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光，湖南平江人，与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

周亚光，湖南平江人，与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费侠同是留俄学生，也同样都是叛徒。中统时期担任局本部第二组第四科总干事，主官对我党情报工作。后任中统局专员，负责研究室的工作，并审查国民党党政军高级人员出国时申请领取的外交部护照。

此人虽堕落为叛徒，但也不能不说是个人才，精通俄、英两国文字，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有相当造诣，马列主义理论更是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令人眩晕，素有中统“大秀才”之誉。

难得的是，此人还是个国学“大家”，诗词歌赋样样来得，甚至星ト占卦也门门在行，为人又极风趣，中统同事都喜欢找他算命看相，据称非常灵验。

周亚光虽然是一位饱学之士，且工作积极、人缘甚好，但是他头上的那顶叛徒的帽子，好比是阿Q头上的那块癞疮疤，使得他不论工作态度如何“端正”，总归是属于身家不清的“异类”，在徐恩曾那里也就不能受到真正的信任和使用。

然而，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周亚光被徐恩曾冷落了多年，却在抗战期间忽然“吃香”起来。盖因在抗战以前，中统在我党内部布置有许多“内线”，像周亚光这一类叛徒，尽管号称是“我党问题专家”，但徐恩曾处理问题时，并不一定要向他垂询下问。

我党到了延安以后，中统原先布置的线索全部中断，对我党动态便一无所知。这就把徐恩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逼着第二组拿出能够让上面满意的情报；即便不能满意，能够把他们糊弄过去也是好的。

在这种尴尬、惶恐的境地下，周“大秀才”显出他的才干了。周利用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将报上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逐日登记、分析、综合，整理出一条发展路线。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日军的攻势，寻找出其后方空隙之所在，从而分析推测八路军未来的动向。

如此，一份神秘兮兮的情报就这样产生了。据说，其准确性通常都在六成以上，达到这样的水准，也就能将上面糊弄过去了。这样，总算救了徐恩曾一命，表明每月中统拿了那么多的活动经费，并没有白吃干饭。

从此以后，徐恩曾每逢参加由蒋介石主持的特种会报，规定均须由周亚光为他准备撰写有关汇报材料。一时间，周在中统竟被誉为“情报圣手”，亦成了中统内部公认的“我党问题专家”，徐恩曾也开始改变了一些看法，视其为自己的镇山之宝，喜欢得不得了。

周亚光能够有此佳绩，全靠他的修养素质和深厚的情报业务功底，对我党的熟悉，懂得如何运用统计学从事情报工作等等，这样才能有十猜六七中的成绩。

据周亚光的顶头上司、第二组第四科科长孟真回忆:“在他之后，国民党情报圈子里，不乏闭门造车之徒，但不是遣词造句不似应有的文风，便是对对手的作风习性茫然无知，徒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推断对方的心意，所以这些人的作品，一眼便看穿破绽，无人能及周的水平。”

周亚光虽然得到徐恩曾的宠爱，第二组的头目王思诚、孟真等人对之也是青睐有加，但周的内心并不痛快，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苦恼。

周亚光对我党的蓬勃向上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就看得比别人更为清楚。自己既当叛徒，又当特务，都是令人不齿的职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蝇营狗苟，虽生犹死。如果不是自己贪生怕死，岂会落到这步境地。

眼看着自己将被特务这个职业套牢，从此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想，周亚光不免万念俱灰，悲观绝望之极，从此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以至纵情酒色、自生自灭，以了此残生。

1943年，周亚光患鼓胀病而一病不起。

周亚光临终前，徐恩曾与费侠一同去医院看望他。他神志清醒，写下遗嘱，第一句就是:“余向有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之感!”

息夫人是春秋时息候的夫人。楚文王灭息国，将其据为己有，她在楚宫共生两个孩子，但默默无言，始终不和楚王说话。楚王问其故，息夫人答:我一个妇人嫁了两个丈夫，不能殉节，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唐初诗人王维读到这里，大为感叹，当即写下“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诗句。

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周亚光的遗嘱还嘱老婆将儿子抚养成人，老老实实地做工务农，“切不可当公务员”。最后嘱咐家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一句:一个失败者之墓。

费侠与周亚光经历类同，本有同病相怜之感，读了周亚光的遗嘱，竟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大有物伤其类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