但那样的遗憾与同情是很多了解周作人的文化界人士都有的，不象兄弟。

1950年1月，周建人不得不陪着出版总署的副署长叶圣陶去八道湾11号访问周作人，给周作人布置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任务。叶圣陶在日记中对这件事情作了详细的记录，而周建人从没提及有这一回事，周作人则在日记中写了叶圣陶来访的事情，而没有提到自己的兄弟同来。兄弟关系已然冷淡到不值一提的程度。除此以外，兄弟同处北京18年，再没相见。

周作人失节不假，可政府也没有完全抛弃他，还在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做一些翻译、写作、研究鲁迅的工作。物资缺乏的年代还专门给他提供一些副食品。可是，他的兄弟周建人却完全抛弃了他。在和大哥失和之后，作人曾经和建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通信联系。而这一次不要兄弟的人，应该是周建人。像这样对待孩子与对待二哥，周建人似乎心肠有些硬。人是不是经历多了，就会变得不善良了?

有时候想，如果解放后鲁迅还健在，他会怎样对待当过汉奸的二弟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周作人不认识到自己附逆的错误，鲁迅也不会直接对他说，他会写文章来说，用文章劝告二弟悔悟。周作人最能会意大哥的文章，但他未必会接受劝告。如果出版或发表文章的环境宽松，兄弟俩说不定还会来一轮文来文往的辩论。如果周作人不向鲁迅低头求和（这个似乎是肯定的），鲁迅也不会去主动找他，更不会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唾弃他。他会在生活上默默地贴补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出面的，而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并且绝对不让周作人知道。如果到了文革，兄弟两都垂垂老矣，对世事都感到淡泊了、也有了共同的迷茫，或许，鲁迅会叫上建人一起，到八道湾11号找周作人喝一杯茶，什么也不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这只能是假设，命运没有给鲁迅这个时间，没有给兄弟这样的机会。只能让后人徒唤奈何地感叹：“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段时间，工作之余就沉浸在《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八道湾十一号》这两本书中，把它们从崭新读到模样惨不忍睹（准备用重物压平再收起来）。这两本书，用详实的史料与客观的讲述，让我了解到，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周作人之所以成为周作人、周建人之所以成为周建人的原因。然而，作为传记，这原因都是用事实说出来的。这使得我对于自己所读到的原因，颇有些“切迫而不能已于言”。于是，上周写了《度尽劫波，兄弟安在》，觉得还没有把话说透，又绕舌这一篇《花开花落两由之》。或许这些想法很幼稚，但幼稚也是一种想法，是对周氏兄弟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周氏三兄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从小杂学旁收，长大后又精通多国语言，还毕生勤勉，孜孜不倦地学习与工作。鲁迅与周作人都有上过新学堂、留学日本的经历，后又都成为大文豪。周建人凭自学成为生物学家。终了的时候，兄弟三人，一个成为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享誉后世；一个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八斗才华、万卷著作皆莫能赎；一个成为新中国主人官至副国家级。堪称一门三杰。

三兄弟年轻的时候有约定：老三先留在家里陪伴母亲照看家，等两个哥哥在外学成回来，挣了钱大家一起花，三兄弟一起过日子，永不分家。经过多年的辛苦打拼，兄弟们终于在1919年12月聚居在北京西城的八道湾十一号。可是，数十年为之努力的理想刚刚实现，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又彻底破灭。1920年，周建人为了生计去了上海，1923，周作人和鲁迅失和，鲁迅也搬出了八道湾十一号，自此与周作人再无交集。解放后，周建人和周作人同居北京十几年，也形同陌路。曾经手足情深的同胞兄弟，到后来老死不相往来，总是让人无比感慨。

在阅读这两本书的过程中，又顺着书中出现的一本一本的鲁迅文集，从旧书网上陆续收购了这些鲁迅先生编过的集子。这些书曾经是我读中、小学时，课本上每篇鲁迅的文章第一页下面第一条注释中提到过的，曾经是我考取师专后在图书馆里借读过的。因为它们最初的编者是鲁迅自己，它们带有鲁迅最初的思想与当时状况，读它们比读后来人所编的全集，似乎离鲁迅先生更近一些。听鲁迅先生的故事越多，对他的热爱也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