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哲学重实际而教育轻实证？

由阅读引发的思考

最近看了两篇文章，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希望我的思考，能博各位一笑。

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学者王东岳写的《无用的哲思》，一篇是网友憨爸在美国写的《亲历美国校园比赛》。

《无》文谈到，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在地球东西两端几乎同时产生了耀眼的哲学思潮。比较而言，西方的希腊哲人研究的都是些“无用”的东西，什么数学啊、逻辑啊，这些既不能帮助生产也不能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玩意儿；而东方的战国诸子研究的，都是很实用的政治策略，什么仁义周礼啊、王霸之道啊，都是实打实建设理想家园的国策。

《亲》文描述的是一场发生在硅谷的校内科技比赛。比赛前10名中有9名印度裔的获奖者，而学校里面有1/4的学生是华裔！获奖的项目不仅有脑洞，更有实用性：比如用太阳能为非洲提供廉价的电力。不少读者留言感叹，中国的孩子们啊，一没动手实践的环境、二没接受过创新的教育。

从这两篇文章中，我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在务虚的哲学领域，中国人体现出极大的务实；而在务实的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却相当的务虚。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这倒是蛮中国的。

这虚实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呢？是基因的突变还是岁月的进化？我极力想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一条线索，能解释这个有趣的现象。奈何智商有限，遂请教了两位女士。一位是新一线城市某名校的新晋副校长，一位是正在美国读书的终身教育实践者。

我并没有直接从她们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通过她们的帮助，我首先对西方的虚者虚之、实者实之有了一个脉络上的理解。

希腊哲学除了数学和逻辑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质疑”。徒子徒孙们一方面高举前辈的大旗，一方面光明正大的把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踩在脚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爱真理”实际上就是最好的“爱吾师”。吾师的真理是否就是我所爱的真理呢？必然要经过检验才知道的，而检验真理的最佳办法，就是实证。一旦在实证过程中，已知的真理出现偏差，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实证工作去打磨出新的真理。年深日久，现代科学体系由此而衍生出来。所以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实证是极其重要的。

由质疑而实证，这是我得出的西方“哲学虚而教育实”的发展脉络。

那么与之对应的中国的脉络呢？搜刮肚肠许久，只找出“忠诚”二字来尝试一下。

诸子百家的崛起，可以看做是有思想无实权的“士阶层”积极自救的一场运动，所以不像希腊哲学那般的空中楼阁。诸子们都是忠诚于自己的思想的，或是不辞辛苦的奔波、或是不避斧钺的前行、或是不羁于名利的逍遥；各种思潮的最终归宿，是个能懂他爱他信他由他的君主，于是忠诚就转移到那个愿意投资自己理论的王侯。忠，本来是双向的，君待我以国士，我以国士报之。但是在集权的改造下，忠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要服从就要统一思想，我教什么你学什么，我说什么你信什么。不必求证，也不许求证。所以东方教育对知识的灌输和考核远重于实证。

由忠诚而服从，所以“哲学实而教育虚”，这逻辑还说的过去么？

在谈到国内当下教育的时候，我所求助的那两位女士不约而同的用了同一个词：“奴性”。这可能就是“忠诚”发展到现阶段的结果？

由思考引发的搜索

我上网查询了一下美国关于教育目标的信息，并没有官方说法，找了个比较全乎的（图片可以点击放大）。

图片来源：http://59.80.44.100/www.ascd.org/ASCD/pdf/journals/ed_update/eu201207_infographic.pdf

1934年——培养年轻人使之有能力成为社会的一员

1948年——德才兼备

1957年——成为民主社会中有道德、有创造力、有成效的三有新人

1964年——把读写社会改造成学习社会

1991年——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人性的觉醒

看看咱们的。显然，目标要宏大的多（图片可以点击放大），而且好像和四十年前没什么区别：

对比这些措辞，东西方的教育目标在陈述中是不是也体现出一实一虚的差异？所以在教学一线实践中的不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很多人对于现行的教育体制感到不满。转一发黑人小哥对教育体制的吐槽，我觉得大家会有很多共鸣的。

对于那位教师朋友而言，在强大的制度面前，体制内从业者的挣扎往往显得很苍白，但是希望总还是应该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回归诸子群贤的初心，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而非庙堂，也算是文化的自我救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