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范式与非理性

来源:Gotham公众号(ID: Gotham_Ninja)    

作者:宁梓涵

本咕咕咕时隔半年又回来啦!

接上回书,“科学哲学”是对科学本身的思考,囊括了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否可靠,科学的终极目标等等难以回答的问题。由于上面这些问题都过于艰深,所以我仅仅希望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阐述(也仅仅从单角度进行讨论):

  1. 科学是什么?科学究竟是不是探究真理的路径?

  2. 科学的结构是什么?

  3. 科学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它究竟可靠吗?

在《科学本身真的科学吗?》中,我们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些让人幻灭:

  1. 我们现在认为的“科学的正当性”可能是源自于一种“科学霸权主义”:首先,我们难以厘清科学的定义,难以确立科学的准绳,因此难以评断“XX是否科学”;其次,我们进入“科学的话语体系”,给某物冠以科学的名号,实际仅仅是给某物赋权的过程——因此,从“XX是科学的”推向“XX是正确的/是真理”这层逻辑实际是非理性的。

  2. 通过科学可能无法认识真理/世界的实质:首先,真理是否能够被人所认知,这个问题在哲学上仍未有定论;其次,现代科学的论证逻辑本质上是归纳逻辑,而归纳的正当性不可被理性证明。

在得到上述(可能)令人沮丧的结论后,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呢?科学的发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篇我会从库恩的角度出发,去回应最开始提出的后两个问题:科学的结构是什么?它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它究竟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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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与科学范式

在论证第一个问题(科学究竟是不是探究真理的路径?)时,我们主要基于大卫休谟、卡尔波普尔和福柯的思想,论证的结果一言以蔽之——科学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正确、可靠和接近真理。而这类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哲学理论,实际是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旋律,也是整个20世纪讨论最集中、最热烈的哲学领域。

然而,这三位哲学家虽然对“科学”有更深一层的思辨,却并未系统性地讨论科学哲学的问题。这时就应当请出今天的主角——库恩

库恩是20世纪(1922-1996)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其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当今科学哲学界不可回避的著作之一,而接下来的论述基本都是基于此书的。

在正式讨论库恩的学说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下,库恩本人是物理学出身,因此其提出的“科学革命”及“科学范式”的理论大多适用于目前的理学领域,对于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可能会有冲突;并且,由于库恩本人卒于1996年,因此对于更加新兴的学科其学说仍可能有不适用之地,大家还应当辩证地、反思地去看待其理论。

OK,铺垫完了,接下来就开始正式了解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理论。

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是:在库恩看来,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科学的结构是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库恩提出两个重磅的概念“科学范式”“科学革命”。乃至现在,这两个概念仍然在相关学说中不断出现、被化用,甚至有些成为“元概念”的意味。

所以这两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科学范式”就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在某一特定时间接受的一系列的基础假设。而“科学革命”就是从一个范式走向下一个范式的过程。在库恩看来,科学范式的科学革命的动力元素,而所谓科学的发展,也就是一次次科学革命、范式迭代的过程。

举个例子,牛顿设立并完善了经典力学这种科学范式,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作为新范式对牛顿的范式进行了革命(发生科学革命),之后的量子理论则又对爱因斯坦的范式进行了革命。

紧接着,库恩将科学行为分成了两类,其中一类是创立新范式,另一类则是范式下的解谜。当新范式出现,该领域内在此范式概念的指导下将涌现出许多新问题,其中有些是对范式的扩展,有些是对范式的验证,但总而言之解决这些范式下遗存的问题就被称为“范式下的解谜”。可以看出,创立新范式是从0到1的工作,而范式下的解谜是从1到多的工作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库恩也提出,一个新的科研人员进入某科学领域首先须做的便是了解当前的范式,并在该范式的指导下做一些解谜工作。但通常来说,科研人员是否能够超越解谜工作,从而创立新范式,却不仅仅是 在解谜活动中发现旧范式有纰漏从而创立新范式予以更正 这么简单。正如在(上)中我们提到海王星的发现历程——这是一个典型的解谜时发现旧范式存在纰漏的例证——但在此例证中,正是因为奥本·勒维耶一行人选择依赖旧范式而非直接推翻它,才有了海王星的发现。可见,在遇到解谜工作中遇到反例,科研人员会面临两种选择,即依赖范式或怀疑范式,而究竟哪条道路是正确的,并无法提前验证

牛头不对马嘴

不可通约性

接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研人员实际难以提前预测究竟是该坚持/依赖旧范式 还是 该怀疑/抛弃旧范式。库恩在此基础上更近一步,他解释说,实际范式与范式间仅存在差异,而不存在优劣,即绝不能说新范式优于旧范式,甚至不应把两种范式拉到一起讨论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即“范式间仅存在差异而不存在优劣”。

要讨论这个问题,则需要站在之前所讨论的“真理/世界的实质是否可知”的结论基础上。即在库恩看来,如果两个范式可以相互比较,那么就说明一定有一种通用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此二范式。然而,如果此通用标准存在,那么此标准便应当是唯一的范式

从而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如果范式间仅存在差异而无有好坏,便不应当将其放在一起讨论。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库恩认为,不同范式的支持者根本无法充分地交流彼此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的范式起点于不同的理论系统,而如果其基础不同则很难在同层面进行讨论——这就是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更简化地理解即是,两套范式自不同的公理演绎而来,如果两方支持者互不理解、认同其公理,便无法讨论。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旷日持久的中西医之争。这场争论在库恩看来,就根本不应当发生,而即便争论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结论——因为其是根源不同的两种范式,不可通约。

科学信仰

理论附和

总结上方的观点,1)在出现反例时,科研人员无法提前预测应当坚守旧范式还是抛弃旧范式;2)范式之间仅有差异而无有优劣

在此基础上,库恩更进一步提出,科学革命并非是 因为新范式较于旧范式更加正确,我们便接受新范式、抛弃旧范式 这么简单。他认为,由于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家是人,而人是非理性的。因此,新范式的推出和广泛接受实际并不取决于新范式正确与否,而取决于信念。也就是说,与其说科学的发展是逼近真理的过程,不如说是从一个信奉转换到另一个信奉的过程

这个结论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所以让我再来回顾一下库恩的论证。

首先,库恩提出了一个概念——理论附和。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理论中立”的。

“理论中立”是指,科学能够提供中立的、客观的看法——这也是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基本认知。但库恩要驳斥这个观点——他认为“理论中立”实际是一种幻觉

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其依据有三点。

第一是观察悖论:即库恩认为观察数据总会受到理论假设的影响,科研人员想要得到与各自理论假设无关的纯粹数据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不可去除之偏见:简单来说,即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育程度、流派等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断提到,康德、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都对此做出了很精彩的回应,较为好理解的是培根所提出的“四种假象”。

第三则又谈到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问题,即我们能不能探究客观事实(在此不再赘述)。

由此来看,“理论中立”是不存在的。

而更加令人好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相对主义悖论”。即,如果你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那么你会认为真理是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你接受之前所论述的“范式之间只有差异而无有优劣/对错”的说法,那么真理就绝不可能依托范式存在——否则真理就是相对的(就无法称之为“真理”)。因此,真理并非依托范式存在,但说科学依托范式存在则没有什么问题

立足于此,可以看到库恩已经把科学从探究真理的神坛上请了下来。紧接着,库恩所作的事情便是把科学拉回社会情景——即科学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实践的社会行为

具象地来说,科学大厦的根基并不像我们想象得如此牢固,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全部)是建立在人类的非理性上的。某个科研人员,之所以笃定某科学范式的正确性,实际是出于他的信仰而非其他。因此库恩提出,要论证我们为何笃信某范式,不应去诉诸科学/范式本身,而应当去讨论社会态势及历史因素。也就是说,科学革命实质并非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学现象。而这种想法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不谋而合(也许是库恩受到了福柯的影响)。

多解释两句。库恩实际无法想象科学共同体是客观理性的,而出现科学革命(范式转换)绝不是因为新范式更接近真理,而是由于其他社会因素——这是一个语境问题,或者是话语权的问题。譬如,中药与西药之争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掺杂了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的一个复杂辩题,是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争这样一个语境下产生的。所以,我们时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很多激烈的争辩,譬如反转基因之战,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科学问题,但实质上还是社会学问题。

总结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最初提出的三个问题:

  1. 科学究竟是不是探究真理的路径?可能不是。

  2. 科学的结构是什么?本质是科学范式更迭的科学革命。

  3. 科学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与其说科学的发展是逼近真理的过程,不如说是从一个信奉转换到另一个信奉的过程,科学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当然这个总结看起来过于武断,具体论述还是应当看正文。

以我自己看库恩的经验来说,其“科学范式”和“科学革命”的理论并难以嵌套所有的学科和情境。对于某科学领域,从主流学说A至主流学说B的转换,是否能够视为范式的转变,抑或仅仅是对旧范式的扩展和补充——这个问题都极其难以辨析。而当前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论中,“范式”一词被极其严重地庸俗化和滥用,具体情况还应具体讨论。

在我看来,库恩非常伟大的一点在于,给“科学”松绑,提出科学大厦根基筑于非理性,从而能从一个更加宽阔的语境下谈论科学。

而对于更多的科学从业者来说,其指导意义反而在于:提醒科研人员反省自己对当前所在领域的范式的理解是否准确、深刻,在此基础上,自己能够做出的贡献是完成解谜活动,还是创立新范式。如果非理性一定存在,那么厘清自己究竟笃信什么且为什么笃信就变得十分重要。

写在最后:

写系统性的东西实在是太累了,库恩的书读了一年多了,好多理论都忘掉了(尴尬

或许碎片化的更一更也可以,不过也可能还是咕咕咕吧……

reference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福柯《知识考古学》

本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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