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敢：《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三）

七、关于《金瓶梅》版本的悬案与论争

关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美国的韩南，台湾的魏子云，中国大陆的孙楷第、周越然、刘辉、王汝梅、胡文彬、周钧韬、鲁歌、许建平、潘承玉等在这一研究领域用力甚勤，其中刘辉承前启后，成就最著，可与鸟居久靖、韩南鼎足而立。
《金瓶梅》版本主要有四类：
(1)抄本
今已失传。但最早透露《金瓶梅》抄本传世信息的，是袁宏道《锦帆集·致董思白书》。
袁宏道的信写于万历24年10月(一说万历23年深秋)。而据考证，万历17年，王肯堂“以重资购抄本二帙”(《山林经济籍》)；
万历20年(一说在万历20－21年间，一说在万历25年以后)，屠本畯在王肯堂家和王稚登家读到《金瓶梅》各2帙(同上)；
万历22年秋至23年10月(一说万历24年)董其昌与袁中道谈及《金瓶梅》（《游居杮录》)；
万历26－27年间袁宏道只“见此书之半”(同上)；
万历34年袁宏道向谢肇淛索书(《与谢在杭书》；
万历35年屠本畯为《金瓶梅》写跋(《万历野获编》)：
万历37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万历野获编》)。
如果说万历45年丁巳是《金瓶梅词话》初版的时间，那末《金瓶梅》抄本流传的过程，至少可以说，自万历17年至万历45年，有28年之久。

袁宏道画像

最初藏有《金瓶梅》抄本的有王世贞(《山林经济籍》)、刘承禧(《万历野获编》)、徐阶(同上)、董其昌(《锦帆集·尺牍》)、袁宏道(《与谢在杭书》)、袁中道(《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同上)、文在兹(《天爵堂笔余》)、王肯堂(《山林经济籍》)、王稚登(同上)、丘志充(《金瓶梅跋》)、谢肇淛(同上)等12家。
这12家中拥有全本的是王世贞(《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徐阶(《万历野获编》)、刘承禧(同上)、袁中道(同上)、沈德符(同上)；
握有部分的是文在兹(《天爵堂笔余》)、谢肇淛(《金瓶梅跋》)、丘志充(同上)、王肯堂(《山林经济籍》)、董其昌(《锦帆集·致董思白书》)、袁宏道(同上)、王稚登(《山林经济籍》。
其中王肯堂、王稚登为2帙（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董其昌、袁宏道为“十三”（谢肇淛《金瓶梅跋》），邱志充为“十五”（同上)，而谢肇淛当为“十八”（同上）。

沈德潜画像

至少有8个问题值得今后继续探讨：
王世贞家的全本来自何处?
徐阶家的全本来自何处？
袁中道的全本来自何处?董其昌的“十三”来自何处?
王稚登的二帙来自何处?
王肯堂的二帙来自何处?
邱志充的半部来自何处?
文在兹的残本来自何处?
一般说，《金瓶梅》抄本当有一个同一的出处。
目前可以考知的，抄本曾先后在北京、江苏(松江、苏州、金坛)、湖北(麻城)等地收藏。
但这个同一的出处在哪里，目前不得而知。
从这一同一出处传出后，又分作几条流传路线，目前不得而知。
抄本在这几条路线上传来传去，面目各自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目前不得而知。
后来的刻本《金瓶梅词话》采用的是哪条路线上的抄本，目前不得而知。

王世贞画像

小说在抄本阶段书名为《金瓶梅》(《锦帆集》、《山林经济籍》、《游居杮录》、
谢肇淛《金瓶梅跋》、东吴弄珠客《金瓶梅跋》、《万历野获编》、《味水轩日记》、《天爵堂笔余》)，或曰《金瓶梅传》（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金瓶梅》跋）。
据薛冈《天爵堂笔余》，书前有东吴弄珠客序。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原本实少53回至57回，遍觅不得”。
《山林经济籍》：“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
在屠本畯写作《山林经济籍》的年代，《水浒传》不论繁本、简本中的100回、102回、115回、120回、124回，后来的分卷一般在10－20卷之间，似以20卷本为多。

《水浒中传》

《金瓶梅》书帙既与《水浒传》“相埒”，亦当有10－20卷的份量与分法。
谢肇淛《金瓶梅跋》：“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记载的正是这一事实。《新刻金瓶梅词话》分为100回，而抄本“实少53回至57回”，当亦是这种份量与分法。
因此，其拥有抄本全部者，当有1－52、58－100回，实缺第11卷53、54回、第12卷55－57回。
据袁宏道《致董思白书》，袁宏道只有抄本的前段。
这一部分按谢肇淛《金瓶梅跋》的说法“得其十三”，则袁宏道手中的应是第1－6卷(全书以20卷计)，如果以《金瓶梅词话》为据，小说故事刚演到“西门庆生子加官”。
所以万历34年袁宏道尚说“第睹数卷”(《万历野获编》)。
至于袁中道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游居杮录》)云，只是约略言之而已。
谢肇淛《金瓶梅跋》“于丘诸城得其十五”。
此“丘诸城”手中的抄本，当在第7—20卷之间（自然无第53－57回）。
而谢肇淛“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的抄本，则已有十分之八的份量（除去第53－57回，当时传世的抄本，谢氏实已拥有近十分之八点五）。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也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谢肇淛分析他手中的抄本份量用的是十分法，这说明他的抄本（也可说是董其昌、袁宏道、丘诸城的抄本）是10卷本而非20卷本，就是说不是他一般性描述《金瓶梅》抄本时所说的“为卷二十”的那种本子。
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则后来的10卷《新刻金瓶梅词话》，用的是与谢肇淛手中抄本同一个路线上的本子，极有可能就是谢氏藏本，在付梓时他还写了一篇《金瓶梅跋》，不知为何没有印在书上。

谢肇淛著

（2）词话本
又被称作万历本、说唱本、10卷本等。
关于《金瓶梅》刻本研究，有几个迄今众说纷纭的问题：
一是初刻本问题。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误读《万历野获编》有关记录，提出万历38年庚戌（1610）说。
孙楷第最早觉察其中有误，但未作辩正。
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改1927年《文学大纲》附议庚戌说的观点，猜测“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1933年他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却又说此词话本非初刻本。
庚戌说影响了半个世纪，1955.4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亦用此说，直至1978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著《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79年朱星还据此提出“洁本”、“秽本”概念，认为庚戌本“本无淫秽语，本非淫书……到吴中再刻本大加伪撰，改名为'词话’成为淫书。”
韩南《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没有明说庚戌本，但认为初刻本当在万历三十八、九年。
1934年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虽然没有沿用庚戌说，但他说：“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
而吴晓铃“始终认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早刊本，亦即第一个刊本，在明神宗万历45年丁巳（1617）'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个本子”（《〈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
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黄霖《金瓶梅大辞典》等与吴晓铃所见略同。
魏子云《金瓶梅探原》据《吴县志》考定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时间在万历41年，具体否定了庚戌本的存在。
其后，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据《浒墅关志》附议魏说。
周钧韬与李时人《〈谈金瓶梅的初刻本〉补证》还具体推断初刻时间在万历45年冬至万历47年之间。
小野忍《金瓶梅解说》“认为《金瓶梅》初版问世在万历45年以后，或者更大胆一些推测，将《金瓶梅词话》作为《金瓶梅》的初版也未尝不可”。
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认为“沈德符和薛冈……目睹的《金瓶梅》最早刻本，所指皆为(已经失传的)万历45年东吴弄珠客序刊本”，即“《金瓶梅》最早刻于万历45年”。
雷威安《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亦认为初刻以万历45年较为可信。
刘孔伏、潘良炽《金瓶梅研究三题》亦认为“万历45年刻本即初刻本”。
鲁歌《关于金瓶梅的抄本、刻本、作者问题》据“《万历野获编》全书完成于万历47年新秋”，判断“初刻本必发行于万历47年新秋以前”，“初刻本名为《金瓶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
许建平《金学考论》亦认为“《金瓶梅》可能是原刻的书名”，其初刻时间则“在万历42－43年期间”。
另外，关于初刻的时间，张远芬《金瓶梅新证》主张万历41年，邓瑞琼《再论〈金瓶梅词话〉的成书》主张万历42年。
关于初刻本的付刻人，张远芬《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刘孔伏、潘良炽《金瓶梅研究三题》认为是刘承禧；陈毓罴《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则认为是冯梦龙。

孙楷第像

二是一刻、二刻、三刻问题。
吴晓铃、马泰来、魏子云、雷威安等主一刻说，即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此一版，但对刊刻时间，吴晓铃、马泰来、雷威安认为是万历45年，魏子云认为在天启年间。
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韩南、刘辉、周钧韬、鲁歌、邓瑞琼、郑庆山等主二刻说，但说法又有不同。
郑振铎、周钧韬认为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沈德符所谓“吴中”本与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二刻；
韩南认为是万历三十八、九年刻本与今存词话本二刻，而“现存的最早版本是161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问世的”；
鲁迅、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认为是庚戌本与丁巳本二刻；
刘辉认为“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万历45年原刊本的翻刻本”，“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这一刻本大约刊于天启元年”；
鲁歌认为是刊于万历47年以前的《金瓶梅》与今存词话本二刻，并据小说第14－61回的“花子由”到“第62、63、77、78、80回中，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为'花子油”，判断“今存《金瓶梅词话》……全书刻完当在1621年，即天启元年”；
邓瑞琼认为是万历42年的初刻本与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二刻。
朱星最早提出三刻说，认为庚戌本与丁巳本中间必然还有一次续刻本，正是这次续刻，“贪财图利的书贾延请文理不通的文人大加伪造，改写题目，又加了回前的诗曰词曰，又加了淫秽的大描大绘。”
陈昌恒《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亦主三刻说。
许建平力主三刻说，其《金学考论》单辟一章专论版本，把崇祯本以前的刻本依次称为甲刻本、乙刻本、丙刻本。
所谓甲刻本即初刻本，名为《金瓶梅》；
所谓乙刻本“名叫《金瓶梅传》”，“刊刻的时间为万历47年前后，薛冈见到的包岩叟寄给他的'刻本全书’就是这个乙刻本”；
所谓丙刻本即存世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它“除了名字改换外，其他不过是对《金瓶梅传》的照印”，“这一刻本翻印的时间必在……万历48年之后”。
另外，吴晗主多刻说，如前述不赘；
魏子云又有三次成书说，认为抄本《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政治讽喻的小说”，不修改不能出版，沈德符等人于万历34－43年修改成功，《新刻金瓶梅词话》“是第二次改写本”，“所谓崇桢本又改自《金瓶梅词话》”等。

郑振铎像

三是序跋问题。
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前有三篇序跋：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慈眼堂本无廿公跋，后来的崇祯本、第一奇书本无欣欣子序)。
许建平认为甲刻本《金瓶梅》无任何序跋，乙刻本《金瓶梅传》始有此三篇序跋。周钧韬、鲁歌认为初刻本有东吴弄珠客序，而无法断定是否有其他序跋。
刘辉则明确认为初刻本有东吴弄珠客序而无其他序跋，“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翻刻时加上了欣欣子序和廿公跋”。
黄霖《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认为三篇序跋均为《金瓶梅词话》而作。
邓瑞琼《再论〈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却认为初刻本就有欣欣子序、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其翻刻本，翻刻时加上了东吴弄珠客序。
王利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认为是袁无涯初刻的《金瓶梅词话》，他在初刻时加上欣欣子序、廿公跋，所谓欣欣子、兰陵笑笑生等，均是袁无涯的化名，而廿公则是僧无念。
徐恭时《白衣秀才在平湖》则认为东吴弄珠客乃董其昌。
而刘孔伏、潘良炽《金瓶梅研究三题》认为东吴弄珠客是刘承禧。

董其昌画像

四是53－57回问题。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然原本实少53回至57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
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韩南《金瓶梅版本与素材来源研究》认为沈氏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看叙事之中是否有任何令人瞩目的不协调之处”，二是“比较一下一二个常用词在这些章回中的用法是否与这部小说其余章回中的用法相吻合”，而这二个问题便是判断53－57回是否如沈氏所说的标准。
韩南下了相当大功夫也用了相当大篇幅检讨了这二个问题，结果关于第一个问题“证明第53－57回是补写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在A版(按即词话本)的第55－57回中，或者在B版(按即崇祯本)的第53－57回中，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可以考证的苏州方言，或者至少没有任何将使这些章回与作品的其余部分显得截然不同的方言”。
韩南认为最早的A版只重写了53、54回，最早的B版全书经删节、订正，其第一回经窜改。
他因此假设一个53－57回系补写的版本，“这个'假设的版本’似乎有可能就是沈德符所说的那个版本，要不就是从它直接派生而来的版本”。
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拿这五回与全书相较，或依样照描，或矛盾抵牾，俯拾皆是”，结论是“确系补以入刻”。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却认为“词话本53－54回与前后文脉络基本贯通，语言风格也较一致。
而崇祯本53－54回在语言风格上与前后文不相一致，描写粗疏……如果沈德符所云'陋儒补以入刻’的话写在崇祯初年，这补入的文字，可能指20卷本之53－54回，而不是指10卷本《金瓶梅词话》。”
魏子云《沈德符论金瓶梅隐喻与暗示探微》异曲同工，得出与王汝梅同样的结论。
马征《金瓶梅中的悬案》认为“沈德符所见到的初刻本《金瓶梅》今已失传，其第53－57回有可能是'赝作’；沈德符未见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这5回，不能说是'赝作”。
邓瑞琼《再论〈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发现这五回并非一人所为，亦非一时之为”，其“53、54两回可以连贯，而与其前后不贯串”、“55、56、57三回各不连贯，且各与书中有关情节有出入”便是证明，她认为“《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抄本汇集本，书的各'部分’间，只有来源之别，而无'赝’正之分”，她否认“原本实少53回至57回”，也否认有所谓“陋儒”临时将“赝作”“补以入刻”。
许建平《金学考论》第五章为《第53－57回探原》，他详尽考察了这五回与原书的差异以及这五回之间的差异，结论是“小说第53－57回的确如沈德符所言，是由他人补入的”，但“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大体说来第54回前半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为一人所写，第54回后半回'任医官豪家看病症’则为原作者手笔，第53、第55、第56、第57共四回为一人所写”。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开首一章就是《〈金瓶梅〉53－57回真伪论》，其通过全面考察表明“五回脱离了词话本使用方言词的惯性系统”，“五回的艺术描写水平远逊于词话本的整体水平”，“五回的情节与生活逻辑和词话本的情节逻辑相抵触”，“五回的人物刻画背离了词话本的性格逻辑”，结论是“词话本53－57回确为陋儒补作；
陋儒有两个，一个补作了53、54回，另一个补作了55－57回”，“第二个陋儒为了弥合补作与原作的缝隙，又在59、60、61诸回中插入了不少文字。”
郑庆山《金瓶梅新考》“主要结论是：一、《金瓶梅》第53－57回为后人补作，53、54两回为一人，55－57回为另一人；二、南方陋儒据书前原著总目补撰，但与前后各回原著乖违不协，疏漏脱节”。
王利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论》认为补写这5回的是袁无涯。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五是存世《新刻金瓶梅词话》版本分析问题。
词话本目前计有四个本子传世：原北平图书馆藏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
北图本有墨改痕迹，系保管者或阅读人随手的校订，并缺失第52回的第7、8两页；
慈眼堂本除无廿公跋外余均完整无缺，然文旁圈点与北图本有异；
栖息堂本略有缺叶，其第5回末页异版，有十行文字明显不同，总少5行97字，又卷首的廿公跋与“四贪词”次序颠倒；
京大本残存23回。关于京大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从行格、字样来看，被推定为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后印本(崇祯间?)”，韩南《金瓶梅版本考》：“此散落不全之版本，显系甲版本之一(北图本)之翻版”，黄霖《金瓶梅漫话》同此。
丰田穰《某山法库观书录》则说；“(慈眼堂本)京都市京大支那研究室存有残本”。
一说是北图本的复刻本，一说是慈眼堂本的同版本，看来说得都不如魏子云《金瓶梅的传抄、付梓与流行》准确：“藏于京都大学的残本，也证明了它是(北图藏)词话本的同版”。
吴敢《〈金瓶梅〉版本拾遗》以京大本与北图本相校，赞同魏说。其余三本虽然行格、字体基本相同，但其版式、内容均有差异，当为不同版本。
对这一点，长泽规矩也、韩南、刘辉、黄霖等认识比较一致，但对孰早孰晚，则见仁见智：长泽规矩也《〈金瓶梅词话〉影印的经过》说：“慈眼堂所藏本大概是稍稍早印的版本吧”；
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说：“版本一(北图本)显为最早之刻本”；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说；“栖息堂本的文字更接近《水浒传》……如果承认《金瓶梅》故事来自《水浒传》……揆之常理，栖息堂本更接近《金瓶梅词话》的原貌。”
黄霖《金瓶梅漫话》则认为北图本最早，慈眼堂本虽与北图本同版而次之，栖息堂本最迟，“词话本至少印过两次”。

日本慈眼堂

(3)绣像本
又被称作崇祯本、说散本、20卷本、评改本、明代小说本等。
目前存世的约有十几个本子，各互有异同，均可认为不同的版本。
大概通州王孝慈藏本(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金瓶梅词话》时所选插图的那个本子，今下落不明)为初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甲本，马廉旧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盐谷温旧藏、今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周越然旧藏本，本衙藏板本，吴晓铃藏抄本等是一个系统上的本子；
上海图书馆所藏乙本、天津图书馆藏本另是一个系统上的本子；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长泽规矩也旧藏、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又是一个系统上的本子。
这些本子都是王氏藏本的后刻本。
另有一种《绣像八才子词话》(一名《绣刻古本八才子词话》)，傅惜华原藏，今下落不明，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列入绣像本系统。
对于绣像本的研究，鸟居久靖、韩南、魏子云、王汝梅、刘辉、黄霖等论述颇多，尤以王汝梅用力最勤。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关于绣像本，亦有几个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
一是刊刻年限问题。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称为“崇祯本”；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年代，则当在崇祯间”；
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王汝梅《金瓶梅探索》、鲁歌《简论金瓶梅的几种版本》等随后附议。
王汝梅则具体分析王氏藏本、北大本刊刻在崇祯间，而其他翻刻本均刊行在清初。
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据其版式断定为天启年间所刊。
陈昌恒《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认定在“天启元年前后”。
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认为“绝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而应当是清初，最早不能超过顺治15年”。
黄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认为此书刊行于天崇年间”。

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

二是作评写定者问题。
刘辉《金瓶梅版本考》等认为是李渔，黄霖《金瓶梅考论》等主张为冯梦龙，当然他们用的都是推测的口气。
顾国瑞《屠本畯与〈金瓶梅〉》则说“如果承认《金瓶梅》在成书以后仍经过一些人的润饰、加工，那末，王肯堂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三是绣像本与词话本的关系问题。
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绣像本)是修改词话本而成，大体上是确实的”。
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更具体分析了这一成书过程：“(说散本)对词话本的修订，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删削与刊落，修改与增饰……应当说，删削与刊落大于修改与增饰。”
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认为两者之间无直接关系。
魏子云《金瓶梅的幽隐探照》认为两者均有传抄本，是平行关系，而词话本刊刻在前，“推想20卷本在付梓之前，曾参酌10卷本的刻本，又加过一番功夫。也许，20卷本的底本在付刻时，仍有欠缺，不得不以10卷本予以抵补”。
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亦认为两者各自有其传抄本，但绣像本刊刻在前，“20卷本面世后风行一时，书林人士见到有利可图，乃梓行10卷本”。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则认为两者刊本均非原本面貌，还有早于两种基本版本的文本。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说得最为简要：“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以《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底本进行改写评点，它与词话本之间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姐妹关系……按合理的推测是，设计刊刻10卷词话本与统筹改写20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有可能在刊印词话本前后，即在进行部分的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接着继续进行改写与评点，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最后完成评改，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认为“这两个版本在其思想背景上，在其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其叙事风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显著的差别”，“以至于甚至可以说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

浦安迪像

(4)第一奇书本
又称张评本。小野忍、鸟居久靖、戴不凡、韩南、王汝梅、刘辉、黄霖、吴敢、王辉斌等对此均有研究。
普遍认为第一奇书以绣像本为底本，王汝梅《金瓶梅探索》更明确主张“北大藏本这种绣像本才是张评本的底本”，鲁歌《简说金瓶梅的几种版本》“认为张竹坡只读过崇祯本而未见到过词话本”。
第一奇书本目前存世几十种，其主要版本流传过程，朱星《金瓶梅考证》分为“有图无图二种”，目前则一般将其区分为有回评与无回评两个系列：无回评者有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皋鹤草堂本、本衙藏板乙本、六堂本等。
有回评者有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本衙藏板甲本、影松轩本、崇经堂本、11行25字本、四大奇书第四种本、玩花书屋本、目睹堂本、福建如是山房本、金闾书业堂本等。
这两个系列还有几个大体共同的现象：有回评者均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四大奇书第四种本另缺《冷热金针》)，无回评者不缺；
有回评者有图，无回评者无图；均有也仅有谢颐序(目睹堂本却仅有东吴弄珠客序)。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关于第一奇书本，也有二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原刻本问题。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原本未见”。
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版本考再补》均认为是康熙乙亥年的皋鹤堂刊本，“但它的下落不明”。
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据陈思相《金瓶梅后跋》推测原刻本“应在1684年康熙23年之前不久版行”。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认为是在兹堂本。
刘辉《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认为在兹堂本只是“第一奇书之早期刻本”，其“第一奇书之原刻本”应为康熙乙亥本。
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却认为“本衙藏版甲、乙两种为其他各种第一奇书祖本”，又说“本衙藏板乙本……只是在装订时未装入各回的回前评语”，他同样认为“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所少的《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亦系漏装，“如果是有意不装入此两篇，则可能有政治上的原因”。
其理由是“张评本回前评语与总评各篇、眉批、旁批、夹批是同一时期同一写作过程中的产品，而不可能分两阶段：先写总评、眉批、旁批、夹批，刊印为'康熙乙亥年’本(即在兹堂本或无牌记本)，过了一个时期，再刊印补写回评的本衙藏板甲本”，并举例“说明写回评在前，写眉批在后”。
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认为“此说纯系误解。……现在看来，附录部分，文内夹批、旁批，是张竹坡于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随后拿去付刻。而所有回评，则系以后所补评，故第一奇书最早刊本，皆无回评。”
至于鸟居久靖所说“这些回评成于何人之手不清楚”(《金瓶梅版本考》)，王汝梅和刘辉对此观点却非常一致，均主张其著作权非张竹坡莫属。
黄霖《金瓶梅考论》与刘辉、王汝梅认识均不一样，他列举9条理由之后说：“目前一般所见的在兹堂本及无'在兹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原本。原本未见，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园所刊的四大奇书第四种本。……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并认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乃书商所为。
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则认为“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皋鹤草堂本是徐州自刊本……而且是原刊本，……至于皋鹤草堂本封面刻有'姑苏原板’字样，当系张竹坡的伪托。”
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认为“现存的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均为张竹坡评本的二刻本，……张评本的首刊本，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包括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在内所附的上述三篇文章(按指《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谢颐序)的。……首刻则当在康熙32年张竹坡'客长安’之前”。
二是谢颐是谁的问题阿瑟·戴维·韦利《金瓶梅·引言》认为谢颐不是真名，顾希春将其译为中文时便干脆译成“孝义”。
顾国瑞、刘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认为是张潮的化名。
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亦认为谢颐即张潮。
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对顾、刘二位观点作有辩证，结论是“《金瓶梅》是张竹坡批评的，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则作序于皋鹤堂的这个'谢颐’，当即竹坡本人。《第一奇书·凡例》：'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序中说：'不特作者解颐而谢’。两相对应，当出一人之手，可为佐证。”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则“认为，谢颐与张竹坡是非为一人的”。
版本问题实际是成书过程与传播过程问题。
如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分析“词话本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就是从成书与传播角度立论：“《金瓶梅词话》未成书以前，已有不同抄本在不同地区流传，它未经严肃认真的加工整理，而是由不同抄本拼凑一起付刻的”。
鲁歌《关于金瓶梅抄本、刻本、作者问题》有更大胆的推想：“如果说《金瓶梅》有两个系统的话，那么我认为第一系统是《金瓶梅》抄本、初刻本、崇祯本、康熙间张竹坡评本；第二系统是《金瓶梅词话》稿本与刻本”。

张竹坡画像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与临清》,2008，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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