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故事惟文藻
徐建融
“清閟斋中笔已投”，故“避俗如仇”的“云林故事惟文藻”。“每书空咄咄，聊偃腹便便”，故入乡随俗的“遗迹偏多在远乡”。
看画哦诗重慨慷，百年翰墨付微茫。
已怜挥洒如摩诘，可忍悲歌似子昂？
名世几人称妙手，旧游随处搅愁肠。
云林故事惟文藻，遗迹偏多在远乡。
这是明初韩奕《奉次云林画上诗韵》对“斯世与斯人，邈矣不可攀”（亦韩奕句）的一代高士倪云林（1301—1374）的缅怀念想。今年是倪云林诞生720周年，不由想到“云林故事”及“遗迹偏多”与上海松江的甚深因缘。
在元代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以松江为枢纽的浙西（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松江以南地区）是当时文化艺术的中心，尤以云间曹知白、昆山顾阿瑛、无锡倪云林以招徕四方文艺之士闻名天下。但曹、顾均为谦谦君子，彬彬长者，待人处世，既清操自守，又温柔敦厚。倪云林却年少轻狂，恃才傲物，尤多怪癖。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者有二，一是洁癖，每次洗脸、洗手，“易水数次”，院中树石，亦常洗拭。二是“避俗如恐浼”，“见俗士索钱，则置钱于远所，索者自取之，恐触其衣也”；“客非佳流，不得入”门庭。曾有外人（估计是中亚人）入关，闻其名而专诚来访，以沉香百斤为贽，云林明明在家，却命家人说是“适往惠山饮茶，明日再至”；至，“又辞以出探梅花”。其人徘徊数日，不去，乃密令开“云林堂”使登，“堂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尊罍，其人方惊顾间，问其家人曰：‘闻有清閟阁者，可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入也。’”其人望阁再拜而去，终不得一面。云林之不近人情如此！
不仅对“俗客”极尽歧视，就是对同为高雅而名声与其相埒者他也不无傲慢。1342年题曹知白《溪山无尽图》卷：
吴淞江水碧于蓝，怪石乔柯在渚南。
鼓舵长吟采萍去，新晴风日更清酣。
松瀑飞来到枕边，道人清坐不须弦。
曹君笔力能扛鼎，用意何止让郑虔。
脉脉远山螺翠横，盈盈秋水眼波明。
西北风帆江路水，片云不度若为情。
至正二年春三月，偶过廉夫杨君斋头，得观曹贞素卷，别有会心，爰题三绝于左方。时扁舟欲西，因草草也。
“廉夫杨君”为杨维桢，“曹贞素”即曹知白。曹知白的 “玉照堂”与顾阿瑛的“玉山草堂”、倪云林的“云林堂”，当时并称浙西的三大风雅渊薮，且曹氏长其整整三十岁，算得上是他的长辈。但题诗不称“曹公”而称“曹君”，跋语更直呼“曹贞素”，其迂傲的个性可见！是否他真的不懂长幼之序的礼仪呢？并不是的，就在上一年他题黄公望《霅山图》：
霅上溪山也自佳，黄翁摹写慰幽怀。若为剩载乌程酒，直到云林叩野斋。倪瓒题大痴翁写《霅山图》以赠山甫卢君，至正元年十月四日。
黄公望年纪与曹知白相当，止大曹2岁，而其当时的社会地位远逊于曹。倪云林对之一口一个“黄翁”、“大痴翁”，两相比较，他对曹知白的态度，正如法坤宏的评价郑板桥：“惟不与有钱人面作计。”可见倪云林除“避俗”之外，还有一个怪癖“嫉名”，亦即“文人相轻”。这样的性格，在待人处世中肯定引起不少人的不爽，如杜甫的论李白“众人皆曰杀”。用《颜氏家训》之所诫，则所谓：“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人们之所以容忍他们，不忍“捶楚”他们，甚至还把他们捧得很高，实在是因为爱才而护短，而绝不是肯定他们的怪癖为高标。
当然，在倪云林还因为有一个厉害的哥哥。
倪云林兄弟三人，二哥子瑛弱智，不论。大哥文光则是道教中的重要角色，又善治生产，上至朝廷官府，下至地方百姓，不仅人脉广，而且人缘好。倪家的万贯家产以及社会特权，都是靠文光打拼得来的，为云林呼朋引类、诗酒书画的风流文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1328年秋，文光突然病逝，云林却只知挥霍，不事生产，不过20年的时间，兄长留下的家财渐为耗尽，人脉的余荫也不复留存，终于1350年前后宣告破产，流落江湖以乞食为生。其中到得最多的地方，便是松江和吴江，即《明史》等多种文献所载的“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事实上，倪云林在最后的20年里，到过的地方有宜兴、常州、太仓、昆山、吴江、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多处，但是，为什么众多文献不约而同地单取吴江、松江两地呢？我想，吴江是因为他呆的时间最久，而松江则于他文化上的意义更大。
吴江与无锡相近，在倪家巨富时，得到其照顾的人家应该是不少的。云林有子二，长孟羽，早卒；次季民，应该仍生活在这一带；女三，长适徐瑗，次适陆颐，幼适母舅蒋氏子，亦皆生活在附近。亲友既夥，则投桃报李，落魄后找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人情相抵。但松江的朋友，当年的倪云林显然是不太看在眼里的，这从前引倪题曹知白画诗便可见出。而现在，松江的朋友们竟然仍然对他若无前事地以礼相待，这对他的触动实在是极其震撼的。
众所周知，倪云林的传世作品，在清閟阁中时所作者甚少，绝大多数都是破散家财流落江湖后所作，这就是“遗迹偏多在远乡”，且以在松江者为尤夥。
上海博物馆藏其《竹石霜柯图》，疏笔渴墨，极秋意之萧瑟淡泊，似园林的一隅，又似江渚的边角。画面自题：“十一月一日灯下戏写竹石霜柯并题五言：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每书空咄咄，聊偃腹便便。野竹寒烟外，霜柯夕照边。五湖风月迥，好在转渔船。云林子。”应该便是在松江所作，只是不知具体的年份。因为上方另有钱惟善、杨维桢的题诗，而钱、杨正是长期寓居松江的两位大名家，又是倪云林的好友。钱惟善的题诗：
去年溪上泊轻舟，笑弄沧波狎海沤。
云去楼空无此客，寒林留得数竿秋。
是回忆与倪云林同游松江小金山（今属金山区）入海口时的高兴不可一世，眼空四海而目中无人，如今却脱胎换骨般地变成了似乎是另一个人。变成了怎样一个人呢？再来看杨维桢的题诗：
懒瓒先生懒下楼，先生避俗避如仇。
自言写此三株树，清閟斋中笔已投。
是说当年的倪云林可是清高得很，对俗人简直就像对仇人一样，严划界线绝不亲近！而现在，终于放下了清閟阁中的架子，入乡随俗了。
而倪诗自述的“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也正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当年的讨厌别人，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倒是如今的自己，老是赖在朋友家里打秋风，吃白食，不会引起别人的讨厌吧？所以，为了回报朋友的招待，从此便“投”下了清閟阁中的绝俗之笔，不再鄙夷他人，而是提起了另一枝从俗之笔，恭维他人。从此，倪高士的形象也就不再是 “令人厌”的敬而远之，而是令人亲的“大众情人”，一时江南人家，竟以有无倪画为清浊。
不过，他的这一洗心革面也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同样也是流寓松江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提到，有一位陈云峤，时在杭州，以清高名世，云林慕其名来见之，张宴湖山间，罗设甚至，酒终为别，云林以一帖为谢，云峤馈米百石，命从者移置近所，举巨觥，引妓乐、驺从，悉分散之，斥倪云：“吾在京时，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者，它无与比，其所以章章者，以米沽之也。请从今日绝交。”且骂诸曾誉之者。时张伯雨亦在坐，不胜跼蹐。谢稚柳先生当年给我讲起这个故事，对比以当年清閟阁中的避俗如仇，认为是 “角色反转”，并戏和杨维桢诗：
谀辞诗笔信堪投，高士何时懒下楼。
宴罢殷勤重餽米，当筵真见俗成仇。
回过头来看这张《竹石霜柯图》，长期以来并未为美术史和倪云林的研究者所特别地关注。但是，从作品中所包涵的倪瓒、杨维桢、钱惟善三人关于倪氏人生和艺术思想转换的对话，我称之为“松江对”，则是任何一幅倪画所无法取代的。
倪迂画为元人逸品第一，然世以避俗如仇视之则非。盖避俗如仇，清閟阁中懒下楼时事也。至破产散家，乞食江湖，久客人厌，为生自怜，于是到处应酬，遗迹偏多，“清閟斋中笔已投（扔弃）”而“谀辞诗笔信堪投（回报）”矣。山谷道人论不俗有二，平居无异俗人，此不俗人也；平居大异俗人，此真俗人也。大异俗人者，清閟阁中之云林也；无异俗人者，三泖水畔之云林也。故观倪画，宜以从俗处见其不俗，方得逸品之致；避俗观之者，去逸品转远。
这是我拟云林笔意时常用的一段题跋，也是我对“云林故事”和“遗迹偏多”中“松江对”的见人所未见。当然，这一认识的来源是谢老。1991年，无锡市文联编《倪瓒画集》，请谢老撰序，谢老命我代笔。文章完成之后，谢老亲自在结尾处加了一句：“明清之际学他画风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精髓。”这个“精髓”，正是指其“从俗”的“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