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为何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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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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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兹扰明朝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巨盗王直在杭州被斩首。
几乎就是在同一年，一位叫弗朗西斯·德雷克的伦敦青年驾驶着一艘单桅帆船开始了自己的首次航海之旅，他将在后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海盗之一。
和最终落下骂名的“大盗”王直不同，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英国最有名的英雄之一，有一首民谣唱道：“当英格兰面临危险，听船舱中德雷克的鼓声响起，那是沉睡在吊网里的老船长回来了，他会和敌人浴血奋战，一如往昔”。
◎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铜像
这两个东西方著名的大海盗看似并无任何交集，其实两者的人生经历都跟某个“宝藏”联系在一起。
这个“宝藏”就是让无数商人、水手和浪人为之疯狂的远东贸易网络。
王直最早其实并不出名，只是东南沿海无数靠走私“讨生活”的小商人中不起眼的一个，直到加入到同乡许栋、李光头海商集团里，王直才走上了发达之路。许栋、李光头集团是当时东南沿海实力最强、船只和人员最多的海上走私集团。
在东南沿海，海上走私活动一直处在剿而不灭的状态。但从明朝中期开始，走私的规模和参与人数急剧扩大，并诞生出许栋这样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因为新的玩家葡萄牙人开始加入到远东贸易中。
无视明朝政府对日贸易禁令的葡萄牙人，和明朝、日本的走私商人联合起来，大作走私生意，用石见银山出产的白银换取中国出产的生丝、绸缎、红绳、、清漆、瓷器等卖回日本，以获取巨额利润。
这种简单直接的走私活动比起过去用日本的刀剑、手工品换取东南亚苏木、胡椒，再用苏木、胡椒换取中国生丝等货物的三方贸易更节省时间，利润更丰厚。
由于有了葡萄牙人这个有本事、有经验的中间商协助，中日两国的走私集团都疾速壮大起来。
葡萄牙和走私者的主要贸易中转地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
◎ 德雷克的环球探险 (1577-1580年)
根据旅行家门德斯·平托描述，双屿有葡萄牙人1200人，其他国家的基督徒1800人，设有葡萄牙市长、法官、文书和办事员等，每年交易的白银超过三百万两，几乎每个加入到双屿贸易的人财产都能迅速增长三到四倍。
这样的发财良机不但吸引了许栋、李光头、王直这样胆大的违法之徒参加进来，甚至还引起了远在欧洲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垂涎。
由于葡萄牙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新教徒们并不清楚东亚贸易的内情，在他们想象中，日本是一个土地里能生出黄金的国度，葡萄牙人用日本生产的黄金去购买泉州的胡椒和宝石，然后整船的运回到欧洲。
为了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东方（包括印度）的贸易主导权，英国人从16世纪初开始就坚持不懈的派遣探险家寻找抵达东方的道路。
◎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路线图，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通向东方的航路
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寻找东方的探险家中的一员。
虽然在现代人们提到德雷克就把他当作海盗的样板，其实德雷克那几次著名的掠夺远航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劫掠财富，而是寻找通向新大陆和东方的商路，从而利用贸易活动分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财富。
在1577到1580年的英国人首次环球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因为洋流的缘故漂流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如果他们在今天加州海岸附近开始自己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或许就能顺流直达日本。如果是这样，英国人干预东亚贸易的时间会提前几十年。
德雷克或许是英国无数探险家中最幸运的一个，他不但达成了环球航行，还在旅途中夺取了西班牙的巨额财宝。但和其他的探险家们一样，他也带回了关于海外世界的种种信息。
◎ 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当代复制品
英国人此后逐渐掌握了从朴茨茅斯出发抵达北美东海岸的最便捷航路，以及从西非塞拉利昂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道路。
在德雷克第一次到达远东20多年后，一艘搭载英国水手的荷兰商船漂流到日本海岸，英国人从此开始介入远东贸易。
当英国和荷兰千方百计想要在远东贸易宝藏里分一杯羹的时候，原本应该作为远东国际贸易主导者的明朝政府却在为日渐繁荣的走私贸易烦恼不已。
在明朝看来，无视“片板不可下海”的海禁令的不法之徒、倭寇以及凶暴的“佛郎机夷”（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聚集在东南门户宁波附近，是对明朝海防的巨大威胁。
◎ 王直袭扰路线图
1547年，以刚正廉洁闻名的官员朱纨上任浙江巡抚。
浙江巡抚一职原本就是为了防备倭寇。但浙江沿海负责海防的文武官员早就被走私商们贿赂了个遍，这也说明中期的倭寇显然和百年之前只知道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同，他们活动的重心是中日之间的走私生意，为此走私商人们还主动向浙江官吏们付出一定报酬。
金钱贿赂对朱纨没有效果，因为这位以正直出名的官员原本就是被嘉靖皇帝派来解决拖延许久的浙江倭寇问题的。
为此，皇帝特别敕命朱纨统一掌管浙江和福建两处海防军队和船只，务求将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彻底粉碎。
朱纨上任第二年就部署军队对双屿岛展开进攻，将这个东亚贸易枢纽破坏殆尽，走私集团头目李光头和许栋先后被捕处死。王直等残部和葡萄牙商人则逃往南方，随即开始了对东南海岸的烧杀行动。
数年后，葡萄牙官方以约束本国商人的烧杀行为为条件，被许可在澳门租住房屋、建设码头以及和明朝进行合法贸易。自然，这样的贸易规模非常有限且处在明朝政府的严厉管束下。
王直等中日走私商人只能另觅谋生之道，他们在日本的五岛设立根据地，继续在东南沿海大搞走私贸易。明朝政府虽然花大力巩固海防，却始终无法根绝这种走私活动。
◎ 中日走私贸易处于明朝沿海官员的庇护下
出于无奈，浙江官吏们最后只能采取招抚手段，许诺王直如果能够主动擒拿其他走私商到案，就可以批准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
王直积极响应浙江官员们的招抚，主动擒杀了几个名气稍逊的走私头目，在讨好浙江官府的同时确立了自己在中日走私贸易上的垄断地位。
就这样，在浙江方面的默许下，王直在定海附近的沥港重建了中日民间贸易基地，中日葡民间贸易从不合法走向了半合法，从而规模进一步扩大。
◎ 日本长崎县的王直铜像
1553年，明朝中央获得情报，王直等走私商人在沥港重新集结，走私活动比过去更加猖獗，于是再次派总兵俞大猷等进攻沥港，将王直驱逐出浙江沿海。
被官府夺去了生计，走投无路的走私商人们联合起来，对明朝东南沿海进行大规模劫掠。入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海盗骚扰，史称“连舰数百，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 电影中的王直形象
王直第二次被驱逐以后的几年是明朝倭寇之乱最凶猛的一段时期，沿海走私集团的武装几乎洗劫了浙江全境。这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除了有对捣毁其贸易据点的明朝官府的报复意味，目的还是为了震慑官兵，以便继续其走私事业。
由于倭寇活动愈演愈烈，甚至发生小股倭寇流窜至南京城下，辗转杀伤数千人的恶性事件，明朝政府不得不屡次更换东南海防的负责人，而后来陆续上任的东南海防大员们开始尝试着和日本方面进行接触，并试图劝王直归降明朝。
1555年，新上任的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派出特使前往日本和王直接触，提出只要王直归降，就开放中日民间通商，王直对此非常高兴，不但一口应承投降之事，还给胡宗宪的特使引见了几个日本海盗出发地的大名，商谈一旦招抚成立，就全面禁止日本人的海盗行动，展开正常的中日通商。
1557年11月，按照约定，王直率领千余亲信来到浙江向胡宗宪投降，但不久之后就遭到明朝政府逮捕，两年后在杭州被斩首。
胡宗宪计擒王直后，又用同样手段逮捕并处死了海盗徐海、陈东等，又陆续消灭了浙江的其他海盗。但王直等人的残部仍然在福建和广东沿岸骚扰，后经戚继光、俞大猷等武将的浴血奋战，终于将沿海的倭寇全部肃清。
◎ 为了减少倭寇活动，隆庆皇帝决定有限度解除实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
1567年，为了避免沿海居民继续铤而走险下海进行走私活动，明朝终于决定有限度解除实行了二百多年的海禁政策，将福建的月港指定为中国人参与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出海贸易的船只限定为110艘次，出航时间，前去贸易的国家和贩运货物的种类，均进行了严格规定。一旦被查出船只搭载的人员、货物与发放船引不符，就有可能被判处“通番”罪。
尽管明朝只在最低程度上开放了民间贸易，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出海热潮，许多中国人搭船离开故土，前往西班牙控制的吕宋、葡萄牙控制下的巴达维亚和马六甲讨生活。
在1680年，7000人口的巴达维亚城里华人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根据泰国王室收取的针对华人的“系手税”金额推断，在18世纪初泰国有超过10万华人居住，差不多同时期，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也有超过10000名华人居住。
华人通过勤劳和精明在明朝开关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在东南亚扎下了根，并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当德雷克的后代们在17世纪扣开东南亚的大门，加入到东方贸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进取、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华人社会。
和王直这样在帝国体制边缘讨生活的天朝子民不同，德雷克从第一次出海就被官方赋予了合法身份。给予他合法掠夺西班牙宝船权力的，是一种古代中国人很陌生的叫做“战争私掠权”的东西。
古代欧洲国家和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中国不同，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强大常备舰队的资金，想要打击对方的海上航运和军事运输，就只能依靠个人武装起来的私掠船。
从近代国家尚未成型的中世纪开始，私掠船就被当成唯一可靠的海上武装被各国加以运用。
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国家给个人发放战争私掠权的例子，反倒是出现过将一些个人武装收编成为国家常备军的例子。而在欧洲，个人或是团体的武装船队代替国家进行私掠是重要的战争手段。而水手众多、民风彪悍的英国尤为擅长此道。
◎ 由私掠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正在攻击西班牙无敌舰队
作为英国众多私掠团队中的一支，德雷克主要的活动场地在西班牙的美洲。
正如前文所说，除了劫夺西班牙货运船和运宝船之外，德雷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情报。
16世纪的英国对新大陆的了解极为有限。关于北美东海岸的知识是探险家们一次次的远洋冒险经历积累而来的。
◎ 1591年的弗朗西斯·德雷克
1572年，德雷克在自己的首次美洲远征过程中穿越巴拿马地峡就是这样的地理探险。通过德雷克一样的私掠船主和探险家，英国人才可能获知新大陆的风向、洋流、气候和物产等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美洲殖民活动。
◎ 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
毋庸置疑，德雷克当海盗的水平的也是出类拔萃的，在1587年奇袭西班牙军港加的斯的战斗中，德雷克率领的英国舰队至少摧毁了25艘在建的西班牙战舰，焚毁了大批造船用的木材，使得筹备中的无敌舰队实力大受损失。
如果没有德雷克的这次大胆突袭，在一年之后的无敌舰队北伐之战中，英国舰队还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如果明朝政府能够网开一面，王直能够成为中国的德雷克吗？
至少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明朝政府有过一个身世经历和德雷克极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靠经营中日走私生意壮大、后来又投靠明朝成为水师将领的郑芝龙。
但郑芝龙的处境仍然和德雷克有所区别。在担任明朝海防负责人的同时，郑芝龙还在暗中从事明朝所禁止的中日、中荷走私贸易，官军的身份不过为其走私贸易提供一层掩护。
这种半官半匪的立场，也注定郑芝龙在紧要关头难以保持对明朝的忠诚。他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德雷克，而是在明清易代之时做了政治的投机客。
其实，无论是王直还是郑芝龙，都注定不可能为明朝起到德雷克那样的作用。这并非是由于王直等人天性凶暴、不可信任，而是东西方海洋战略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 在东亚国家看来，海上贸易带来的好处微不足道
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封建政治的约束让中央政府不能高度汲取地方资源，政府的财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际间的贸易。
私人的海盗行为可以打击敌国海上贸易，私人进行的探险活动能为国家开辟新的和贸易市场，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在探险和海盗这个方面达成了高度统一。“利用海洋获取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是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海洋战略的核心。
如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海洋是经济性的，那么对于东方的儒教国家来说，海洋则是政治性的。
海洋对士大夫/儒家化的武士/两班来说有两重作用：一是宣威，使者们远渡重洋，展示人君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地位；二是隔离，利用波涛汹涌阻隔华夷往来，维护“中华”道德礼教的优势。
不止是明朝，其他受到儒学影响的国家也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政权稳定后实行禁海。
这其中不乏曾经受到过外国很大益处的政权。曾经退避到越南南方一岛的阮氏政权在得到法国传教士的船只和火枪援助后打败北方西山政权，完成越南统一。
但仅十余年后阮氏政权就做出驱逐天主教、全面禁海的决定。可见海禁政策并非只有明朝一家采用。
事实上，除了孤悬海上、以贸易立国的岛国琉球之外，东亚诸国大都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东亚国家对海禁的热衷可以找到经济学方面的解释。实行编户齐民的大陆型国家的财政基础是田赋、人头税和劳役，关税对财政的贡献很少。
如日本在实行海禁政策后规定，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能前来日本贸易，每年贸易总额不超过一万贯白银，这个数额只相当于日本全年商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
明朝在隆庆开关之后，每年收入的关税白银不足三万两，并不足以称作是明朝重要的财政收入。
关税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如此之低，导致东亚各国在实行海禁时并没有太多财政上的担忧。
◎ 海盗的个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完美结合是欧洲各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原因之一，图为1581年4月，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登船赐德雷克皇家爵士头衔。
对于明朝来说，开放民间海上贸易、尤其是和日本的民间贸易还有特殊阻碍。明初朱元璋大力肃清文武重臣的时候，将“勾结倭寇谋逆”作为一项罪名屡次运用。
其实就连当时的人也明白这是一条莫须有罪名。当时的倭寇多半是因日本战乱而出海为寇的沿海居民，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实力颠覆明朝政权。
可是朱元璋一心将“通番谋逆”罪名安在被罪之臣头上，断成铁案。这样一来，日本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海外麻烦来源地，有明一朝在跟日本进行朝贡往来时都倍加小心，开放民间贸易更是成为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