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燕，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导，校级科技传播创新团队负责人、数字传播系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科学文化、科学可视化、健康传播、科学计量、计算传播。本硕博均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国际科技传播学会PCST学术委员，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理论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国家社科后期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韩国高等研究基金等，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50余篇，包括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s Culture,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Leonardo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SSCI/A&HCI论文。
作者 王国燕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原文载于：Guoyan Wang, Science as Technology? What does Science Mean for the Chinese, published in Science as Culture ,2021 Volume 30 Issue 2. Pages 315-319.
DOI: 10.1080/09505431.2021.1884218.
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容易让人想到两本书，一本是 Alan F. Chalmers的What is Thing Called Science，另一本是John Ziman的Real Scienc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英语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entia”，在中世纪“Scientia”的根本含义是“知识”，后来从自然科学转向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主要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这源自于儒家思想，目的是为了明白事理和伦理，并强调顿悟(epiphany)。20世纪初期，严复、梁启超等借用日本的翻译把“Science”译作“科学”传入中国并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此在中国有了和英文基本一致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遭遇不同，因此孕育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独特认知。1840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社会强烈意识到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是使得西方人强大的根本原因。1915年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西方的强大总结为民主和科学。唯有科学和技术进步才能有话语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迅速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科学被认为是强国、强兵、富民的法宝，被理解成生产力、力量。在中文词汇里每每提起科学，总是同时提到科学和技术，甚至总是把技术等同于科学，把技术等同于经济效益。中国人民心目中标准的科学家形象是钱学森，他是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专家，载人航天奠基人，而在西方人眼里更倾向于称其为工程师。科学在中国语境下的技术性内涵迎合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然而在实用主义的心态下，科学本质与科学精神被掩藏了。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创系主任吴国盛教授于2016年出版的这本《什么是科学》，或许是关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第三本书。这是一部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化差异比较中描述中国科学文化的中文著作。全书共分6个章节，内容通俗易读，迅速成为了畅销书。
吴国盛认为要真正理解“科学”，中国学者需要进入西方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希罕的人类文化现象。希腊理性科学是世界范围内科学的根源。在人类历史上，是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他们首先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客体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内在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科学精神之先河。希腊理性科学是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希腊精神。因此，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这样的知识不是一般经验的知识，即使知识所依赖的事实消失了，这样的知识依然永恒存在，因此他们比事实更坚硬。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永恒不变的知识是希腊人的最高追求，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解、获得自由。苏格拉底则说“有知即有德”。他认为知识是最高的善，是通往人性自由的必经之路。因此可以说，科学精神是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西方默认希腊科学，而中国人此前缺乏对希腊科学的了解。这本书抓住了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西方科学文化的根源。作者认为理性科学是西方土壤孕育出来，就好像中国社会土壤孕育出来儒家思想一样。例如，儒家提倡的“仁爱”无论如何翻译都是不贴切的，西方难以理解，而中国人人皆知它是一种基本人性。正如“仁—礼”之于中国传统那样，“自由—科学”就是西方人的“人文”。因此说，科学是西方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严格意义上，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不是偶然错失，而是必然命运。十九世纪以后人类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现代科学一方面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另一个源头则是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现代科学能够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其本质上是求力的科学。现代科学发力于改造自然，因此需警惕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蛮力和双刃剑效应。在18世纪是博物学大展宏图的时代，牛顿的伟大革命刚刚过去，数理科学推动着传统博物学发展成为了生物学，并最终蕴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纵观整个西方博物学都是两个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是百科书式的书写传统，另一个是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的传统。前者是文人的传统，后者是归纳思维产生的知识。博物学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探究，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博物科学传统，但只有希腊——欧洲文明有理性科学传统。而关于什么是科学，吴国盛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自由的学术和理性的知识。同时，他也认为，一个民族活得好，不见得要科学。中国人没有科学，靠技术活得很好；罗马人没有科学，靠军事、武力和法律可以活得很好；希腊人科学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最后还是被灭掉了。所以科学并不一定带来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它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对于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要有所作为。近四十年来，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一度十分活跃的话题后来被指责为伪科学。前者是以调整呼吸、体力活动和意识为手段，强身健体、治病、开发潜能的一种身心锻炼方法；后者是未经科学论证的想象人类潜能，通常表现为心灵感应或超自然能力。虽然这两类伪科学如今虽然已经很少再被提起，但中国社会环境下伪科学从未被消灭，特别是新的科学谣言仍旧层出不穷。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个问题让人困惑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满足感。然而李约瑟用实验科学的标准编撰中国古代科学史，结果却是要么以技术混充科学，要么是一些脱离历史语境的历史碎片的汇集。吴国盛反对李约瑟的探索中国古代科学的模式，认为李约瑟没有真正从中国文化的根基来思考问题。他建议应该用博物学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中国古代有强大的史志传统。中国古代的博物学，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和思辨推理。这种知识类型极为古老，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的文明地区。在博物学视角下，中国古代植物志、动物志、矿物志是博物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都是科学。针对李约瑟问题引发的“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吴国盛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定义、观念的问题。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希腊理性科学、欧洲现代实验科学和博物科学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谱系。
中国是一个现代转型的社会，强烈渴望科学尤其是新技术带动社会经济进步。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愚昧迷信的扫除、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无一不依赖于科学的力量。中国不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因此理性批判的精神不足。夏平（ Shapin），拉图尔（Latour）, 哈拉威（Haraway）等学者的著作虽然也已被引进并翻译成了中文，但由于不是十分符合中国国情影响力十分有限。中国社会最认同的学者是库恩，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在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力。库恩提出的“范式转换”概念，在中国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认识革命，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1980年第一次中文出版以来，《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已经出版了4次，不仅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必读书目，甚至成为了教育部推荐的全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书目。这主要是源自中国当下处于社会巨大转型阶段而形成的社会认知与库恩的思想恰好高度一致，因此库恩的观点似乎是为中国社会量身定制。书中关于科学精神的起源、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中国普遍关心的李约瑟问题都给予了独到的见解。书中接纳了西方对于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观点，认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而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认为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只是觉得万一真灵验呢？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民族价值观中的实用主义思维。作者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科学的根源和科学精神，这种深刻的对比和差异分析具有国际价值。让很多中国读者觉得豁然开朗并觉得很有趣，也不可避免地让一些学者觉得有争议。例如刘立认为吴国盛过于崇尚希腊，是一个“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吴彤认为吴国盛从根本上来讲是追求科学的自由精神，而这有可能为坏科学做了挡箭牌。刘兵认为关于“什么是科学”的争论从来没有唯一结论。这本书出版之后，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和吴国盛进行了专门的咨询交流，探讨科技政策的制订或许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多自由创造的空间。在科学教育方面，《人民教育》，一家在中国教育届发行最广的杂志，发表了作者专访。吴国盛认为过分功利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性。从科学精神出发，科学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每个人有机会去释放潜能，从而使得教育结果呈现出多样性，这对当前中国同质化教育理念提供了反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长期秉持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价值观，因此求力的科学被广泛的欢迎和接受。反思近现代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的确带来了各方面的利益，也因此科学和资本已经密切关联，甚至很多事物都主动为自己贴上了科学的标签来标榜自己的价值。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显示大多数公众的科学素养依然十分有限，因此过度突出科学的价值和力量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弥漫着对科学的盲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当前的中国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种独有的社会语境下，吴国盛首次犀利地指明了科学起源于希腊人无功利的探索和对自由人性的追求。这种对当下科学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作为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恰恰是当下中国公众最缺失和需要的。
今年2月28日， 以上评论的英文版以“Science as Technology: What does science mean for the Chinese?”为题在线发表于Science as Culture，该期刊自1987年创刊以来每年仅出版4期并长期收录于SSCI一区， 这篇评论是Science as Culture创刊34年以来的首篇中国文章。
英文全文链接：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05431.2021.1884218?journalCode=csac20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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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兵, 为什么要讨论科学究竟是什么——兼评《什么是科学》.科学, 2016. 68(06): 1-4.
[12] 江晓原，刘兵《什么是科学》：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 中华读书报，2016.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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