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丧俗中的角色
丧俗是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每家每户对丧事是很重视的，对逝去的人讲求厚葬薄葬，整个过程叫丧礼，可见其在人文社会中的重要性。在我的概念里，为走了的人，尤其是先人，无论其正常与否，意义大小，按农村固有乡俗举办一次丧礼，或参加一次丧礼，送最后一程，是为他们尽最后一次孝。
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这样的活动较多，虽各有感触，但总觉得那种能直接教育人、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的丧礼近年来愈来愈简单、人情味也就渐行渐远，大有消失的趋势。下面就近十几年参加丧事所担角色的部分记忆记录下来，算是对即将逝去的文化一种宣传、抢救、弥补吧。
1.
孝子
除了踩开的小路，整个世界兼是皑皑白雪覆盖下的白色，西北风好像要把这个白色的世界撕裂，不住地吼着。应该挂在窑头烟洞旁因大风刮在告牌旁的崇天纸不住地让刮下来一缕，放在棺材旁的引魂幡也直直地飘着。天气清冷，冷的入骨。院里帆布搭的灵棚里，是母亲的灵柩。我，是孝子。
从1985年冬天到现在，至亲走了三位，我是孝子。孝子的角色怎么当，记忆犹新。祖父走的1985年也是隆冬季节，我作为孙子，父亲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像也就打打烧纸之类。过去人走了，家里买一堆麻纸，然后用一个叫纸钉的工具，如果自家没有就借一个，让子孙、女婿等晚辈，在大门外或院子里某个空闲地方找根粗点的木棒在下面衬着，一人拿纸和纸钉，另一人拿一根木棍对着纸钉打下来，那内方外圆、象征铜钱样的印子就清晰地出现在纸上，这样一排排一行行挨着打出来，一次可打几张纸。家族大的人家，要多人轮流打，打半天、一天不等，不够用时随时续打。
父亲也是在1998年的隆冬走的，那几天天气恶劣至极。当时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订一班当地人称作的“鼓上家”，就是八音会、鼓班子。有条件的人家都要在先人去世后订一班，我第一次为老人办差，没经验，只能凭过去的印象先找到离我村30多里的另一个村的表兄家，一边下通知，一边请他帮忙。那是一个下午，表兄和我迎着西北风踩着收过秋的茬子地，到他们邻村找一个有名的鼓班，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那天已有地方订了。没希望的情况下，我一下想到了妻三爹，便让表兄回去，我在就近的公路上等了辆进城的车，坐着去城里找妻三爹，他在一家鼓班拉二胡。因为没有去过妻三爹家，我先找线索打听，临近傍晚，终于找到妻三爹，他们鼓班正要出发到一家顾主家。我说了来意，三爹算了一下，那天他们班也有一家，便带我到附近的另一个班子那，把与我父亲叫夜同一天的活儿揽给了他们，三爹这班到我家。到此，我的一颗心才放下了。这时你才感到，这隆冬天气，这大地上走的老人这么多，连鼓上家都抢着订，要不是这层亲戚关系，我恐怕就很难完成任务了。直到现在，我很感激这位妻三爹。
鼓班订好了，第二天我回村复命，嫂子让我给打墓的人送饭，我按安排好的程序半上午带了饭出了我们的老坟。嫂子告诉我，送饭是个礼节，是规矩，是程序，不一定是打墓的人真的饿了。到了老坟，看到二位亲戚已经将墓洞打好了，我说打好明天就不用出来了吧，他们笑着说，即使墓穴打好也必须每天要出来一次，那怕是拿笤帚扫一下也行，直到出丧的那天，这期间主家要每天半上午送一次饭。我想这讲究就是有意思。
接下来，除闲杂活儿外便是点纸的那天跪在大门口给每位来客磕头，这一点我做的非常虔诚，据说，我给每位来客磕一头，就是给已在另一世界的亡人免一份罪。我便一早拄根戳丧棒（哭丧棒）戴副手套跪在院门口，来一个客人我就冲他（她）磕一头，奇怪的是，那么冷的天我竟没感觉到冷。
2006年的同一天，母亲去世，我在太原便接到了哥嫂下达的命令：回到县城办三件事，一、批殃，二、买孝布，三备办菜。相对父亲走时，我的条件要好多了，回到县城，我一件件办。批殃并不难，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干这个的，现在居住在县城，在县城居住的侄女带着我找到他，老师很认真地翻书切算一番，最后定了发丧的日子，切了防范；买孝布我外行，叫了表姐帮忙，菜买好是下午，没有了车辆，给在一个乡上当书记的同学打了电话，他给租了车帮我送回村。回到村里，一切依旧，哥嫂让我干啥我干啥。由于家里堆放粮食，母亲的灵堂设在院里，简陋的灵棚上无对联，我便草拟一副二哥执笔写好贴在两侧。
在母亲的丧礼上，有一种值得记忆也是忘不了的现象，那就是整个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怕，出奇地怕，没来由的怕，无名状的怕，无时无刻地怕，大白天院里无人不敢出去，中午嫂子让我给灵堂前桌子上的衣饭钵内添点饭，我硬着头皮出去。傍晚到没有人的地方撒尿，只能叫上妻子作伴。叫夜那天鼓班子休息，我和大哥送他们到订好的亲戚家，送了我领的那帮，硬生生地隔着大街喊我哥回去时相跟上。这种害怕发自无形，又这么大年纪的男人不能言表。害怕对于我来说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过，特别是这种情形的恐惧。联产承包刚开始的几年，曾我一个人住村堡子西边、与村隔绝的原生产队的办公窑洞一个多月照料分下的牲口，每天要在村里一家有电视的人家看完当日的节目，顺着传说有鬼出没的堡壕窑沟往回走，无论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还是月光如水的亮夜，一个形单影只从未怕过，有时还高歌一曲。还有我当时住的这个地方据说时常能“听见响动”，但我没有怕过。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在我睡后来找我要打平活换了梨的莞豆，他们走后我懒得下地插门，半夜做了一个恐怖梦，竟睡魇住了，醒来后也没觉害怕多少，但母亲的整个丧礼，那无名状的怕太难忘了。我不信邪，不唯心，有时想这是不是母亲在教训我：世上没有不存在的东西，即使迷信。
点纸天照样与众孝子跪着磕头还礼，迎客的任务交给了二侄，晚上大约十点左右，要送江米饭，这项内容意义不知。记得是我和二哥送的，二人抬着半桶泔水在前面走，后面有两个吹鼓手吹着一曲叫“鬼圪拧”的唢呐调子，到了村外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倒掉泔水转身就回。回到家里，正感觉一天的事结束了，不想有个亲戚叫我到二表兄（六舅家儿子）家说有人找。二表兄家就在隔壁，我过去刚站住脚，母亲的人主，也是一个二表兄（五舅家儿子）提出，老人一生没泰气过，明天送坟不想让她坐在小平车上，让我们想办法弄个汽车，几位人主坐在二表兄家的炕沿上与我讲话，我一时火起顶了几句：明天一早出殡，今天快十一点了才说事，这不是为难我吗，早干什么去了？事情接受，心中也接受，但现在到哪找车！他们说拉纸货的车还在，我一下子转身出来，到了鼓手们睡觉的地方，叫起了已经入睡的妻三爹，说了想让他和我去一趟村东，和送纸货师傅定这个事，因为他们是熟悉的。因为母亲同样逝在一个老人们难以撑过去的深冬，鼓班子同样是我找了这位妻三爹推掉另一家来我们家的。我们一起到二里外的村东旧公社院，清冷的天气再加西北风，耳朵冻的不时捂着，爷儿俩边聊边走，到了地方叫醒早已入睡的纸货老板，三爹和他说好明日送坟，讲好价钱，再返回西湾，睡下时也近子夜了。第二天出了坟，在棺柩入坑前，我按吩咐拿了把笤帚下去象征性地扫了一下墓坑，看到八年前去世的父亲的棺材尚好，甚感欣慰。母亲的棺材下去后，我和一起校正方向，上到地面。接着那位提用汽车的二表兄下去革了葬，上来后开始帮着搬石头封墓门，最后填土堆丘。
葬完父母亲的第二天，众孝子要再出坟烧一些纸和纸扎，安水瓮、埋衣饭钵，称作“复二”。烧纸扎是有讲究的，有的是葬的当天，有的是第二天，我们兄弟三个完成这一任务，烧纸磕头结束。
至于参加其他祖、父辈们的丧礼活动，虽是孝子，操心的事要少些，基本是被动帮忙，流程、操作大体相同。
2.
人主
人主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封建社会物质匮乏的年代，或子女不孝的人家，人主的作用是检点本家人的死因、丧礼的厚薄，还要厘清因老人去世出现的家庭矛盾。人主翻过来是主人，在封建社会那个尊卑上下执行严格的背景下，在特殊的地方、场合是起决定作用的。从我接触的、经历的丧事活动观察，人主就是娘家人，无论去世的是男是女。娘家人家族大的，人主身份则由近及远。父亲去世时，是奶奶家的人来当人主，虽八辈子不联系，但死人的事是天大的事，逝者的子弟一定要去逝者娘家的村子专门送话、磕头放孝（孝衣），表示尊重、隆重，无论在世的辈分高低、血缘远近，都算人主。人主来了后要热情接待，以求整个丧事活动人主不给找事添麻烦。
时代不同了，生活好了，人聪明了，丧事礼节也越来越简单的不可形容了，孝文化的内容在丧事中近乎失传，“人主”也就无足轻重了。
姑姑去世，我着实做了一次人主。父亲兄妹三个，就这一个妹妹，二爹后代明生哥已于几年前不幸因病去世，这个人主的位置就落到我们兄弟三个身上。兄弟三个，我最小，五十多了，大哥二哥都六十、七十多了，所以在丧礼上需要人主出面的事都由我来做。老家乡俗：去世先择出殡的日子，择好后按倒数第三天晚上叫夜（也叫叫魂），倒数第二天点纸（主祭，本县有的地方也叫摆斋），当天发引下葬。叫夜那天我们一帮亲戚回到与姑姑一起生活的县城大表弟家，神池的风是著名的，那天的又特别的大，还不到冬天，我们一下火车便一个个让风吹的东倒西歪，即至到了地方，一个个冻的嘴抖牙擅。中午饭后，安排晚上的叫夜事宜，有人提出让我端盘子，我以为开玩笑，没当回事，印象中这个任务是女婿的事，姑姑三个女儿，我可不能抢这风头。结果到晚上，懂的人都说是人主的事，当时我想，今天这天气，端盘子非的把我手冻掉，那狂风那生冷，但是人主的活必须我上，总不能让年长我的二哥去。吃过晚饭八点多，总管安排我端一个小塘磁盘，内放姑姑一顶生前戴过的帽子、一份小贡、几张烧纸和几个二踢脚大炮，走在孝子前鼓手后，走出大门，发现出奇的事了，那令人害怕的大风自己跑的没影子了，二哥陪着我，一直走到一处过去是庙的地方，跪下来摆下贡，烧了纸，领着孝子们磕了头，便等着孝子们拽起长绳往回返，这时人主走在后面。叫夜回去开棺让人主看逝者的入棺情况，我没有去，意义不大，我和二哥看过老人家好像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至于穿着、死因，五个子女都比我们亲，还有不放心的吗？
第二天点纸，人主是第一个点的，但由于现在简单到无法简单，那总管竟让我们一群人主一起点，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礼数与过程即形成文化，点纸是丧事的主要环节，是体现活人对亡人的尊重和敬爱，是活人缅怀亡人的最主要活动和行为，同时也是给后世人言传声教的最佳过程，点纸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是几千年丧葬活动的凝缩、传承和总结，是优良传统。过去无论有多少亲戚前来悼念，绝对是一个一个来，而且看的人都看的津津有味，还要对点纸人的动作评头品足。因为点纸的形式也是有多种多样，各地、各人的形式各不相同，有用时长的有用时短的，越长点纸的内容、项目、动作也就越多，越有看头，还要分好赖。那孝子的回礼头也是没完没了，磕的昏天暗地，那鼓班子更是自始至终吹到底，点纸不结束，唢呐声不断，那总管、司仪的嗓子要喊哑的。现在倒好，按亲归类，一群一伙上，即是老年人说的“没有了规矩”，因为我们家户门大，爷爷辈亲兄妹7个，再加上并父叔伯的，所以孝子众多，在过去估计少也的半小时，这倒好，一分钟就结束，而全部过程也就一小时左右，不仅感叹现在鼓上界这钱是好挣极了。
点纸的下午，大哥忙回村，二哥回忻州，第二天革葬的事还是我了。这时是2019年11月中旬，那几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为天为地为人。第二天一大早，姑姑的灵柩停在大马路上，孝子们搞一个叫“大起棺”的仪式，即围着棺材左右各转三圈，转完一圈跪下点一次纸磕一次头。起棺完毕，亲朋在棺前点纸磕头，送最后一程，我又是第一个。我明白，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送别之头，我磕的很庄重。
驱车回乡的路上，我坐在表弟的车上，一路聊了不少却全忘了，进到坟地，人们各忙各的，我守在墓门口，等着他们一切就绪后下去。所谓革葬，就是人主拿二根红白布条将逝者与先前去世的老伴的棺材象征性地搭在一起，活儿很轻松，意义很重大。当人们叫我下去革葬时，我拿着别人递来的、早已准备好的红白布条，觉得很沉重。踩着松湿的泥土顺坡下到墓坑，在他们已经盖了编织袋布的上面将布条横搭到两支棺材的上面，捋顺一下便上来了，这个人主最重要的使命完成了。
第二天孝子复二，我想不知还有需要人主办的事没，留下来又呆了一天，中午与从坟地里回来的男女孝子吃了个团圆饭，便结束了，万事顺意。
3.
女婿
我的岳父母尚健在，本次女婿是当给一位岳父的弟弟，实际是侄女婿。说来有点意思，此位老人和我父母一样膝下无女，只有二个儿子，本人兄弟五个，有四个侄女，其他女婿都没有回去，我便是这个丧事活动中唯一的“女婿”。
十里乡音不一般。老人村子虽离我们村25里路，但丧俗就有不同。这个村子人去世据说不择日子不批殃，但我们村子都有，还有些流程也不同，这不，叫夜这天就来了。中午吃饭，总管给晚上叫夜有事的人每人一包香烟，说女婿叫夜时要端盘子。我纳闷，不是人主端吗，怎么又成女婿了，我这是什么角色都的端盘子啊。总管解释，这里分两拨走，第一拨是女婿端着出去在庙前点纸烧香响炮，然后第二拨听到炮声出发，这是大部队，由人主端盘子。
到晚八点多，我还在我岳父家，就有人捎话让我赶快去，我匆忙往逝者院里走，老远就听到总管在鼓班子的大喇叭上“女婿、女婿”地叫着，看来这女婿确实重要。领了任务，因为我不熟悉路径，由村里一人陪着，端着一个小木盘，里面放着烧纸和香、炮，摸索着走到这个村子的舞台的东南角，据说原来这里有个什么庙。放下盘子，烧纸点香，陪同的那人将炮放了，一会儿大队叫夜的就到了。他们跪下磕了头又放些炮烧些纸便往回返。不一样处还在，我们村磕完头后拉起长绳，直接后队变前队返身往回走，孝子们要拄着戳丧棒哭着回去，两边还有掺孝子的，孝子们要边哭边喊“父亲（母亲），跟着我回家哇”，意思可能是要把逝者走远的阴魂叫回来，至于叫回来干什么不得而知。鼓班子在前，一边一个点路灯的。这里不仅有点路灯的，还有两个专门沿路烧纸的，路过人家的大门外，都放一小堆柴草，点路灯的都要给点着，而在我们村，都是自己提前就点好了。
第二天上午点纸，提前要请神主，即去上一次丧事时供奉在丧家的祖先的牌位。这次端盘子在前面走的，在我们村正是女婿，但这里不知是乡俗不同还是未请过神主，反正没我的事，总管让我和另一家叔记礼账。估计纸点的差不多了，那总管跑回礼房冲着我喊：哎，你下来给点一张纸，我估计这是项目快完了，果然，重要角色都点过了，我出去点了张就又回礼房，一会儿点纸就结束了。
下午正在岳父家休息，忽然有人喊我：总管叫你有事，我走下去一问，总管说，有一事非女婿不能做，原来是给纸粘的童男童女后脖子上烫窟窿，往开割纸轿车的门。我笑问：这个挣钱吗，总管竟然说：这要看主家。看来还真是不能白开白烫。当然对我来说这只是个说笑，但这是讲究。出丧的早上，主家安排用我的车，也就不能干其他的，只是起棺仪式后点了张纸，在坟地铲了几锹土，就此结束女婿的任务。
以上是本人在丧礼中各种身份的体现，目的是通过这些记忆唤起读者对丧事丧礼丧文化的重视和传承，防止简单到失传。
2020年8月25日于太原
作者简介
陈伟，196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二十三）生于山西省神池县马坊村。1981年6月高中毕业后在村务农4年，1985年3月16日在神池县机械厂当临时工，1988年河北栾城县打工，1989年6月在忻州地区南白水泥厂当农民合同制工人，2001年4月至今进太原打工，先后考入《彩市彩民》（私企）、《山西经济日报》（省政府机关报）、《人民法院报》（最高院机关报）山西记者站、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中心任记者。曾参加1982年和1983年县三级干部会（本两年均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年7月的山西省首届文艺改革论证会，年底的忻州地区首届青年群英会，1989年12月的忻州市剧本创作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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