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提要：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历代塞外蛮族，不断的向南侵犯，和好几次南北分峙的局面下，大半由北方吞并了南方。中国史上之所谓“北强南弱”说，几乎为一般人所信受。又因此而造出种种解释，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都有。似乎就中国史的经过论，北方强于南方，是一种显然的事实。然苟仔细论之，则亦有未尽然处。前汉和盛唐，岂不大大的慑服了北方的蛮族？春秋时的吴楚，岂不凌驾中原，称霸一时？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以至于民国最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可见中国史上告诉我们的未必在北便强、南便弱。军事胜败，民族盛衰，应该还有其它说明。
窃谓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中国史上之南北军事胜败，在当时往往有一种武装的问题占其极重要的因素，而渐渐为后来读史者所忽略。本篇所举，则专在军队中之马匹一项。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
史记匈奴传说：匈奴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可见匈奴是一个骑马的民族，而其军队则全是骑兵。第一次有名的汉匈奴战事，为白登之围: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靑马尤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辛马。(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役双方军事利钝胜败的关键，史公已详细扼要的描写出来，似乎不在乎南人之与北人，而在乎多马之与少马。
汉匈奴壤地相接，绵延数千里。虽说“长城足以限马足”，究竟防多力分。匈奴只要从一处夺关而入，待汉援至而胡骑已去。边境不胜其扰。若长守和亲政策，年年以缯絮米蘖种种礼物结其欢心，则中国财力日弊，而匈奴贪欲难填。彻底的办法，惟有改防御为邀击。只把匈奴主力击破，使其大大的胆寒，则一劳永逸，可以有一百年数十年的安宁。这是汉武马邑之谋之由来。马邑之谋既败，汉匈奴和局破裂，汉廷遂决计大举出塞邀击，而首先问题便是组织骑兵队。有了骑兵，不仅可以出塞，而且可以绝漠。
元朔六年，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史记匈奴传。正义，谓负担衣粮，私募从者凡十四万匹。)大举出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但汉朝也已无力追击。那时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
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
五胡之乱，起自中国内陆，而歩马之势，为当时强弱分判的一种重要因素，其事依然显着。
通鉴说：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寗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晋书越传作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这是当时胡夏斗争一个榜样。石勒带领的是胡人骑兵，而东海王越部下十余万众，则大概多是步卒。此后桓温北伐：军粮竭尽，温焚舟步返，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温传)
此是有名的枋头之败。桓温以数万人步行七百里，为八千骑追及而致败绩。当时慕容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晋书慕容鸣载记)故桓军遂致大败。正因当时北军多骑，南军多步，所以南师北伐，北军可以避锐远引。及南军粮尽自退，北军则以劲骑追蹑。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此等处全在有马之与无马，而不关南人之与北人。
元魏有马二百余万匹，而南朝江淮间只十万，数量相差远甚。南方不能并北，而终为北方所并，只看马数的统计已够。
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
唐初武功，说者每推美于唐之兵制，其实唐代府兵制度未必与唐代武功有十分的关系，(此层须另论，非此所能详。)而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张说云：
自贞观迄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也。(卷一百四十九。按王氏此条乃欧阳修说。)
此等只是官马。唐初去元魏未久，谅来黄河流域一带，民间私马一定亦甚盛。(文献通考引林氏马同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此全是民间私马也。至府兵渐坏，府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则为官马矣。唐府兵改而为彍骑，可见府兵亦重骑队。)
唐代武功，颇赖于骑兵的战绩，如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袭破定襄。二月，李靖与李世绩谋，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颉利。遂灭突厥。
此等随处皆是，无烦缕举。直到安史作乱，河北藩镇之强，亦还有马的关系做其背景。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
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幽、燕、宁夏产马之地，全入异族之手。欧阳修亦言：唐世养马之地，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而当时牧事，一马占地五十亩，所以惜费与争利者，又争侵牧场为农田。宋之马政终难发展。今谓宋之积弱，少马为其一因，谅无大误。
至宋之外敌辽金，其战马之盛，恰恰与宋成反比。
辽人亦全是一个马国。宋人以全国不满二十万匹马的军队，如何与辽相较？金人初起，在宋徽宗政和四年，兵始满万。而此下十三年，宋竟覆灭不救，卒于南渡。
据吕颐浩高宗时所上论御虏十事云：臣尝考近年以来，敌人入寇，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輙奔溃败走者，以平原广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李纲亦言：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又说：自金人凭陵以来，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率皆望风奔溃。间有略布行阵，为其突骑所冲，一散而不复合。
吕、李二人，都是身经行陈，目击之言，而他们所陈宋金兵事强弱，亦着眼在步马之异便。宋既南渡，马政更难发展，于是竟有主全用步卒者。立国江淮以南，既难多养马匹，且大队骑兵亦无展布余地，无从训练。而要不先养大量的马队，这似乎也是南宋终于不振的一因。
明代马政不如汉唐，清代武功亦恃马匹
明代“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但明代马政不如汉唐。
熊廷弼经略辽东，上疏云：良马数万，一朝而空。今太仆寺所存寄之马，既多瘦小，驿马更矮小。巿宣府大同马，并无一匹解到。即现在马一万余匹，半多疲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歩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剌死者。以此马愈少而倒损甚多。皇上以为马匹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后辽东督师袁崇焕又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明廷用太仆卿涂国鼎言，终却其请。(事详明史兵志)辽东军事之不振，马匹缺少仍是其重要之一因。
清代武功亦恃马匹，魏源圣武记谓：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劣优欤？(卷十一)
此已说透此中消息矣。淸代牧场设在察哈尔，康熙四十四年上谕谓：
历观宋明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余万。若将如许马与牛羊驱至内陆牧养，即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东华录康熙七十五)
兹扼要言之，把中国农民的耕地来牧养马匹，此在中国农民自所不愿。然没有马匹，对于北方蛮族，便只能小惩，不能大创。只能薄伐，不能穷追。蛮族势力的压迫，依然存在。若一旦蛮族入主，黄河流域的农场大半化做牧地，黄河流域的农事日就退化，而江淮以南，因无适宜牧地，更难以步卒在中原与北骑争衡。此恐是中国史上南北强弱一大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