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解读“洞穴隐喻”
洞穴隐喻
格劳孔坚持要苏格拉底讲述更多关于好的理念的东西。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他没有能力把一种关于好的解释给他。但是，他同意给予他一种对好之产物——太阳——的解释。太阳在可见世界中是什么，好在可知（intelligible）世界中就是什么。
苏格拉底通过画分线描述了事物的存在和理解它们的能力。灵魂从认识的最低水平即想象（imagination），向信念（trust）、思想（thought）、最终是最高水平即理性（intellection）发展。但是，苏格拉底在此表明，这不是一个仅仅取决于天分和努力的简单运动。有强大的力量阻挡着哲学探求。发现这一探求，具有从束缚（bondage）中解放出来的特征。
苏格拉底的“洞穴隐喻”
（本文选自《人应该如何生活》，作者阿兰·布鲁姆）
苏格拉底有很多象喻，在其中最为打动人心的一个象喻中，他把我们的处境比作囚犯在洞穴中的处境。我们为黑暗所包围，我们了解自己和世界的唯一方式来自对墙上阴影的观察。但是，尽管有黑暗，洞穴中也有一束光亮；我们拥有的暗淡阴影，就是因那束光亮而得以可能。而且，少数人可以从洞穴中出来。
我们的生活混合了丑陋和崇高的可能性。启蒙运动，顾名思义，相信光亮可被带入洞穴，阴影可被驱散；在这一观点看来，人们可以生活在完美的光亮中。苏格拉底否认这一点；哲人不把光亮带入洞穴，他逃出到光亮中，并可以把少数人引向光亮；哲人是一个指引者，而非启蒙者（torchbearer）。
照亮洞穴的努力会弄巧成拙：一部分人渴求阴影。光亮将被弄暗淡，将被歪曲；它在洞穴中不会提供真正的明晰。同时，那些拥有上升到光亮之冲动的人，则会被看似基于理性的神话所劝阻，以致再没有任何别的他们可向之上升的光亮了。因而，解放和灵感的唯一来源将从洞穴中消失。
启蒙运动教导说，洞穴可以被改变；苏格拉底则教导说，洞穴必须被超越，而且，这一超越只能为少数人所完成。
苏格拉底
只有通过不断回溯到分线，我们才能理解洞穴。洞穴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了关于教育的人类处境？囚徒们据说戴着镣铐，并被迫看各种影像的影像——洞穴墙上的阴影。
线段的最低水平属于阴影和映像，理解它们的能力被称为想象。这是被歪曲的、不清晰的影像的水平，而与其相应的能力也完全不可靠。
为了辨别影像，我们必须把它们与以它们为影像的原物相比照。这些原物，是我们对其拥有自然意识的事物——植物、动物、人造物，等等——亦即我们通过感觉意识到的各种多。理解这些原物的能力或许可被称为信念，它是知识的起点。
我们对这些事物不拥有充足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解释我们如何认识它们，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是我们通往实在的入口，是把我们引向原因或理念的暗示；线段的更高水平专注于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我们对它们的意识虽不完全确定，但是，一种对它们的普遍怀疑将会把我们引入虚无；它将不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之所以被称为信念，正是因为它抵制了对于它所理解的东西之存在的怀疑。
知识或哲学是对这一自然意识的澄清和表达。想象之所以不是知识的起点，是因为它既不能区分什么仅仅是一种阴影，亦即一种由我们的心智视力之特质或起反映作用的媒介之特质所导致的歪曲，也不能区分什么是对实物的精确反映。只有意识到一个影像只是一个影像，才有可能判断它的真正特性，而为了拥有这一意识，想象必须得到信念能力的援助。
但是，谁经常相信影像是真实的事物呢？谁错把映像（reflections）当作被反映的东西呢？为何苏格拉底坚持我们的处境是错把影像当实在之人的处境？这么说似乎更合理：我们太把实物（objects）当真了，我们没认识到原因或第一原则的重要性和更高的实在。怎能说我们是被束缚在线段的最低水平？
答案似乎是：洞穴即城邦，我们对城邦的依恋把我们束缚在关于事物的某些权威意见上了。我们不是将人们看作他们所是的样子，而是看作他们被立法者和诗人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一个希腊人看事物的方式，不同于一个波斯人看事物的方式。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如第五卷中讨论的赤裸问题，或者牛之于印度人的重要性与其他人相反，以便认识到，由法律或习俗所建构的各种各样的视野是多么强大。
立法者和诗人是这些视野的制造者；或者，用洞穴象喻的象征来说，他们是携带雕像和其他事物——囚徒看见了其映像——的人。这些实物不是自然的；它们自身是自然实物的影像，被精巧的技艺制作得看起来像它们的原物，但同时却被改造以满足那些技艺家们的特别兴趣。换言之，我们并非直接看见事物，而是通过我们被教导的有关它们的意见来看见事物。这些意见不是对自然的精确反映，而是被改造以适合城邦的需要。这些意见专为使一个人热爱其城邦而被设计出来，因而，它们必须使城邦具有各种特别的重要性，而其自身在自然中却没有任何根基。
理论人不会相信这些意见，作为理论人，他对这些意见从而对它们所捍卫的城邦没有任何特别的关注。但是，公民的世界总是一个自然与习俗的混合物，并且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首要和最艰难的任务，是分离按照自然存在的东西和仅仅由人所制造的东西。我们的洞穴墙上的图景看起来非常真实，表象（representations）的两个来源被技巧性地缠绕在一起。我们之所以依恋幻想（illusion），是因为它建构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并为我们的特殊存在赋予意义。
哲学或科学，仅仅关怀人或城邦，而非这一特殊的人或这一特殊的城邦。几乎没有人——且绝对没有城邦——可以忍受这一观点。
在色诺芬提供的对苏格拉底之信念和实践的解说（《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一章）中，苏格拉底举例阐述了这一点。苏格拉底常常告诉他的朋友，技艺或科学可以教给一个人如何很好地播种或如何很好地建造房屋，但它不能告诉他，他是否将收获他已种下的作物或住进他已建造的房屋。科学对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那些对此难以忍受的人们，需要一种理性的补充物；他们必须求助于德尔斐神谕，求助于神圣，以便满足自己。因而，正是我们对自己的东西的热爱，把我们束缚在洞穴中，为了向上移到知识的分线，必须克服这一强大的激情。
这么做的必须离开其亲属的人，会被那些人视为一个叛逆者，他将放弃提供给加入他们的自我欺骗行列之人的奖赏，并面临遭受他们的法律所规定的惩罚之危险。这些都是把我们和洞穴及其影像捆绑在一起的种种束缚。打破这些束缚需要罕见的激情和勇敢，因为我们灵魂中的狮子——血气——守卫着地牢的大门。
分线和洞穴教导我们，有两种对心智的致命诱惑。第一种诱惑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洞穴中影像的重要性，并指派他们自己当那些影像的保卫者，这些人从而是哲人的指控者。他们通常是具有很高智力的人，由于不愿弃绝他们及其人民的特殊经验的魅力和重要性，他们被迫憎恶理性。他们是任何导向普遍性之物的敌人，是任何会倾向于摧毁异质性、特殊性和独特性之物的敌人，是它们依附其上的各种方式的敌人。
这些人的支配性特征是虔敬，而虔敬时常转化为盲信（fanaticism）。这些人位于人民的领袖之列，并充当人民信念的保护者。对他们天性的这一解说，矫正了人民可以轻易被说服接受哲人为王的这一观点。
毕达哥拉斯
另一个巨大的诱惑则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过于轻易地被解放出来，且未在洞穴中学习他们必须学习的有关人和灵魂的东西。这些人位于线段的第三水平，以数学家为最佳代表。
他们逃避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中，并为自己命令和解释那一世界的理性能力所迷醉。可以应用到所有事物的数的同质性，允许他们把世界上所有的特殊性简化为统一性。他们易于遗忘他们自己的开端或原则本就令人怀疑，易于遗忘不同种类的事物具有自然异质性；他们对性质上的差异，从而对理念，是健忘的。
正如虔敬的人因为理念威胁了他们的世界的异质性而对理念抱有敌意，这些有能力的人因为理念威胁了他们的世界的同质性而对理念抱有敌意。这些就是在观望天空时掉进窟窿中的早期哲人，阿里斯托芬嘲弄的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科学不能理解人这一唯一有理解能力的存在。
这两种诱惑为人的两种最高贵的技艺所援助：诗和数学。这两种技艺都是必要和有用的，但二者都倾向于使自己摆脱哲学，并强化对哲学的敌意。
为了抵制这些诱惑，一个人的理性必须既勇敢又节制。在他对哲学的改革中，苏格拉底展示了这些德性必须被结合起来的方式。一个人必须在他探求所有事物的第一因时以及在他拒绝接受洞穴的神圣意见时，是勇敢的。但他也必须是节制的，并因害怕被刺瞎从而无法辨别不同种类的事物而不直接看太阳。他必须只看太阳的映像和太阳所照亮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一定不能试图直接领会存在，而必须努力在关于不同种类的存在物的意见中去辨别存在。辩证法，友好谈话的技艺，正如苏格拉底所实践的，是这一勇敢和节制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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