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乐群社的学问与诗情
1930年3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早春时节，在日本京都郊外瓶原村的一处山岗上，京都大学支那史学教授内藤湖南退休后栖居在这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天，老友长尾甲（雨山）、狩野直喜（君山）、小川琢治（如舟）三人，造访恭仁山庄。从京都城里来到这个处于京都和奈良之间的农村，即使不算长途跋涉，也还是需要一番舟车劳顿的。客人诚意可感，主人竭尽热情。他们在恭仁山庄饮酒作诗，论学评画，宾主尽欢，直到日影西斜，还觉不够尽兴。于是，几位学者即兴约定，经常举行这样的见面会，组成同仁社，并为之取名“乐群社”。
内藤湖南有文记录这次活动，汉文写得颇有明代小品之韵：
乐群社诗草引 昭和五年
余自卜居恭仁数岁，与农夫虑水旱，与臧获谋桑麻，离群索居，日已久矣。虽有来访者，亦鲜以艺业相磨励，问学之道，益就荒落。庚午春仲，雨山翁与君山、如舟二博士见访，谈论经史，讥评金石书画，自朝及昏，麈谈不罄，各赋五言四韵诗数首，以述其怀，相与欢然，有遗世之思。因相约春秋佳日，载酒携肴，访幽探奇，流连光景，庚兹盛会，庶不负斯生矣。名之曰乐群之社。呜呼，使余枯寂余生，油然有死灰复然之怀者，非以斯乐欤？内藤虎。
这一年，长尾66岁，内藤64岁，狩野62岁，小川60岁，年龄最小的小川也到了退休年龄。这些京都中国学研究赫赫有名的大家，不顾花甲年迈，风流雅集，其汉学情怀，可窥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问学之道，益就荒落”，“使余枯寂余生……”等，不过是自谦自抑之语。内藤1926年从京大退休后，受聘为京大名誉教授，历年来仍在京大开课，作史学系列演讲等，并不断有著述问世。1927年，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内藤、狩野等人发起组织了京都的王国维追悼会及相关活动。1928、1929年，内藤又先后在恭仁山庄接待中国来访的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为晚清维新名士，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傅增湘亦为民国文化界极有影响力的大学问家、藏书家。可见，山庄虽偏，斯此乡间，何陋之有？退休余生，岂曰枯寂？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来访内藤的三位中国学研究者。
狩野直喜和小川琢治是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同事，他们同时是京大中国学研究的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引领当时的学术研究，形成名震一时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狩野是支那哲学和支那语学与文学的首席教授，他以乾嘉考据学为出发点，上溯两汉经学，下逮明清戏曲，作出《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以及《支那文学史》《支那小说戏曲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
小川是人文地理学的首席教授。在20世纪初期，地理学还是刚刚兴起的学问，从东京大学地质学科毕业的小川，成为日本最早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为京都大学和日本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他著有《支那古代地理学史》《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等著作。更富传奇性美谈的是，他养育和造就了“京大三杰”，这就是他的次子贝塚茂树、三男汤川秀树、四男小川环树。贝塚茂树是京大支那史学科的第二代著名学者，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汤川秀树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京都大学更是整个日本的骄傲；小川环树也是京大教授，以研究中国文学见长。
狩野、内藤、小川执掌京大中国学的时代，正值20世纪的头30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和带动，造就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正是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政治和文化运动的变革时期，他们对中国时局与文化的变迁也多有关注。比如，内藤对武昌起义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是表示支持和寄予期望的，狩野则表现了明确的保皇态度。而对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一味推翻传统文化的做法，他们基本都取反对的立场和失望的情感。在学术上，他们联系更多的是清末维新派大臣和入民国后的遗老学问家。如罗振玉、王国维，如文廷式、张元济，如柯劭忞、王树枏。1910年，在时任学部官员的罗振玉的书信告知下，狩野、内藤、小川三教授曾与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五人，受京大派遣，一同到中国北京，调查收归学部的敦煌卷子和内阁大库文献情况。他们回日本后，作成《派遣清国教授学术视察报告》一文，在《朝日新闻》上配图大篇幅地刊发，推动了日本学界经久不息的“敦煌热”，也开启了日本领先于中国的早期敦煌学研究。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王避居京都，也是出于狩野、内藤等人的邀请和热情安排。
长尾甲年最长，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2年毅然辞职，移居中国上海，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室主任，参加中国新式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2年。他精通汉学，对中国书画、金石尤其情有独钟，且造诣深厚。他自己也收藏书画金石，对之颇有研究。
去年11月，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查阅资料时，发现了这次3月份雅集的诗稿，教授们的诗分别写在印有“乐群”字样的不同颜色的彩色信笺上。长尾年最长，为这次诗会确定诗型和声韵，为五言八句诗，押痕韵人臣辙。
长尾的诗写在粉红色的信笺上，共四首，这里选两首，录如下：
庚午春分后四日，携狩野君山、小川如舟二博士，过内藤湖南博士恭仁山庄：
华朝过十日，景物渐宜人，新柳未飞絮，残梅已成仁。
研经稀出户，听鸟始知春，此境惬高隐，山川净绝尘。（之二）
白首穷经意，聊将学古人，凭君启茅塞，蹩躠岂吾仁。
山树先承日，涧花常后春，守愚为市隐，愧混九衢尘。（之三）
狩野的诗写在浅蓝色的信笺上，是两首五律，选其一：
庚午春日，携雨山、如舟二君访内藤湖南先生恭仁山庄，雨山有诗，即和其韵。吟定。
园林风日丽，鱼鸟自亲人，避俗非傲世，会文聊辅仁。
霭烟笼远水，梅柳照阳春，莫怪低回久，明朝又混尘。（之一）
小川的诗写在淡青色信笺上，两首五律，录其一：
庚午春日，陪雨山、君山两先生访湖南先生恭仁山庄，次雨山先生韵，呈主人。
城外幽栖地，田间耕读人，清标同水洁，真性乐山仁。
林鸟方呼霁，野花好弄春，从游饶逸兴，濯尽组缨尘。（之二）
内藤的两首是这样的：
炷香仍扫室，倒屐迓高人。经术孔冲远，风怀米友仁。
群禽鸣永昼，百卉值阳春。观物兼谈艺，胸中无一尘。（之一）
聊释索居怀，敲门有故人。川原连诺乐，烟霭照恭仁。
寺古钟声远，宫墟草色春。啣杯且缓坐，前路尽红尘。（之二）
在此“新柳未飞絮” 、“景物渐宜人”的早春，山中的花尚未尽数开妍，只有残梅和新绿呼唤着阳春。在这样优雅僻静而又充满生机的幽居环境中，四位饱学之士，衔杯品茗，“会文聊辅仁”，“观物兼谈艺”，彼此沉浸在棋逢对手的学问讨论中，也表现出遗世独立、不与尘世混同的自洁与标高。
乐群社的第二次雅集在京都市内的细川侯别业怡园举行，内藤有诗曰：
庚午六月二日，同雨山、君山、如舟三公会于细川侯别业怡园，赋此。
名园来借榻，贫贱尽堪骄，倚石时披发，题诗复辟蕉。
这里的细川侯，是指明治时代贵族院议员细川护立侯爵，怡园是其在京都的别墅。细川家本为江户时代熊本藩藩主，狩野直喜亦为熊本出身，祖上曾“世为细川氏臣”。废藩置县后，细川家族虽然不再拥有藩主大名的特权及地位，但狩野直喜对细川家后人依然以臣下之礼相待，还曾为细川护立之子讲授中国文学。上世纪90年代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即为护立之孙，这是后话。在这样的名人名园里，内藤却是无论“贫贱”，“倚石时披发，题诗复辟蕉”，很有点魏晋遗风了。
第三次雅集，是同年的11月，在京都东山山麓的诗仙堂举行。这次雅集除了四翁外，另邀一位客人——来自中国的白坚。白坚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北京临时政府任职。他热衷金石书画的品鉴和收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作为中间商，将中国善本珍籍、书画卷轴等文物，倒卖给日本行家。如他促成了羽田亨买下李盛铎藏敦煌卷子，又将稀世珍宝的“唐写本《说文》残卷”卖给内藤湖南，成为使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不光彩人物。他这次来，带来了《东坡颍州祷雨诗话》墨迹原件展示，四翁披览良久，叹为稀世秘珍，并即兴赋诗。白坚亦有和诗，目前均收藏于“内藤文库”。日人诗略过，白坚诗抄如下：
前月廿七日得陪清宴竟日，欣幸何可言喻。生平未曾作诗，而君山先生有诗，不可以不和。爰不揣其陋，敬步其韵，藉乞教正。12月2日。
西洛四君谁可群，
诗仙堂上共微醺。
青山有地容幽迹，
红叶无声下古坟。（原注：堂侧有丈山高士墓。）
时向瓶原寻异字，（原注：内藤博士居瓶原村，藏书甚富，中土所无之籍，往往而有。）
还遇学院叩奇文。（原注：狩野博士开东方文化学院，有泮宫壁水之规。）
愿同鸭水为盟约，
许我分邱看夕醺。
可见白坚对于这些日本的中国学大家，不仅推崇其学问地位，更兼追捧之态，因为这些人正是他贩卖书画的买家或潜在买家，虽然这次雅集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买卖。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者，向来多采取与中国密切联系的治学态度，包括主张赴中国留学，到中国作实地考察和文化接触，较多地与中国学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趋同于中国学者的学术方法（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学问旨趣（如金石书画鉴赏、汉诗创作），等等。乐群社的活动，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