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应知州文晟的 皇家恤典
在清代嘉应州历任知州当中，江西萍乡人文晟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
大清咸丰九年正月，太平天国将领石镇吉率领十万大军从福建攻入粤东。二月初，署理嘉应州知州的文晟，在粮饷不继，援军断绝的情况下，组织民团和妇女坚守州城，最终城破身死，包括小妾在内的多位家人也一同被杀。同年六月，两广总督黄宗汉上书朝廷，替他请恤（即是《文壮烈公请恤典疏》，题目是后加的）。3个月后，咸丰皇帝发布上谕：文晟着照道员阵亡定例从优议恤，并准予该州城内建立专祠。13年后，咸丰帝的儿子同治皇帝又过问了此事。《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同治十一年二月）追予广东嘉应殉难署知州知府文晟谥壮烈。一个知府级别的官员之死获得两位皇帝的关切，恤典延及13年，的确是非常少见。
后人认为，清廷对知州文晟身后的恤典，体现了“皇恩浩荡”——皇帝甚至有破格优恤的意味了。
其一，赐祭葬时提高了等级。《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说文晟 “署知州知府”，是指他原来为惠州知府，带兵到梅县松源剿匪，事后署理嘉应州知州，仍是知府的身份，即是代理知州的知府。通常情况，清朝官员的身后事，采用原级别办理就可以。以清末名臣丁日昌为例，他先后任江苏巡抚和福建巡抚，之后以总督衔会办南洋军务，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因为生病没有到任，他去世后，清朝未按照总督级别，而是援引巡抚例予以抚恤。而此时咸丰皇帝开了金口， “照道员阵亡定例从优议恤”， 给他提升到了道员这个级别。而按照阵亡定例，经济等方面也有所补偿。据《嘉应州志》，文晟参照道员同级别的武官都司，兵部给予一次性抚恤金为350两白银，礼部按照四品官阵亡例予全葬银200两，一次致祭银12两，抚恤也较为优厚。另外，作为家属，其子弟也可获得恩荫。
其二，入祀京师和地方的昭忠祠，并给了他建专祠祭祀的待遇。昭忠祠内人数较多，入祀对象包括殉难的王公乃至阵亡的兵丁，而专祠则有所不同。据《清史稿》，清廷原来在京师设立专祠，祭祀对象为有突出表现的有功之臣，早期的有定南王孔有德等人，后期的有文华殿大学士、一等伯爵李鸿章等等。而在各省设立的专祠中，为人所熟知的，有在鸦片战争中殉国的民族英雄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而在当时，清朝正在尽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文晟作为忠诚死节之臣，其榜样示范和激励作用，与后述功臣相等。故而在疆臣疏请之后，皇帝给予了特殊的恩遇（经江西巡抚刘坤一奏请，在文晟的故乡江西萍乡另建一专祠）。与名宦祠乡贤祠附祀在学宫不同的是，据《嘉应州志》，“文壮烈公祠奉旨敕建在城内西南隅”。其专祠是梅州继文天祥、刘元城之后的第三座名人祠，地方官府以春秋两季仲月择吉致祭。
其三，追赐了谥号。在清朝，去世的官员获得朝廷赐谥，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乃是对其一生功业的肯定，为盖棺定论的“易名盛典”，后人也可获得荫庇（清末名臣丁日昌就未获赐谥）。通常情况，官居一品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从二品的巡抚以上的，功高望重者（尤其看重战功），也能获得谥号。文晟的获谥，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有“破格”的意味了。《清史稿》也证实了这一点：军兴而后，道、府、州、县等官死绥不少，疆臣疏请（赐谥），不拘常格矣。太平天国起义就发生在“军兴”的咸丰元年，皇帝在咸丰九年时未予文晟赐谥，原因出在疆臣黄宗汉身上：他只是“请恤”，并未直接“请谥”。最后由同治皇帝依其事迹，遵照前例做出追谥“壮烈”的决定，也算是合乎常理。
其四，追赠官职。《嘉应州志》称文晟“事闻赠太仆卿，立祠，荫子，赐谥”，大致涵盖了清廷两次赐恤的内容。清朝官员去世后获追赠官职也是较为常见的，只是“赠太仆卿”记载得比较模糊：“太仆卿”有可能是从三品的太仆寺卿，或者是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文晟是从四品的知府，依正四品道员予恤，后者可能性比较大。文晟的孙子文廷式为光绪十六年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即榜眼），曾任从三品的大理寺正卿等职，后官至二品。朝廷对其先人进行封赠，文晟先是“旌赠中宪大夫（正四品）”，再“晋赠资政大夫（正二品）”，从时间次序上也是合乎“赠太仆寺少卿”的观点。“荫子”一事在《文廷式年谱》及其家谱也有相关的记述，文晟后人获得 “骑都尉世职，袭次完时，以恩骑尉世袭罔替”的恩荫。只是骑都尉世职袭次还未完成，大清已经灭亡了——这自然是后话了。
文晟获得两位皇帝的优恤，恤典中获得其四。在封建时代，哪怕是得到其中一项，已是难得的殊荣。除了他忠于职守死于职事之外，他的勤政廉明也为人称道。文晟历任东安（今云浮）、清远、连平、海阳（今潮安）等州县官，咸丰三年(1853)以“广东第一清官”特授惠州知府，直至咸丰九年(1859)守城殉职。光绪《海阳县志》说，“所至以振兴学校、表扬节义为务，并疏水利以济农田，筑堤防以捍潦涨，擒捕盗贼，息讼安民，卓著循声。”两广总督黄宗汉也在《文壮烈公请恤典疏》中说：“文晟仕粤三十余年，官声素好，前任嘉应州时，深惬民隐，歌颂至今。”时至今日，其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行为，也并不过时，仍然获得百姓称道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