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杀人的“小撸子”藏到枕头底下了……

六十多年前，她就是一位法院副院长；五十多年前，她又成了一位副县长……如今，她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但每当追忆起自己走过的那一段段的峥嵘岁月，这位已年愈八十的老太依然感慨万端……

十八岁的副书记

“我家住在北青坨庄，和李大钊是老乡，相距十几里吧……”尽管张艳儒离开家乡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唐山乐亭的口音依稀还在。

张艳儒的大哥叫张万龄，是我党在抗日时期的一名地下组织交通员，后来还当过区长，转业后留在了东北，在尚志县的一个工厂当厂长。受大哥哥的影响，张家的姐俩哥四个都是“拼命地跟党走”。1945年5月份，张艳儒入党，18虚岁就当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

内战爆发后，张艳儒参军，到医科大冀热辽四分校学习。辽沈战役以后，她被分配到热河省防疫站，当时的这个防疫站就设在赤峰。

不久，张艳儒又到乌丹县防疫站工作，因为那里正在流行鼠疫。

“最初到乌丹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记者问。

“到处都是土，连棵树都没有，刮大风时那沙子就像带尖儿似的。”张艳儒笑了，像是在讲述昨天的事情：“每天背着个药箱子东奔西走，进到病号家，到处是白灰，从头到脚都要消毒……”

据张艳儒回忆，他们一行人是坐着大马车从赤峰街里来到乌丹镇的，一路上所经过的小村子也是稀稀落落的，土房不高。偶尔碰到个人儿，也都是穿着大裆裤、小棉袄，戴着毡帽头儿，扎着腿带子。

“到了，到单位了。”随着一声吆喝，大马车停了下来，张艳儒抬头一看，眼前是个庙院子，这就是乌丹县防疫站了。

北方人烧牛粪，还要用双手去捧干牛粪，这让张艳儒这个南方女孩儿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觉得挺恶心。刚来到乌丹的这个晚上，她躺在大火炕上睡不着，想家了。

抱着孩子当院长

“真的不太适应啊，那时候的乌丹太落后了，在房檐下摆个烟笸箩就是商业网点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人家，那叫一个穷啊！冬天冷，养活的鸡也在屋里，孩子们天天围着火盆转，家里来人了，就把炕头上的灰推到炕稍儿，算是腾出块坐的地方来。女的没有裤子穿，借了裤子才能出去开会。当时的妇女会也非常的难召集，小媳妇们都要坐在老婆婆的身后，拎着老婆的衣襟儿，捂着脸儿……”话虽如此说，张艳儒还是在这个北方小镇安了家，1951年她结婚了，丈夫叫朱绥远，本地人，时任乌丹县团委书记。

“处了一年多，就扎根儿了，也没怎么想，人老实就好。我们的大儿子叫京丹，是在北京妇干校生的。出生八个月后孩子才看到爹爹，半个月后他就又下乡了。我是抱着孩子当的法院副院长，后来又生大姑娘时二十五天就上班了……”张艳儒继续讲述起了她的故事。

1949年11月份，乌丹县召开了第一届妇代会，张艳儒被选为代表。因为以前在农村做过妇女工作，口才非常好，工作有能力，这个“口里干部”在“口外”被选为妇联主任。

1951年9月份，张艳儒上调到北京妇干校学习，“当时主抓这项工作的是邓颖超大姐，她还给我们作了报告。”1952年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发现这方面的女干部非常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为此找到了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就又去找邓大姐商量。于是，包括张艳儒在内的这批女干部就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司法专业。

1952年12月份，张艳茹回到乌丹县政府并到法院报到，任副院长。

“院长是刘景武，只有十来个人，六间小平房，还有两间门房子，和县政府在一个院子。”张艳儒告诉记者。

那年，这位法院副院长只有24岁，一听“法院”这个词还有些发怵，感觉任务挺重。

枕头下压着把“小撸子”

“现在脑袋瓜子不太好使了，很多往事记不太清楚了。下去就地审判，走着去亿合公，一百多里地，一个人走，我还怀着孩子，拎着个牙具袋子就走。亿合公村长给派了一个服务员，就去村子调查。有一次骑着马，发洪水，险些没了命，过少郎河时水过了马肚子，事后害怕。从亿合公往回走，坐的是辆拉猪的大马车，我坐在车上面的猪笼子上，下雨，滑，侧翻，轻手利脚的都跳下去了，我被拍到了下面，把同志们给吓的，以为我完了，结果多亏有墙根支了一下……”张艳儒继续回忆道，显得非常的平静。

当上副院长不长时间，上级就为张艳儒配发了一把“小撸子”手枪和几粒子弹，这让她觉得挺招风，主要是为了壮胆儿，每天睡觉时都把枪压到枕头底下。

“我刚到法院后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离婚案子：有一个妇女，二十岁，是个逃荒过来的，给点儿粮食就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男的像个老头子，扎根麻绳子，以为是父女。我很爽快地就让他们离了。”建国之初，我国法院的主要工作是镇压反革命和婚姻法宣传。在推行新婚姻法的过程中，张艳儒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她为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儿：毛山东有个村长，给儿媳妇气受，儿媳妇想离婚，就跑到了法院来。张艳儒刚要问原告，作为被告的老婆婆就从门外跳进屋里，张口大骂。张艳儒对这种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在法院就这样，在家里那还好的了吗？”为此，村长还把张艳儒告到了热河省，理由是“太霸道，不让老百姓说话”。最终，张艳儒还是合情又合理地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当时，乌丹街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法院来了一个女的，真厉害，把铁定的案子都给翻了！”

张艳儒告诉记者，这句话来源于经她亲手推翻的几个错案：有个姓王的中医，因为给受伤的土匪进行了治疗，就被定成了反革命。有一个苏联红军把枪放到一家菜园子外去摘菜，出来后却发现枪没了，就给这家人定了罪。还有一妇女做年糕，她的男人吃完年糕后喝了冰水，死了，就得了一个谋害亲夫的罪。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这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别人害怕我不怕。”对此，张艳儒的语气同样平淡。

女县长的脖梗子真硬

“开上千人大会，让我妈低头认罪，我妈就是不低头，因为我妈没罪，我妈从小就跟着党走，说我妈是‘内人党’就更不可能了。”一直安静地坐在妈妈身边的京丹忽然插话说：“但老百姓挺服我妈的，说]这个女县长的脖梗子真硬，压根儿就不可能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啊！”

京丹现在叫朱宏光，如今头项也有了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