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六经钤百病”问题，首先应明确六经的涵义。可是对此认识极不一致，有的专主经络，有的强调气化，有的等同脏腑，有的划分八纲，有的作为证侯群，并喻为姓名、记号等等。下面就谈谈对这些认识的认识。
1、六经即经络主张六经即经络的立论依据是《素问、热论》，因其所述六经病的特点大多是经络形证。晋、隋、唐、宋医家对六经病的解释也都侧重于经络病变，北宋、朱肱尤其强调临床辨识经络的重要意义。指出“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类证活人书》)并给出足六经经络图，随图解释六经病证。各经之后又引录《灵枢、经脉》有关经脉循行径路的记载，以资佐证。然而，《伤寒论》所述的六经病仅有部分经络病变，单就经络解释，未免局限。明、方中行曾分析指出:“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同，…¨犹部也。若出六经之经，断然直作经络之经看，则不尽道，惑误不可胜言，后世谬讹，盖由乎此。”(《伤寒论条辨》)按万氏主张－－经、犹部也，确有见地，但说六经之经与经络完全无关，亦欠妥切。六经虽非专主经络，也不能排除经络，是大概念与小概念、广义与狭义的关系。
2、六经即六气《伤寒论》注家中的气化派都十分强调六气与六经的关系，如张隐唐说，“天之六气为本而在上，人身之三阴三阳为标而上奉之，所谓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也。”(《伤寒论集注》)不但以风寒燥湿热火分主六经，而且据以说明六经病情变化的相互关系。其内容主要引自《素问、六微旨大论》与《素问、至真要大论》，确也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把六经辨证精神全归于六气变化，则难免牵强附会。正如章炳鳞所说，“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则张志聪、陈念祖是也。”（《伤寒论今释》)章氏的评论虽然有些偏激，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3、六经即脏腑六经离不开脏腑，《素间、热论》的六经分证，也是经络与脏腑并提，如“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然而何以不称脏腑，却名六经?又何以不称十二经?黄坤载曾作过解释:“六脏六腑，是生十二经，经气内根于脏腑，外络于肢节。脾、胃、肝、胆、肾、膀恍，经行于足，是为足之六经；肺、心、心包、三焦、大肠，小肠，经行于手，是为手之六经。¨经有十二，六气统之，两经一气，故亦日六经。”(《伤寒说意》)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释义》也曾作出“《伤寒论》的六经，实际上就是以六经所系脏腑的病理反映来指导辨证施治的”的结论。就六经与脏腑的关系来说，这一论点是能够成立的，足以纠正证候群、记号说的谬误。但是，主张六经一定包括六脏、六腑在内，则又不符实际。例如大阳病并无小肠经症状；太阴病只有足太阴脾病，因为手太阴肺经病已见于太阳病中；厥阴病也只是肝经病，因为心包证的神昏谗语，亦已见于太阳病篇的冈温与火逆证中。为了强调六经辨证理论的完备，在阐释各经病的病理机制时，都要两脏两腑并提，这是刻意求全，将无作有，反而降低六经辨证理论的价值。其实，六经是多方面综合的系统慨念，虽离不开脏腑，却有所侧重，不应完全等同。况且《衔寒论》六经病内容本身就存在一些缺陷，应当实事求是地辩证对待。
4、六经即八纲直接提出这一主张的是陈逊斋。他说:“伤寒六经者，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之代名词也。”(1935年中央国医馆附设训练班演讲词)再则以八纲区别六经，如日医丹波元坚提出:“太阳病者，表热证是也”；“少阳病者，半表半里热证是也”；“阳明病者，里热实证是也”；“大阴病者，里寒实证是也”；“少阴病者，表里虚寒证是也”；“厥阴病者，里虚而寒热相错证是也。”(《伤寒论述义》)陈逊斋所说似能突出八纲，但是，六经指病之所在，八纲属于性质，是内涵迥异的两个慨念，却混为一谈，未免概念混淆。丹波元坚所说比较具体，一般认为有助于区分六经病，因而得到许多医家的赞同。但如果与实际联系，则显然失于机械，甚至概念错误。例如太阳病属表热证的说法，就不够确当。表热证治当辛凉解表，麻桂辛温怎么能用?岂不“阳盛则毙”。阳明病固然以里热实证为多，但也有里虚寒证，阳明病篇不但提到里虚寒证，而且有主治阳明虚寒证的方剂。主张“阳明虚寒，即是太阴”，这是丢开了脾与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实际是站不住脚的。大阴病如果是里寒实证，那么“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怎惮解释?所以现代大多主张太阴病为里虚寒证，似较合理，但也不可视为绝对。少阴病为表里虚寒证，只突出了寒化证，概括不了热化证，也是片面的。至于厥阴病为里虚而寒热相错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厥阴病的特性，但是，决不能认为没有单纯的寒证或热证。总之，六经病性质的说法不符实际，不应盲从。
5、六经即证侯群陆渊雷曾有“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今释》）的论述。因为“证候群”名称比较新鲜、时髦，得到许多医家的欣赏。有说六经就是六大证候群，有说中医辨证就是辨证候群等，这是对辨证理论的曲解。临床辨证固然离不开证候，但辨证目的在于求因(病机)，不是仅据表象。在证候的后面加一个群宇，则意味着仅是表象的集合，不存在什么内在的病理联系。六经果真是六大证候群，则只需六张处万就能解决问题。按照证候群的说法，每一张方剂的主治证，就应是一个证候群，那么，《伤寒论》有112张方剂，就有112个证候群。推而厂之，疾病千变万化，又有千万个证候群了，怎么执简驭繁呢?应当肯定陆氏对于《伤寒论》理论颇多阐发，不乏真知灼见，但对六经分病意义的认识似嫌不足。他提出的“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的观点，可能是受日医的影响(《伤寒论今释》)。如鹤冲元逸说:“伤寒六经，非谓病在六经也，假其为纪也已。”（《医断与斥医断》，识如山田正珍说:“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件寒论集成》，批判六经专主经络，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由此认为六经没有实质内容，仅是记号、姓名，则是错误的。
从历史来看，关于“六经钤百病”不外乎否定与肯定两种意见。否定固然不对，但是只强调六经而忽视其他辨证，甚或主张以六经辨证代替其他辨证，也是不对的。要求对“六经钤百病”能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必须弄清以下两种关系。1、六经病与百病的关系百病，是指各种不同的疾病，极言其多，故称“百病”，甚至称为“万病”。病种尽管根多，临床表现各异，但总是机体的反应。因此，就其内在病理变化来说，必有一定的规律，而六经病正是对内在病变共性的高度概括。所以，六经病既不是独立的病种，也不是百病之外的疾病。何秀山曾经指出，“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颇能说明六经病与百病的关系。《伤寒论》采用六经分病，乃是据疾病内在变化的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实寓深意，是仲景的伟大刨造。辨六经病的目的是辨病之所在，简言之，就是辨别“病所”，这是《伤寒论》辨病理论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正如章炳鳞在《伤寒论今释》序中所说，“疗病者，以病所为依据者也，得其病所，则治不至于逆，随其所在而导之可矣。”事实的确如此，不论外感病，内伤病，不论哪一科哪一种病，只要出现某经主证，就可确诊为某经病，而随经出治，常可获得预期疗效。吴坤安曾举厥阴病为例进行说明，他说:“六经主病，仲景非专为伤寒立言，如厥阴所述气冲吐蛔等证，乃厥阴风木自病，不拘伤寒杂病，但见呕逆吐蛔者，即是肝邪犯胃，宜兼厥阴而治。”(《伤寒指掌》，或者以为所举都是属于“伤寒派”医家的论述，论据不够。那么，就来看看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是怎样对待六经的。叶天士的代表作《外感温热病篇》中多次提到六经，如“里结于何?在阴明胃与肠也、。”“恐其有湿聚太阴为满。”“以冲脉隶属阳明也。”“防是阳明胃实”等。在内科杂病的医案中，每据六经分析病机，如“厥阴内风，乘阳明脉络之虚。”(中风案，“少阳上聚为瘕，厥阴下结为疝。”(肝风案)“厥阴上干，久则阳明失降。”(眩晕案)“太阴脾脏日削，自然少阳胆木来侮。”(虚劳案，“厥阴少阴，龙相上越。”(吐血案，在确定治法与解释药物配伍意义时，也往往援用六经，如“议少阳阳明同治法”，“治在太阴厥阴”，“通补阳明”，以及“白术补太阴，厚朴通阳明，当归补厥阴，丹皮泄少阳”等。由此可见，叶氏不仅没有否定六经，也未把六经专属于外感风寒范围，而是厂泛运用，且有较多的充实。吴鞠通的代表作《温病条辨》中，除太阳病名称外，其他五经部多次提及，如“太阴温病”、“阳明温病”、“少阴温病”、“手大阴暑温”、“手厥阴暑温”、“暑邪深入少阴”、“暑邪深入厥阴”、“阳明湿温”门及“太阴脾疟”、“少阳疟”、“大阴三疟”、“少阴三疟”、“厥阴三疟”等，只不过增入温暑诸名罢了。临床尤擅运用经方治疗疑难危重病证，屡起沉菏，为同辈医家所赞佩，散见于《吴鞠通医案》，不赘。当代已故的名医如蒲辅周、岳美中、金寿山等，都以擅用六经理论解决疑难病而享盛名。再如范中林之治内科杂病，陈达夫之治眼科病，李树勋之治儿科病，也都是以六经辨证理论为指导。这些，皆足以证明“六经钤百病”论点的正确。本人对此也有较深的体会，如治一例西医诊断为脑干脑炎的女性患者，屡医乏效。诊属寒邪直中少阴证，用温经通阳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收到显著的效果。又如用以石膏、大黄为主药的清下方治愈阳明蕴热的顽固瘙痒症。再如治愈一例患胃穿孔急腹症的高龄老人，证见亡阳厥脱，因而先用四逆汤加味急救回阳，怠阳回之后；继用大柴胡汤和解兼攻，从而获得意外的疗效，充分体现了六经辨证的重要意义。2、六经辨证与其他辨证的关系《伤寒论》原文的六经主要是辨病，所以每经病之前都标出“辨xx病脉证并治”，每经病的首条，皆是“xx之为病”，多数条文皆冠门“xx病”。对于两经或三经病同时发生的，名为合病；先后出现的，名为并病，而不称为合证、并证。至于“此为阳明病也”，“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自利不渴者，属太阴”，“自利而渴者，属少阴”等，则是辨六经病的实例。然而辨病离不开临床证候，所以《伤寒论》也间有迳称“某证”，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据证知病，既然未见阳明少阳证，则知病仍在太阳，没有传入阳明、少阴。又如“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提示治病的步骤应随证而异。虽然已经具有阳明证，但少阳病的主证尚在，而且胆胃气逆颇甚，即不可专攻阳明。由于辨病的依据是临床证侯，所以亦称“六经辨证”。北宋、庞安常所著的《伤寒总病论》，已将“xx病”称作“xx证”，实耳六经辨证提法之先河。这里，必须明确六经辨证之目的是辨病之所在，证相病名虽不同而精神是一致的，乃是六经辨证与其他辨证的主要区别处。掌握了这一区别，则六经辨证与其他辨证之间的关系可不言而解。否则，必然纠缠不清，或各种辨证并列而忽视六经，或强调六经而贬抑其他辨证，或将八纲辨证排除于六经辨证之外等等。六经辨证之所以重要，因其概括了内在病变共性的“病所”，但只知病之所在，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同时辨清病的性质，才能全面掌握病机。因此，《伤寒论》六经病篇的全部内容都贯穿着八纲辨证精神，只不过没有八纲名称而已。前辈许多医家对此已有认识，如无求子的《伤寒百问》就提出了问表证，问里证，问表里两证俱见，问无表里证，问阴证，问阳证等。许叔微说:“伤寒最要，表里虚实为先。”(《伤寒发微论》)程钟龄说，“伤寒变证，万有不齐，而总不外乎表里寒热四字。”(《医学心悟》)陶节淹首次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者联在一起，提出“夫伤寒三百九十七法，无出于表里虚实阴阳冷热八者。”(《伤寒全生集》)其后徐春甫又加上“纲领”两字，以示其重要。如“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为伤寒之纲领。”(《古今医统大全》，约而言之，则为“八纲”，当是八纲辨证名称的来源。程郊情也曾强调指出“《伤寒论》乃医门之轨范，其中教人如何辨阴阳表里，如何察寒热虚实。”(《伤寒论后条辨》，日医丹波元简同样认为八纲是学习《伤寒论》的重点，并联系治法提出“要之《伤寒论》一部，全是性命之书，其所关系大矣，故读此书，涤尽胸中成见，宜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分，发汗吐下攻补和温之别，而痛著功夫。”(《伤寒论辑义》)这些皆表明“八纲”确实是《伤寒论》辨证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有些医家认为“八纲”与《伤寒论》无关，并且只强调“八纲”具有共性，不承认六经辨证具有共性，显然是错误的。要知六经概括了“病所”，“八纲”概括了“病性”，都属于共性而名有侧重，临床辨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伤寒论》的辨证体系，而为各种辨证的基础。实践证明，既辨病所，又辨病性，是临床辨证的两个重要环节，必须紧密联系，综合运用。然而，高度概括的六经与八纲，只能得出比较笼统的总的病机概念，所以《伤寒论》在具体辨证时，又提出了“荣卫”、“水气”、“淤血”、“上焦”、“中焦”、“下焦”等有关病机、病位的概念，有时则直接提到脏腑。现代所说的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实际是上述辨证内容的引申和发展。由于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符合温病病情变化的规律，用作温病的辨证纲领，确实有利于温病的治疗。然而，这仅是辨证个性方面的发展，并没有离开辨证共性的六经与八纲，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共性不能代替个性，个性更不能代替共性，所以，主张只要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不要六经辨证，或主张只要六经辨证，不要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至于脏腑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尤其紧密，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当前，关于辨证问题所以存在那样多的争议，总由于未深入理解各种辨证的关系。所门会误把辨证共性的六经专属于风寒外感病，这是循名而不贵实，满足于现成结论，缺乏认真研究而致的错误。“仲景在六经与八纲构成的辨证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伟大创造；就是辨以方名证的“汤证”。由于《伤寒论》的方剂大多配伍严谨，针对性强，只要方与证合，则收效卓著，所以论中明确提出了桂枝证、柴胡证，为辨证治疗学另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后人根据这一精神运用《伤寒论》方。取得许多新的成绩，使得经方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张常用方有时能冶患几十种不同的疾病，近几年来对于《伤寒论》汤证的研究已不单是临床实践，而是利思各种手段进行科研。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进一步证实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理论的科学价值。总之，《伤寒论》的辨证内容极为丰富，既有辨“病所”与“病性”的共性辨证，又蕴含有各种个性辨证精神，是辨证理论的基础，对临床各科都具有指导意义。只因为圃于《伤寒论》书名，遂将这综合的六经辨证理论，专属于狭义伤寒，实是天大的误解；柯、俞等氏在六经专主伤寒已成定论的时候；能够勇敢提出“六经钤百病”的意见；对于“始终顺旧”的人来说，无异是当头棒喝，可惜当时因禁锢太深；未能引起较大反响。如果现在仍然因循旧说，不加研究，那就有愧于时代了。
本文来自：陈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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