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8月师友赠书录（四）韦力撰
《将毛边本进行到底》，陈子善撰文
草鹭文化公司2020年６月28日印制
上海书展期间，在浙江古籍社的展台遇到了陈子善先生，他前来主持周立民和沈定庵两位先生的新书发布会，见面之时他赠我此书。该书大32开，装订方式乃是缝线骑马钉，颇像三十年前风行天下的中华活页文选。本书60页，全彩印刷，里面收录了大量的书影，这些书的装帧方式正如书名所言，全部为毛边本。
子善老师在本书的《小引》中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毛边本在中国的勃兴，堪称这种外来书籍形式首先是由周氏兄弟接受和倡导，鲁迅就自称“毛边党”，且他前期的著译几乎都有毛边本，在鲁迅的提倡下，不少新文学家都出了毛边本，但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毛边本开始式微，然并未绝迹，比如五六十年代及文革后期，都有毛边本出现，1957年创刊的《诗刊》最初就有毛边本。
改革开放之后，毛边本又焕发青春，有许多毛边本问世，而子善老师本人对毛边本也有偏爱，他曾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长期连载与毛边本有关的文章。
本书所收部分书影乃是20世纪20－80年代的毛边本，比如排在最前面的是新文学毛边本的代表之一《故乡》，另外还有1933年7月青光书局出版的《周作人书信》等等，这些毛边本大多难得一见，且从书影上看，这些书的品相均为上佳，然以我世俗的理解，似乎鲁迅的《域外小说集》更为难得，本书中却未见收录，想来这部分毛边本乃是子善老师的个人收藏。翻到前面的小引，果然如我所猜。
正如子善老师所言，近几年毛边本大热，在出版社的鼓动下，我也不能免俗的制作了一些。虽然在我的眼中，大陆制作的毛边本一半以上乃是书的半成品：只是未对书做最后的裁边而已，但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人们的喜爱。当然，对于毛边本如何制作得更为地道，那些像子善老师一样的专家们肯定做过相应的探讨，故本书中也收入了一些研究毛边本的史料，排在最前面的乃是唐弢《“拙的美” ——漫谈毛边书之类》的手稿。名家手稿本身就具有收藏价值，更何况是专谈毛边本的史料，这说明子善老师不但喜好制作毛边本，同时也喜欢收集相应的史料。
当然，本书的主体乃是子善老师历年制作的毛边本，但本书所收主要是他的著作，对于他的所编之书却未收入其中，想来这是个遗憾。但从本书中我也了解到了一些以往未曾留意的信息，比如子善老师大作中第一部毛边本，乃是2002年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他的第七本书《海上书声》，自此之后，子善老师几乎每年至少有一种毛边本问世。从他给每本书所写提要来看，他也认为这些毛边本的制作越来越精整，由此也说明，毛边党队伍还在扩编之中。但是，陈子善老师赠给我的这册《将毛边本进行到底》却是非毛边，以我的理解，他的这册书应当全部制作成毛边本，才能名实相符。
《老派·闲话文人旧事》，周立民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夏春锦、周音莹两位老师策划的“蠹鱼文丛”之一种。今年的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了“蠹鱼文丛”的新书发布会，此次总计印出了该丛书中的两种，《老派》为其一，蒙周音莹之邀，我特意赶去参加了这场发布会，在会上见到了作者周立民先生，夏春锦赠我此书，我立即呈上请周先生签名。
周先生的这部新作分为三编，内容讲述的大多是晚清民国间的文人故事，他将同类话题交织在一起，以比较的方式勾勒出那个时代文人的真性情。比如谈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题目为《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此篇讲述季羡林是何等牛叉的学霸，尽管季先生自称他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无论考什么都是一塌糊涂，但报考大学时，仅报了北大和清华，更让人服气的是，这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周先生还引用了季羡林所写《我眼中的张中行》一文中的段落，以此说明那个时代考上清华、北大是何等之不易，并且说：“小季同志牛气的是，费了这么一大把劲儿考上的北大，最后他没有去，而是选择了清华，因为清华留洋更方便。十六年后，再回到北大干脆直接当教授。推荐人是更为可怕的陈寅恪大师。”
但学霸的炼成，除了天生聪颖，后天的鼓励也很重要，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然后”二字用得极妙，关于的季羡林的“然后”，应该是状元王寿彭。1926年，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中，王寿彭当时是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附中当然也归他管。当第一个学期结束时，王校长提出，每个班的第一名如果其平均分数还超过95分，那么他将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来奖励这位学生，难得的是，季羡林是唯一一个平均分数超过95分的人。
周立民说，状元奖给小季的对联是“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上款则为“羡林老弟雅詧”。当年王状元已60多岁，而这位老弟年仅16岁，对于这种鼓励，周立民认为比打鸡血厉害多了，后来季羡林也说，无论是出于虚荣心，还是荣誉感，他坚决不能再做坏学生了，否则太丢人。虽然季羡林天生是块好钢，但他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一文中自称：“我当时并不喜欢念书。我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我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我不清楚这是不是谦虚之语，但我宁愿相信状元对他的鼓励改变了他的一生。
上面谈的是学霸是怎样炼成的，接下来的文章谈论的是大学里的导师是如何培养学霸的，比如《“对对子”是什么东东》一文，谈论的是1932年陈寅恪建议清华大学考试题目中加入“对对子”，这个建议引得学生骂声四起，甚至还登上了报纸，后来陈寅恪为此写文回击人们对他的质疑，他坚持认为对子可以检验应试者能否区别虚实词及其应用，以及检测学生读书的多少等等。
当年的陈寅恪乃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姜亮夫在《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写到陈寅恪时说：“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厘文及许许多多的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可见，陈大师在上课时会古今中外语言交汇使用，比如他讲《金刚经》时，就使用十几种语言来对比，这样的人物以传统对对子的方式来考学生，似乎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看来当他的学生，实在不容易。以至于让周立民感叹，没有相当的基础，谁敢选陈寅恪的课啊。
但也有人偶尔会自我感觉良好，周立民转录了1933年3月23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的，他与陈寅恪一同参加研究生朱延丰的毕业考试，因为朱君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考试后，先生在课堂上问朱延丰自觉考得如何，朱以为尚不错，先生笑曰 ：“恐也不一定。”因谓：当时尚准备一题，后常见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大解后如何净身。朱迟未作声，邵先生乃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先生初闻未语，少顷，深表赞许。
朱延丰感觉自己考得不错，陈大师笑着对他说自己准备了题目，后来觉得此题太难，也就没有为难朱，考试结束后，陈大师反而向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古时期的人大便之后如何擦屁股？这个问题果然令朱语噎，邵先生在旁回答说，按照律藏，老和尚是用布来擦屁股，但这样的手纸显然不符合节约精神，用完之后的布，由小和尚拿去洗干净后，下次再用。学问做到这份上，还能说什么呢？
周立民在文中还会谈到师生间的关系，比如温源宁写文直指吴宓的痛处，而钱钟书虽然是吴宓的弟子，却并不指斥温源宁之文，同时也谈到了知堂老人给人印象是平和冲淡，但他却直接写文炮轰自己的老师章太炎，甚至在文中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后来，知堂后悔了当年的孟浪，他在《语丝》上发文称“不免有点大不敬了”，而章太炎后来仍然与周作人有交往。如何来解读知堂的心态呢？周立民的文章旁征博引，而后写出了自己对于该事的态度：
我爱知堂也如此，做人要有是非有原则，哪怕对“吾师”，不然，那是小市侩，有谁还爱读他的文章？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可是奉老师为教主，天天能只背语录，在老师面前咳嗽一声也不敢，这就不是尊敬、敬畏了。
周立民先生的文章让人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他既有自己的调侃，又有自己的鲜明态度，能将一些不为人留意的细节以草蛇灰线般的钩沉方式，来点明每个事件背后的微言大意，虽然语调调侃，但思想性丝毫不受到损伤，其文字驾驭能力令我叹服。
《王端履集》，（清）王端履著，钟妙明等点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20年8月16日，我在浙江图书馆与该馆馆长禇树青先生、善本部主任陈谊先生举办了一场对谈，这场对谈是在B站直播。浙江的几位朋友听说我到浙图举办讲座，纷纷提出要前来捧场，我向大家解释，这不是讲座，只是对着屏幕喋喋不休的胡侃，朋友来了若坐在下面，只是像木偶似的不作声，简直就是一种绑架。众友闻我解释后，一笑而罢。但还是有人来到了现场，其中一位经陈谊介绍，乃是钟妙明先生，陈主任介绍说，钟先生乃是萧山的学者和藏书家，对浙籍文献有着深入研究，因现场设备已准备就绪，我无法向钟先生请益，而他出此册相赠。
本书乃是“浙江文丛”之一种，该文丛的出版情况我在去年已有了解，此乃浙江古籍社近年最大的出版工程，钟先生等点校的此书能够纳入该丛书，可见其点校质量之佳，而本书有25万字之多，点校工程之大可想而知。
从《前言》了解到，王端履乃是进士出身，并且选庶吉士，然而他的生平事迹却记载甚少，连生卒年都是点校者推论出来的，其主要原因乃是王端履的著作流传至稀，经过钟先生等人的点校，这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原作者的著作，此乃是功德之事。
其实，王端履的父亲更有名气，其父乃清代著名藏书家王宗炎。几年前我曾前往萧山找到了王宗炎的藏书楼——十万卷楼，然我的那篇小文中并未谈到其子王端履，如果当时能够读到钟先生等人点校的《王端履集》，想来那篇拙文会更丰富。
从本书中可以窥得王端履兴趣广泛，他的所写也会涉及到一些藏书家及具体的版本问题，然其所写《重论文斋笔录》更像一部掌故集，因为书中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修纂期间，戴震跟钱载的争论问题，王端履在文中并没有评价这场争论谁对谁错，只是说了这样一段话：
秀水钱箨石侍郎载奉使祭告尧陵，回京具奏，尧陵当在平阳，不在濮州，奉旨申饬，其疏大抵据郦道元《水经注》备引“成阳有尧陵、尧母陵，有中山夫人祠”，而结之云“考地验状，咸为疏僻”语为左证。其同年卢召弓学士文弨著议二篇驳之，载《抱经堂文集》。盖侍郎工于诗画，而考证非其所长，此疏尤强辞夺理，宜上干廷议而下招通儒之指摘也。
虽然王端履认为考据学非钱载所长，但他还是认为“侍郎有《箨石斋集》五十卷行世，其画尤为儒林珍贵，于是市贾作伪欺世，赝鼎杂出，百无一真。”由此可窥得，王端履持论公允，并不以人之短蔽其长。然王端履更喜欢在文中记录一些世情掌故，比如他提到萧山一地在暑月会上演《目连救母记》，形容这样的戏“跳舞神鬼，穷形尽相”，以至于当时的太守李亨特将其查禁，即使如此，这种戏在当地并未销声匿迹。
为什么萧山如此热衷于此戏呢？王端履说他偶然从《谔崖脞说》中找到了原因，原来当地演此戏乃是为了防止出现蝗灾。书上称康熙某年出现了蝗灾，当地人上演《目连救母传奇》时，未成想，有蝗虫聚焦在场观看此戏，村民们都说这是神来看戏，果然几个月后，此乡周围的乡村都遭受了蝗灾，唯有该村得以幸免。
给蝗虫演戏而避灾，这是何等神奇之事。从叙述上看，王端履也对此半信半疑，但他还是持宁信其有的态度。对于测字，他也喜欢记入文中，可见他对该事也有兴趣，然其所记测字之人，能将同一个字测出不同结果，可谓神奇：
仁和赵大川测字吴山，乾隆己卯，姚米山翀拈得“死”字，大骇，大川曰：“君问何事？”曰：“功名。”大川曰 ：“必中，上一画是第一名，下夕已各具己卯之形，可预贺。”姚果于是年领荐。有问婚姻者，亦拈“死”字，大川曰：“吉，下夕已有夗央之形，上一画乃一对夗央同到老也。”又有拈“一”字以问疾者，大川曰：“必亡，一乃'生’字末笔，'死’字起笔也。”其人果不久病卒。
同是一个“死”字，其结果却完全不同，解字之人能将该字拆解成不同的构造，以此预测出不同的结果，那么测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还是不要乱说了。
王端履自己是进士出身，但他却颇能体谅落第者的心境，其于文中称：“下第情怀，最难消遣，然乡试落解，尚无失其为故我。至会试被黜，则亲朋绝迹，僮仆垂头，加以黄金已尽，囊槖萧条，翘企家乡，茫茫天末。此种凄凉光景，真有令人不堪回首者。”
我记得《增广贤文》上有一句“贫居闹市无人闻，富在深山有远亲”，与其所讲落第后的景况庶几近似。但也正因为他考取过功名，所以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很是了解，比如他说：“凡新进士释褐，必在国子监，是日祭酒就座受拜，戒不得动，相传头动则害状元，左右手动则伤榜眼探花。”
看来当中央党校校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还需要练出定海神针般的不动之功，否则就会伤及一甲三人，诸如此类的记载最令人解颐，同时也能了解作者对一些问题的态度。然王端履的口味却似乎与大多数人有所不同，当年苏轼冒死吃河豚，执爨者以期待的目光等着苏轼评价河豚之味，究竟是不是天下至鲜，然东坡却半晌不语，令执爨者忐忑不安，再三追问下，东坡说了句“值得一死”。
作为美食大家的东坡能给出这样的至高评语，后世美食家当然要前赴后继冒死吃河豚，然而王端履却说：“余在清江浦，曾吃过河豚一次，大约味似螃蟹，而鲜嫩过之。”吃河豚能吃出螃蟹味，若他当时道出此语，不知道店家会不会把鼻子气歪了。众口难调应用到这里最为恰当，但也正因为有王端履这种异与常人的品味，方记录下那么多有趣的掌故，而如果没有钟妙明等人为此辛苦的付出，我等也难以读到这样的妙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北大图书馆编
民国三十七年北京大学排印本
今年八月初，我前往孔夫子旧书网给新作《书院寻踪》毛边本签名，在此见到了和老师。疫情以来，我很少见到朋友，故这天能够坐在一起聊天颇为惬意。签名完毕后，到他的办公室小坐，看到地上堆满了敞着口的纸箱，他说这全是他买到的有价值的史料，有线装书、平装书，还有手札，和老师视野之宽广一向令我叹服，而疫情期间他仍然豪气不减，这更让我感叹他有着超人的胆识。
和老师认为，有很多史料如果不尽快购下，很快就会不见踪迹，所以他努力地将这类书收集起来，以便做出相应整理，以此留下一份重要的记录。他说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类史料性的书越发地难以收集，而后他随手拿出了这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他说通过这本书录，可以看到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藏书真正的善本并不多，只是后来因为不懈的努力广泛收集，才有了今日宏大的规模。他取出的这册书乃是由胡适题签，附题写着“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随手翻阅书中的前言，原来收录的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里所展览的善本书目录，而我以往却未曾留意到还有这样一本展览目录。和老师看我对此书有兴趣，慨然举以相赠，我再三推辞而不获，于是欣然携归。
本《书录》的序言乃是毛准写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序中提到该馆还藏有一些善本书，因为场地限制无法参展，故本目录中未曾收录，但序中又称：“就是这样，比起民国二十一年张庾楼先生为本馆所编的善本书，差不多已多出一倍了。”六年的时间，北大馆的善本书增加了一倍多，可见那个时段是北大收书最多的时期之一。序中提到这次展览的书大部分是由赵万里和王重民两位先生揀选的，同时指出赵先生的选取主要是从李盛铎木樨轩旧藏中挑选，其中的日本版本则是由宿白先生选取，其余馆藏的挑选则出自王重民之手，毛准说，虽然他们三人的选择标准不能整齐划一，但都极其严谨，故本次展览能够体现出这三位先生的善本观。
以上提到的三位先生，在目录版本界乃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们选出的善本当然每部书都有其特性在。同时毛准说，本书录后面附有胡适校长的《水经注》展览目录，毛准解释说，这个目录不仅是给研究《水经注》者以重要指南，同时也是告诉读书人，怎样收集材料和利用材料的方法，这句话点明了版本目录学的特性所在。
虽然这本书的纸张已经脆化掉渣，但我还是翻阅完毕，以此窥得当时的善本观念。该目录以版本分类，分别列出了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我尤好奇清刻本列入了哪些书，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明版书都是寻常可见之物，而清版书能入选，必有其特性在。清版书之后排列出的则是钞本、小说戏曲，再之后则是日本刻本以及《水经注》展览目录。
本目录的编纂方式乃是书名大写，下注卷数，接下来小字注版本及册数，第二行起以小字的方式注明作者、作者年代、版本以及本书特色，同时也注出书内的藏书章，以此说明某部书的递传过程。这种编写善本目录的方式，被后世所沿用，尤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纂体例，完全与此书相同。
翻阅此书确实能够体悟到编纂书目者的谨严，从简单的几句提要就能了解到书籍的递传，比如宋刻本中的《苏文忠公集》，虽然注明仅存残页，但依然著录称，此残页是“宋眉山刻九行大字本，内阁大库书”。书录内注明“内阁大库书”者有多种，可见当年内阁大库散出的“八千麻袋”中，有不少稀见的宋版残本，经过一些藏书家的不懈努力，方得以保留下来，否则已成为了还魂纸。故每次看到这类书时，都会让我感慨那一代人对国家的责任感是何等之强。
书录中也会更正一些前人的误判，比如《苍崖先生金石例》，本书录将其列入了明刻本，同时以小字注出：“此本前人定为元本，今以纸墨及刊工体势观之，实系明成、弘间刻本。”可见赵万里先生并不排斥观风望气，他凭借纸墨的时代特征，断此书非为元刻本，而今虽然流行以科学的办法来断定版本，但是前人的经验仍应当继承。也许是人们习惯性的拔高自己的所藏，几年前某拍卖公司出现的同样一部《苍崖先生金石例》，仍然标明为“元刻本”。
以体量论，本书中著录明刻本数量最多，清刻本最少，而我最为留意他著录了哪些清刻本。比如有清乾隆年间卢氏雅雨堂刊刻的《金石例》，就内容而言，与上一部《苍崖先生金石例》是一样的，并且雅雨堂所刻该书并不稀见，赵先生何以收录呢？看小字所注，原本是顾千里根据元刻本及旧钞本批校了此书。顾批在清晚期已经广受人重视，显然本书录能将该书著录其中，不是因为版本，纯粹是因为顾批，只是本书中没有“批校本”这个栏目。
完全没有批校的清刻本，书中也有著录，比如清康熙间所刻《通志堂集》，这是纳兰性德的别集，虽然此书不多见，但能列入此目，也另有原因，本书的小注中称：“性德才华冠世，以长短句负重名，此本卷六至九为词，与他刻文字时有异同，可供比勘之助。”赵万里先生虽然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但同样是一位词学家，因为他当年就是跟随王国维学习词学。
本书后附有《图书馆概要》，藉此可以了解到北大图书馆早期沿革史，《概要》中记载了藏书大事记，其中列出了该馆整批得到古籍的经历，比如光绪三十年，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捐赠大批藏书，民国二十六年购入马廉先生收藏小说戏曲类典籍5389册，民国二十八年北平伪临时政府购买到李盛铎木樨轩藏书58419册，“拔交由北大保管，这一批书里面宋元刊本、稿本、精钞及明清善本甚多”，可谓是北大图书馆史上集中得到善本最多的一次。余外还列出多位藏家捐赠给北大图书的记载，这些说明了北大的公共图书馆大多是以重要藏书家的重要旧藏为基础，搭建出其善本馆藏。
《上书房行走》《觅理记》同款笔记本
我到孔夫子网给拙作《书院寻踪》签名时，孔网新书负责人刘宏先生拿出一些笔记本，问我是否有这些，我说以往见过一款，但封面颜色与此不同，当时和老师在场，他立即拿出几种来送给我，和老师说，虽然这不是书，但也是一种与我的书有关的文创品，留起来了也算是一种纪念之物。
这两种书均为海豚出版社所出版，当时俞晓群先生主政该社，他是一位颇具情怀的出版家，为了满足一些爱书人的偏好，他会将一些出版物变幻出多个花样，比如我的几本书，有的出版了十种封面，但我仅见过其中几种而已，为了配合新书发行，海豚社还制作了一些同款笔记本，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些笔记本还有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封面。记得当时有人诟病于海豚社出的书花样繁多，买不胜买，我记得当时俞先生冷静地跟我说，现在大家报怨品种多，有一天想要这么多品种都不可得了。果然，俞社长退休后，海豚社更改了出版方向，再未见到这种出版营销方式。而和老师赠给我这些笔记本，也算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种特殊纪念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