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第六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尚书·舜典》中大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歌是把诗的语言音节加以拉长来咏唱的。”有了圣人的议论分析，诗歌的含义已经十分的明白了。所以郑玄的《毛诗序》说，“人蕴藏在内心的的思想感情是志，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是扶持端正的意思，要端正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归结到了“没有邪念”上面，扶持端正的解释是符合这个意义吧。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反应；心有感于外物而发为吟咏，这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代，将《玄鸟》歌配上歌辞；黄帝时的乐章《云门》曲，照理也不会是只供空奏的曲子而没有歌辞的；到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非常质朴，仅仅是达意罢了。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种工作都已经井然有序了，便有了歌颂他的《九德》之歌；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就作了《五子之歌》来讽刺劝诫他。由此可见，用诗来歌颂功德和讽刺纠正过失，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作法了。从商代到周代，风、雅、颂各体都已经完备成熟起来，《诗经》的“四始”也开始光彩焕发，《诗》的“六义”也周全而又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够理解“素以为绚兮”的诗句的深意，子贡能够领悟“如琢如磨”的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歌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开始衰竭，停止了采集民歌的活动。春秋时代，常常在外交集会的场合，通过朗诵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愿望。用朗诵诗歌来互相酬答，既可作为宾主的体面光荣，又可显出自身的文化修养。到战国时代，讽刺楚怀王的《离骚》就产生了。秦始皇虽然毁灭了大量典籍，但他还是叫人写作了《仙真人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汉代初期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他诗里讽谏劝告的意义，是继承了周代作家的传统。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这些人，他们写作诗歌没有一定的程式。西汉成帝命令刘向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得三百余篇，所收集到的都是全国朝野具有文采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是这些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看到有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班婕妤的《怨诗》，难免被后代人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五言；《孟子·离娄篇》里引用的《孺子歌》，就全首诗都是五言了；此外，较远的如晋国优施唱的《暇豫歌》，出现在春秋时期，孩童唱的《邪径谣》，则出现在较近的西汉成帝时期。根据上述诗歌发展的情况足以说明，五言诗很久以前就有了。再说《古诗十九首》写得十分的漂亮雅丽，但是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它是枚乘所作，而《冉冉孤生竹》一诗，又是傅毅的手笔。就这些诗的辞彩特色来推断，大概都是两汉时期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质朴而不粗野，能婉转地托附事物来表现情思，能够哀感动人的来抒发深切的感情，确实是五言诗中的代表作品啊！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具有清丽典雅的特点，耐人寻味，他的《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素称有新的声韵。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的创作十分地活跃。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争先恐后地驱驰。他们的诗歌，都爱好清风明月，戏玩塘池园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宴会酣乐的场景；慷慨激昂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坦白直率地展现他们的才情。他们在抒发情怀叙述事理时，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求其明白清楚。这些就是建安文人共同的特点。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玄学的风气兴起，诗歌里也夹杂了这些出世求仙的思想。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浮泛浅薄。唯有嵇康的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诗意旨遥远深邃，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的诗人要高。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无所畏惧地讽刺时事，独树一帜，文辞虽然委婉曲折，道理却很正确，这是建安时代的正直遗风。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晋代的诗人们，诗歌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创作道路。张、左、潘、陆等人，都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代更加繁缛，但是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代的柔弱。他们或者以讲究文字的骈偶，词藻的华丽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大概的情况。到了东晋的时代，诗歌的创作便淹没在了清谈老庄玄理的风气之中。玄言诗人们都嗤笑从事政务的志向，而推崇提倡出世忘却世情的清谈。所以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作品的内容都一致趋向于玄学，因此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于当时的诗坛了。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成为隽永杰出的作品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前代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变革；清谈老子、庄子学说的风气渐渐告退了，而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起来。于是诗人努力地在全诗的骈俪对偶上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独特新奇上竞逞才能；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的做到新颖。这就是近世诗人们所竞相追求的。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因此，纵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纲领和要点了。如说到四言诗的正规体制，那主要是典雅温润；说到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宗旨。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就需要诗人根据具体才华来定了。如张衡的诗得到四言诗典雅的格调，嵇康的诗歌具有温润的特点，张华的诗歌凝聚着清新的风格，张协的诗歌发扬了华丽的特色。各方面都兼备的要算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就是左思和刘桢。但是诗歌的体裁虽然有一定之数，而人的思想感情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备各种体裁的。如果深知其中的难处，那可能写作还比较容易；如果轻率的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反而会在写作中碰到很大的困难。至于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它们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则萌芽于汉代的图谶纬书里面；“回文诗”的兴起，则是从道原那里开始的；而几人联句共韵的“联句诗”，则是继承了《柏梁台诗》的体裁。这些诗歌的创作，大小不同，逐次有别，但是写作的具体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总之，它们都归属于诗歌的范围，所以这里就不再逐一论述了。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总结：

人生来就有情志，

这成为他们咏唱的诗歌的内容。

歌咏开始于“三皇”之世，

它的风格流传到后代那《周南》和《召南》。

它和神理契合一致，

还与政教时代互相渗透。

文采丰富的诗歌越来越繁荣，

千秋万代永远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