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经典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
中评社北京3月22日电（实习记者 李欣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经典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讲座于2021年3月18日下午两点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主讲，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杨原主持。讲座中，秦亚青教授介绍了其对中外经典思想与国关理论与学科之间关系的思考，阐释了其对经典思想抽象化、理论化的理解，并简要介绍了该领域的前沿研究。
【西方政治理论源于西方经典思想】
国际关系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文化中的知识资源。对此，秦亚青提出如下观点，一是经典思想具有理论构建的巨大潜力；二是经典思想不应被囚于某个单一领地；三是经典思想最可借鉴的是概念及其凝练。秦亚青指出，现存的三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来源于西方，都是在西方经典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中，“无政府性”假设来源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定，而“无政府体系”事实上就是一个缺少“利维坦”的体系。利益假定的最直接来源是马基雅维利的“手段－目的”说，即“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权力观的最直接来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秦亚青指出，沃尔兹结构化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不在于内容，而在于逻辑和理论的建构。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开创性在于其原创理论的提出，其基本论断是“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Behavior of a state＝fun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秦亚青指出，《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幻想》等著作虽紧密联系了现实政治，但本质上还是建立在沃尔兹论断上的“半创新”。
自由主义理论启发于康德、洛克、亚当·斯密和格劳秀斯等人的论着。英国学派具有很强的格劳秀斯色彩，这里秦亚青提到他与英国学派学者的一次对话，当他向对方询问英国学派的主要来源时，得到的答案就是格劳秀斯。
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得益于韦伯、涂尔干、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学说。秦亚青强调了维特根斯坦通过教学实践的方式探究语言这一实践产物对人类思想的建构作用。他还提到了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瑞·布赞（Barry Buzan）合撰的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秦亚青肯定了该书的基本观点，即“国际关系理论是经典政治哲学思想与国际关系现实结合的产物”。
【中国学派与中国经典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沟通中产生的】
秦亚青指出，中华经典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学派产生于中华思想与西方经典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沟通之中。他强调，过去对中国经典思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化与哲学区域，但安于一隅是不足取的，对中华经典思想的研究需启迪其他学课的理论创新。
谈及如何将中华经典思想如何用以启迪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秦亚青举例说明了中国经典中所存在的“整体性”、“关系性”和“道德追求”。
一、世界的整体性：天下
何为天下？出自《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只有王权思想，还蕴含着统一、整体的概念。
二、人类社会的关系性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从这句话中可以抽象出如下观点，即关系规范界定了人与社会秩序。这一点与梁漱溟的“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体本命，也不是社会本命，而是关系本命。”的论述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将其概念化为关系性，即relationality一词。
三、人的终极追求：道德
“内圣外王”的概念可以抽象出以下三个观点，一是和谐身心，即道德修养是一切善治的根本。二是和谐己他，即以道德修养深厚之君子为前提。三是和谐世界，即以和谐关系为基本标志。
【从经典思想到国际关系理论】
讲座最后，秦亚青强调，经典思想的理论转化需把握四个核心要点，即抽象化、概念化、自洽性与合逻辑性。应首先从经典中抽象出核心内容，接着将核心内容概念化，使其具有无外性（non－exclusivity）的特征，最终形成一个能够逻辑自洽的体系。
对于经典思想中较少直接讨论国际关系的问题，秦亚青表示，我们可以从其他领域的论述中抽象出国际关系思想。例如，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压迫理论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对两性关系和对核心性边缘性的思考。秦亚青指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既然可以从霍布斯思想中看到丛林体系、从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看到国家利益、从赫胥黎思想中看到权力竞争，那也同样可以从孔孟学说中看到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治理，从老子学说中抽象出万物之道与道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