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微型小说(六)
肖旭
蒲松龄写微型小说的宝贵经验之二
《聊斋志异》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字数有限,在“短”的条件下,要写出形象生动,结构谨严,主题突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难度是很大的。写长而深比较难,写短且深就更难了。在这方面蒲松龄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讲求立意,结构维新,结尾惊奇。这既是微型小说的主要特点,又是写好微型小说之经验。从创作艺术来考查,不外构思、描写两大方面。描写艺术对微型小说来讲,由于篇幅、字数的限制,显得不甚重要,但蒲松龄仍有不少诸如水上击鱼泡的《汪士秀》,描写山洞幽深古怪的《查牙山洞》等优秀篇目。构思艺术对微型小说至关重要。构思艺术这里主要指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包括形象与思想,情节与人物的关系,结构形式与内容,神话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等。我们说《聊斋志异》中的微型小说大多数是注重立意,讲求思想结构的。它们既讲思想的艺术表现,又重视人物的刻画和创造;既有发人深思的思想结构,又有感人的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思想和形象的统一,在形象与思想间建立了新颖的、强有力的艺术关系与联系。在这些作品中非常重视思想因素——立意,特别注重构思。大多不记叙人物较长的生活经历,人际关系也不复杂,一般不描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不编排有头有尾的复杂故事情节,时间进程短,场面转换少,形式短小精悍。《死僧》、《司训》、《祝翁》等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都是经营生活横断面的杰作。它们情节单一,主要由一个具体事件构成,围绕一个简单冲突展开;往往着眼于一时一事、一麟一爪,截取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生活断面,或突出一个侧面,正如鲁迅所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直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骂鸭》以盗鸭者的求“骂”与失主的“雅量”不骂的矛盾、统一,在思想结构中映出了现实人物、人生。告诫人们,损人利己者是要自食其果的;讳疾忌医,以邻人为壑是错误的。《鸟语》为讥讽贪官,用黄鹏、皂花雀、鸭叫积蓄力量,把弓拉得满满的,引而不发,最后一箭射出直中矢的——“丢官”,进行惩罚,大快人心。
微型小说由于篇幅所限,对人物不能展开描写,在有限篇幅中如何将人物写深、写活?“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中。”(廖燕:《选古文小品序》)不平铺直叙,高度浓缩,“以少总多”“举重明轻”,在选材、用材上下功失,用典型说话,把主要特征突出出来。写《农妇》产后当日便负重百斤,以示健壮;写《富翁》从借债者叠钱之举,就能识别是赌徒,更胜人一筹;写《潞令》“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足见其贪暴不仁;《狼三则》写三个屠夫战胜凶狼,分别靠的是智慧、警觉、勇敢。这些都着墨不多,用字经济,但声形并作,神采具现。几句话,一两个动作,便活画出人物。《快刀》写章丘一盗将被处死,他得知“一兵佩刀甚利”而“求杀”。“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园转而大赞曰:'好快刀’!”这显然是夸张。渲染赞美施刑之快刀是一方面,其实质是赞受刑快人,抨击刀斧手的凶残。但就艺术描写而言,确实生动传神,“深得捕捉形象特征,妙语解颐和辞意隽永的三昧。”(赵齐平:《〈聊斋志异〉对志怪体制的发展》)
在爱情、人情小说中,箝入独立相对的寓意结构,使人情小说兼具寓意之美,扩大和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构思手法。《鸮鸟》写长山县令杨公,性奇贪,商贾怨声载道,官府也无能为力。柳泉为其设酒行令进行揶揄,同桌人无法奈何他,“忽一少年傲岸而入”,“举手作礼”,也行所要求之令,当说到“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时,众人大笑,杨令大怒,要捉住少年。少年跃到几上,一下化为鸮鸟,冲帘飞出,落树上还顾室而笑;击之,则边飞边笑。在平淡的叙述中,箝入这具有爆发力的人、事,构成幻想与现实关系的突现艺术,用猫头鹰来讪笑贪官,令人开心,耐人寻味。异史氏曰:“ 所至,人最厌其笑,以为不祥。此一笑,则何异于凤鸣哉!”现实矛盾虽未解决,但比简单处理,更为理想。
柳泉居士“在创作中将正常的事物,合乎生活逻辑和美学规律地加以蓄意歪曲——进行艺术形变,”“其首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出现在作品的形象和物象更美、更深刻、更有意义和更能说明问题。”(艾斐:《小说审美意识》)马克思指出:人应当“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质的需要,来安排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蒲松龄就是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花妖狐魅世界的,用这些形变了的“人”、“事”、“场景”,来反映当时生活的质态和他对生活的见解与评价。这些极富人性的精怪鬼狐,都是从蒲氏“深沉的笔触下产生的”(K·瓦根巴哈《弗兰茨·卡夫卡》插图本)。
综观《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几乎篇篇都有独特的构思和新鲜的意境,别致的开头,曲折的故事,不同凡响的结尾。有人说:“会写结尾是跨入微型小说艺术殿堂的门径。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蒲松龄早在十七世纪初就跨入了这一门径,而且是轻车熟路,来去自由。我们看,“人盗户也”一句,就把官宰畏盗、软弱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盗户》),精彩结尾,益见精彩,真是锦上添花。王氏女被缢死,死不见尸,竞化龙攫了豪首(《博兴女》),报仇雪恨,大快人心。兄被杀,讼无门,刺无方,人化虎,吃仇人,虎又化人(《向杲》),变幻莫测,这是强梁横行、官府黑暗逼出来的幻想、愿望。董生平时以忠孝自许,以击剑自负;群贼打董父,妻子牵衣一哭,“壮念顿消”,任凭盗贼“掳掠”其父。幻术一撤一切全无,最后点明是异术师佟客设置的幻术(《佟客》)。幻术起了试金石的作用,试出了董生的虚伪思想本质,抨击了那些装腔作势的小人。
《聊斋志异》的微型小说少数篇幅纯属怪异传闻的记录,并没什么社会意义,作者用“异史氏曰”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蒲氏所创,不过他较之《史记》的“太史公曰”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加以补充,把它列入文章结构之中,通过它的议论与叙事联系起来,达到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鱼肉乡民,抨击世风恶劣的目的;对小说的叙事部分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其形式多种多样。《夏雪》正文85字,记述苏州七月下大雪,百姓到大王庙祷祝保佑,光喊“大王”不灵验,后在大王密授下,喊“大老爷”就奏效了。作者由此展开联想,在“异史氏曰”里用了三百多字,把康熙四十余年间官绅称呼的变化一一列出来,举人称“爷”,进士称“老爷”,司、院称“大老爷”,如此推下去,数年后“称爷者必进老,称老者必进而大”,那称大者再进呼什么呢?这就把“骄谄日盛”,上骄下谄的世风揭露得淋漓尽致,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也充分体现出来。《黑兽》写老虎惧怕黑兽,旨在说明“凡物各有所制”,一物降一物。“异史氏曰”由此联想到猕猴畏狨,任其择肥而食的情况,随后又作“余尝谓贪吏似狨”的发挥,用黑兽与虎,猕与猴的关系,比喻贪官对人民的任意宰割。这显然是借题发挥,慷慨陈词。还有的补充事例,多方譬喻,在文章后面加个故事与正文相关,作为附则,有的价值很高。如《鸽异》篇后附则127字,写一僧人请贵官喝茶,“优谒甚恭”,并“急不可待”问茶怎么样?贵官答“甚热”。真是令人捧腹不禁。这句话如一瓢冷水,浇在了僧人极力奉承、巴结的一团烈火之上,收到喜剧效果。僧人与贵官对照,“赠之者颇有德色,受之者视若寻常。”这与不懂鸽子将它宰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