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抄本石头记前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石头记》
1962年春，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一部《红楼梦》抄本，研究认为属于早期抄本，李福清与列宁格勒分所的孟列夫合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发表在《亚洲人民》1964年第5期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红学专家的注意。因此本收藏于列宁格勒，故学者简称这个抄本作“列藏本”。如今，列宁格勒已恢复旧称圣彼得堡，学界在提到这个抄本时，或仍称“列藏本”，或改称作“在苏本”、“彼本”、“俄藏本”等等。综观历史和现实，称“俄藏本”似更妥帖。
此本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库尔良采夫带回俄国。库氏系俄国派往清朝的第11届东正教使团中的大学生团员，1830年来华，1832年因病提前回国，此本即那时被带回的。起初，此本留存于俄国外交部图书馆，后移交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1932-2012）
1964年，李、孟介绍此抄本的尺寸为18.5×25.5厘米，其后的文章关于抄本用纸尺寸的描述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我带皮尺测量得该书尺寸为16.5×25.5厘米，版面尺寸为12.5×17厘米。
该本现存一至七十九回（中缺第五、六两回，第七十九回包含其他抄本第八十回内容），分装五函，每函七册，共三十五册。该书流入俄国前曾经重装，其后未再装裱，外函套为硬塑料类的材料制成，非传统中式，东方所的研究人员认为是俄国制造。
从拆装的痕迹判断，装裱前，原书破损较为严重，中缝多已开裂，据首尾破损的情形判断，原书为五回装订一册，在带离北京以前曾经重新装修过，改为每二至三回一册，原书的第五、六两回系重装后的一册，佚失。重装时，使用乾隆《御制诗》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做衬纸，翻面对折，中缝粘合。乾隆《御制诗五集》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则该抄本重新装裱的时间应在清嘉、道间（道光十二年之前）。
俄藏本的封皮系土黄色的封皮纸，正文用纸经检验为竹纸，这种上好的竹纸产于我国的福建山区，纸龄约二三百年。
翻检乾隆《御制诗》一至五集，均为竹纸印制，俄藏本用纸与之相类。《御制诗》的用纸出自清乾隆朝无疑，抄本的用纸也是这一时期前后的竹纸。
俄藏本上有三处纸张生产、销售过程中留存的钤图。这三处钤图是无意中发现的，2012年6月26日下午，当核对到第二函第四册第28页，即第二十六回第1页时，我发现内衬衬纸不是《御制诗》，而是一张单页的竹纸（检全书这样的单页衬纸共有10处），衬纸上面没有字，却隐约有一个长条状的蓝红图案，随即用双手撑开衬页，请摄影师Svetlana女士协助拍了照片。
整个核对工作结束后，6月29日晚上我又将五函三十五册书重新归位核检一遍，对照记录，又把有竹纸衬纸的页码抽出细核，发现第四函第四册第27页，即第五十六回第1页，也有长条状的蓝红图案。我与当晚陪同工作的工程师Oleg先生费了很大的周折拍得了一张基本满意的照片。
回国后于核对扫描文件时，在第五函第二册第45页，即插装第六十五回第30页处，又发现一处藏于装订线边上的红色图案，似是一处长方钤章的一侧。求问东方研究所的波波娃所长，他们拆开了书，呈现整个图章作：“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
对于这几种钤于纸张上的图案，相关专业人员告诉我，这样的图案在明清时期的古籍善本中经常可见，应当与造纸的厂家和售卖纸张的纸号有关。我在核实作为衬纸的清高宗御制诗时，也发现了类似的图记、图章，如：《御制诗初集》上、《御制诗二集》上、《御制诗三集》、《御制诗四集》上、《御制诗五集》上。从所附图中，我们知道，在乾隆御制诗印行的清乾隆朝近五十年当中，所用的纸张上大都钤有生产和销售环节留存的图记、图章，由于钤图的形式、图章的样式大多类似，从而提示我们这些纸张大致是同一地区、同一时间段的产品。
《俄罗斯圣彼得堡藏石头记》用《御制诗集》做衬页，隐隐可见
蓝红图记是纸厂的标记，我们很难据这些不完全的图案判读出这些纸张出自哪个纸厂，但是，凭这些纸张上的钤图均为蓝红图案，而且图案类似，可以确定是同一类纸。根据图三所示“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同图八所示“隆兴礼记顶/拆荆川太史”的比较，可以判断俄藏本抄书用的纸张与《御制诗五集》所使用的纸张都是“荆川太史”纸，这一点应是可以确定的。
在我们所见到的史料中，最早提到“荆川太史”四个字的，是叶梦珠（1623——康熙中叶）撰于清初的《阅世编》：“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驯至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年），每刀不过一分八厘。自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闽中兵变，价复骤长，每刀又至一钱四五分，往往以浙中所产丑恶者充卖。至十五年丙辰九月，耿藩归正，而后纸价渐平。今每刀七十张，价银三分五厘，庶几去旧不远。至康熙二十六年，每刀不过纹银二分，竟复古矣。”（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中华书局，2007年，第182页）叶梦珠的这段记载除了具有明清经济方面的研究价值外，还为我们解读“荆川太史”提供了其他很有价值的信息：一是告诉我们荆川太史连纸是竹纸，二是这种上好的竹纸产在福建。台湾大学中文系张宝三先生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中，介绍了钤于台湾大学图书馆藏《十三经注疏》中之《毛诗注疏》（清重刊汲古阁刻本）上的红色长方印记，文字内容为：“福建/安隆盛号本/厂督造洁白/荆川毛八太/史纸货发行”，（张宝三：《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十二月，第39期，第220页）也可证明生产“荆川太史”纸的安隆盛号厂址在福建。
关于造纸材料，我国各地所用的不尽相同，据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造纸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麸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五，中国书店，1991年，第156页）这份琐记指出了福建人造纸是以嫩竹为原料的。同时蒋玄佁先生在《中国绘画材料史》中也说：“荆川一带产品所出有连四等纸而较厚，但所谓荆川帘一名称，在清代则为竹纸。”（蒋玄佁：《中国绘画材料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66-67页）蒋先生的说法，再次印证荆川帘（连）为竹纸，而荆川似是指代地名。前段调查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验室的易晓辉先生在介绍“古筐将乐纸”时，也肯定地说古筐也是福建的地名。张宝三先生论文中介绍的另一处钤图也可证明“古筐”、“荆川”为同一地区，这处钤图钤于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的《徐霞客游记》（清初抄本）中，钤图也为红色长方印记，文字内容为“(前缺)厂督造古匡/荆川太史纸”。（张宝三：《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十二月，第39期，第220页）关于太史连纸，在白木先生整理的《古代名纸的演变与鉴赏》中是这样介绍的：“太史连纸：纸质骨立，正面光滑，背面稍涩，无草棍纸屑粘附。韧性比棉连纸差，纸料很细，色黄。清朝康熙以后印书，多用此纸。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全都采用太史连纸。”（白木：《古代名纸的演变与鉴赏》，《中国印刷》2003年第1期，第119页）太史连纸在田洪生先生编的《纸鉴》上的描述是：“色呈浅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帘纹明显。清内府刻印图书用纸。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的殿本《古今图书集成》所采用的两种纸，一种为开化纸，另一种为太史连纸。此纸又称连史纸。”（田洪生编：《纸鉴》，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页）而对于连史纸，白木先生的文中称：“又叫'连四纸’、'连泗纸’，纸质较厚者又称为'海月纸’。原产于福建邵武，以及闽北地区和江西省铅山县一带。采用嫩竹做原料，碱法蒸煮，漂白制浆，手工竹帘抄造。”（白木：《古代名纸的演变与鉴赏》，《中国印刷》2003年第1期，第119页）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对“荆川太史”纸已基本可以确定它是产在我国福建地区的一种上好竹纸，多为清中期宫廷刊刻图书所使用。为此我又翻查了《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查得在乾隆末年的一次购置印刷材料的记录：“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办买棉连纸，价银12457.6两；办买太史连纸、毛头纸、黄笺纸、黄布包袱等物料价银4381.5两。”（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广陵书局，2007年，第408页）因数据所限，祗查到这样一条与购买太史连纸有关的记录，但联系乾隆六十年《御制诗五集》的刊刻时间，这批太史连纸或许与此有关。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的《御制诗五集》中，就有一处钤图为“隆兴礼记顶/拆荆川太史”（见图八），足可证明《御制诗五集》的用纸是荆川太史纸。
几处钤章在“荆川太史”上边都有“顶拆”二字，而“顶拆”何解，也是困扰我良久的难题。2012年底，面询《纸和造纸》杂志副总编、中国工商大学的刘仁庆教授时，刘教授不厌其烦地予以指教，又与同专业的老师共同探讨，并翻出老版《康熙字典》查考，最后从顶、拆的字面意义破解，认为可能是“精选”的意思。
俄藏本在重装时以乾隆《御制诗》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作衬纸，这在前辈学者的以往报告中均已提到，这次核验，我也特别查看了衬纸的情况，每一页都从双层纸（一层是抄书的竹纸、一层也是竹纸，印制字体阔朗的乾隆《御制诗》，用作衬纸）的中间撑开，对衬入的《御制诗》集、卷、页逐项进行核对并做了记录。
乾隆皇帝《御制诗集》
经核查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御制诗五集》共五十六册（含目录六册）、一百一十二卷（目录十二卷）、3773页；俄藏本中衬纸部分使用了其中的二十册、三十九卷、1095页。
经核对北京大学图书馆乾隆《御制诗四集》（影印本）和台北台湾大学藏《御制诗四集》共五十六册（含目录六册）、一百一十二卷（目录十二卷）、3689页；俄藏本中衬纸部分使用了其中的十一册、二十一卷、650页。
俄藏本经重装后现存三十五册，分装五函，总页数1755页。重装时使用《御制诗》做衬纸，《四集》使用650页，《五集》使用1095页，同时使用空白竹纸十页。
对俄藏本重装使用《御制诗》的情况我只就便做出了资料统计工作，而对重装时何以如此使用清高宗的《御制诗》作衬纸，详细破解，难度很大，鄙人才疏学浅，识见有限，不敢强作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