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这个时代，就只能想办法过好一点
现代人的生活，“效率”是不可回避的关键词，我们总希望找到一个既有的“成功模板”，搭上一辆飞速前进的列车，径直走向目的地。
陷在这样的情绪里，比较和焦虑就无法避免，鲜明的欲望和无法达成的疲惫感交织，让生活变得愈加无法忍受。或许，我们需要另一种解法。
前段时间，复旦大学青年历史学者、看理想App王牌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撰稿人之一和“声优担当”段志强做客《理想青年》，和我们聊了聊他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来源 | 看理想·理想青年
（文字经删减编辑）
1.
兜兜转转的人生，很有意思
Diana：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奇怪的经历，比如开奶茶店、馄饨店，当公务员，后来才回到学校。您重回学校继续研究思想史的原因是什么？
段志强：我要先抗议一下，我现在也很年轻好吧！还处在很多奇怪的经历当中。大学毕业后兜兜转转一圈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以后，也出于个人原因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看见什么有趣，都想去弄一弄。
我一直想多谈谈公务员，因为很多朋友说不定本身就是公务员，还可能处在要考，或者决定以后要不要考公务员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从公务员体制中出来，回到学校，主要是对公务员的工作不满意。在老家当公务员时，我经常会想工作应该有几个标准。第一，赚得多。第二，比较清闲，可以开心地过自己的日子。第三，有成就感，能真的做一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要求不高，这三条满足一条就行。
但是，算来算去，这三条当时都不满足，我就有点郁闷。刚好那时候，顾长卫导演的《孔雀》在放映中，电影是在附近我很熟悉的一个城市拍的，讲一个年轻人有梦想，后来却没能实现的故事。这部电影对我有很大刺激，我想：管他呢！就去考研究生了。
为什么学思想史是一个很简单的利害权衡。我一直对古代的中国政治思想感兴趣，考研时就在北大的政治学和清华的历史学之间纠结。最后其实也没有很纠结，因为历史学比政治学的英语国家线低5分，我觉得我的水平大概就在这5分之间，后来就成了葛兆光老师的学生啦。
Diana：还真就是“5分的命运”，当年葛老师说他之所以选北大的古典文献学，也是因为贵州只有那一个名额。
段志强：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大家经常拼命地想给某些事找一些“高大上”的原因，但历史的面貌是由未来决定的，我们怎样理解过去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决定的。你的选择对不对，也不是选择本身决定，而是由选择后面的发展过程决定。
那些玩弄历史的人，把历史中某些情节强调出来，又把某些情节磨灭下去，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顺理成章”。
Diana：通过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改变大家对思想史的看法，是您研究思想史最大的理想吗？
段志强：差不多是这样。但总的来说，我只是自己喜欢各种各样奇怪的知识，没有想创作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或者去改变什么，我能改变自己就不错了。以今日之我纠正昨日之我，我就超级开心，也就这样而已。
DIana：您所说的好像是现在更容易实现的一种理想，而不是史书里写的那种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大理想”。
段志强：告诉你一个秘密，史书里的“大理想”也是编的。说实话，理想这种东西，是你晚上喝多了，或者走在一个风景特别优美，可能只有月亮和虫鸣相伴的地方，才会偶尔想一想的。人生中99.9%的时间都不会想这些事。
最近我听到《教父》（看理想有声书）里有一句话：“大多数年轻人在拥抱自己真正的命运之前都走过很多错路。”这才是比较真实的。
Diana：现在很多人希望找一个具体的“成功学范本”来复刻成功之路，或者说想抓住一个灯塔般的存在来指导自己。如果没有这个“灯塔”，可能就不清楚该走哪条路。
段志强：我说说我的体会。实际上，人生的改变是通过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完成的，一个是准备，一个是机会。准备我们可以控制，机会不能。当你听别人分享经验的时候，你得意识到，他是在讲他的准备，还是讲他的机会。如果在讲机会，那对你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机会是偶然的。但如果在讲准备，是可以学习这套先行经验的。
至于机会什么时候来，这很难说。但我也得说句“鸡汤”，只要你准备足够，机会总归会来。如果机会不来，说明你的人生还不够长，继续活下去就好了。
Diana：不会出现准备了很长时间，机会一直不来的情况吗？
段志强：除非很特殊的情况。历史典故中有一个人一直研究“屠龙之术”，他一直在准备，却从来没机会，别学这种就行。
另外，这或许也与时代有关，有的时代机会很多，你什么都想搞一搞，可能来不及准备；有的时代则万马齐喑，没有机会。这是大时代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其实从历史上看，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错生了时代，但赶上了只能适应，然后尽可能在这种状况下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有时我遇到一些不开心、不顺利的事，就会想到黄宗羲的经历。明朝灭亡了之后，黄宗羲加入了抗清斗争。有一次，他送朋友上战场，月光下的大海上，一艘小舟里，黄宗羲在干嘛？他在研究数学，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天文历算学家。
他家破人亡，在那种情况下还在研究数学。我们现在肯定比不上黄宗羲当时的处境，所以我就意识到，目前这点小挫折不算什么。
历史读多了就会有这种影响，就像你刚刚问到有没有“灯塔”，黄宗羲就是我的“灯塔”，但他不是告诉我什么具体的经验，而是提供了一种精神。
2.
生活容易被虚幻的东西左右，
忽视真实的人之间的连结
Diana：唐诺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声誉》，谈论声誉、权力和财富这三个人非常看重的东西，书里写现在的人可能更看重权力和财富，因为这是生前就可以享受的东西，而声誉也许是死后才能得到。
我就想到，如果我准备了很多，得到了机会，即便最后它没有办法变成财富或权力，但如果它能给我带来声誉，那可能也是挺成功的一个结果。
段志强：我觉得那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结果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多多少少有一些声誉，不一定很大，有十几、二十人认识你，觉得你很好，那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过去人讲孝顺父母的最高表现是什么？是显亲扬名，让父母声明远播。这并不是说要挣钱或者当官，古人讲得很明白，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么别人就会说，父母把他养得很好，这才叫显亲扬名。
这其实显示出一种人和人的连结，别人从心底里认可你，你才会有声誉，但权力和财富很多时候都是让人被迫接受的。
人生的意义在哪儿，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谁都想过，但我越来越觉得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人之间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平时的生活被很多虚幻的东西左右着，有时候真实的人反而会屈服在虚幻的东西之下，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虽然历史本身也在不断制造虚幻的东西，但是因为历史是对事实的追求，所以如果用合适的方式，那它也有可能增进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我觉得这很棒。
Diana：你觉得《全球史》这个节目可以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有它自己的声誉吗？我们在为之努力，但是我非常担忧。
段志强：你小时候有没有被老师骂过“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耳旁风”是个非常美妙的词。我们做的这个音频节目，能在一些朋友的“耳朵旁吹过一阵风”，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在节目里讲过一个比喻，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撒一把种子，撒下去后，有的发芽了，有的没发芽，发芽的有的长成大树了，有的没有长成，或者是长成了一棵小树，这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而且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它有没有影响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事情做完之后我们已经变成历史了，我们究竟怎么样也是由后面的发展所决定的。其实我们也是别人撒出的种子。
Diana：我觉得，可能我想学历史或者走学术这条路，也是因为我的导师给我撒了这样的种子。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改变了他的学生对世界的一些理解和一些选择，我希望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段志强：作为老师，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话。但做老师有时候也会让我有一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并不是在知识上的对错，而是在观念上。我无法肯定，我说出去的一定是对的，我也没办法保证我给别人的影响一定是正向的，所以我在上课或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对涉及到立场的问题都非常谨慎。
平时上课时我经常会说，“对于采取什么立场，可能大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搞清楚事实究竟是怎么样，这是历史学的本质。”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搞清事实，那之后，也许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看法，我不想拿我的立场去影响别人。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时代在变，价值观也在变，今天东风明天北风，吹来吹去，立场是流动的，我只能很保守地认为事实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我觉得历史这个学科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所在。
3.
我们的一切努力，
是在理解或许“不可理解”的人类社会
Diana：您讲到历史学的价值，之前您在看理想的另一个节目《开学七问》里有讲到，您认为历史的价值很大的部分是对社会运行方式的理解，有了这个理解，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
我联想到最近看葛兆光老师的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人文学科的价值是什么？他当时说的是，帮助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文化认同。这是不是证明，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价值是千差万别的？
段志强：历史学的一个原则是，当你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得注意它的上下语境，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这个话的，不要把所有的话都看成永恒真理，或者是，认为说话人只有这样一个想法，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是有多层次的，不同的答案不代表它们互相冲突。
比如，我那句话的意思是，现当代大学体系下的这种历史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怎样在历史的维度里理解社会运行上。认真推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历史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社会。
但是我的终极看法是，我觉得人类社会可能最终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人的行为本身最终是不可理解的。
当然，有很多行为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也有很多行为是不能解释的。一杯水里撒上一勺盐，它是盐水，撒上几颗盐，它也是盐水，所以只要有一些是不可理解的，这个社会就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不可理解，所以我们也只是努力地用各种方式来理解它。在社会科学层面，我们当然可以说，历史学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但它还有超越这个层面的东西，就是它人文的部分。
因为现在的历史学已经相当科学化了，它对过去历史学的某些做法就有点“嗤之以鼻”。比如以前讲“天下大势”，现在就觉得这是玄学；过去的人有时候会对一些大人物莫名其妙地崇拜，现在我们就努力用各种现实的因素去解释这些人物的行为。
但历史当中可能确确实实有要通过感觉去把握的东西，就像个人和人群的关系一样，我觉得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也是处在这种科学和“玄学”之间。
Diana：您如何看待像《全球史》这样的，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课程的意义？
段志强：我非常不喜欢科普或者普及这样的词，因为这个词暗示一种单向的知识传递的关系。它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些知识权威坐在那里侃侃而谈，然后大众边听边点头边记笔记。
但是历史领域的知识普及本身不应该是这样，它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教授们所讲的内容和大众的需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不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能来做知识普及，有些人的研究领域就不合适。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知识产品，都是受众、出品方、主讲人三方共同讨论的。比如，《全球史》这个节目的番外我们经常大段引用听众的留言。
这不是普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知识流通行为，流通是多向的，我从大家那儿学到了东西，大家也许也从我这儿学到了东西。
更多的情况是，可能谁也没学到东西，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讲故事讲得很开心，大家听故事听得也很开心。听完这么多故事，可能记住的有限，但是传达了一种感觉：原来人类之间的联系这么密切，原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有这么悠久且多元复杂的来源，那节目就已经非常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