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亮丨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初考——兼及《河源纪略·辨讹》之纂修者
刘思亮
内容摘要：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曾辗转流经爱新觉罗· 盛昱、赵万里、傅增湘、张元济、郑振铎、徐森玉等人之手，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批语分朱、墨二色，朱色校记多直接添、改字词，遽下案断；墨色则博引诸书，书证为主，略加论述。王念孙对《山海经》的校勘表现出成熟的校勘水平，许多成果为毕沅、郝懿行等所未及。其中朱色校记大概作于王念孙供职工部都水司之后、《河源纪略》纂修之前，是为《河源纪略》纂修做的准备工作。由此推定《河源纪略》中《辨讹》一门确出自王念孙之手，而今传《河源纪略》中《辨讹》一门纂修者题为吴省兰，则大乖事实。
关键词：王念孙 《山海经》 批校本 《河源纪略》
（图片来源：中华古籍资源库，下同）
王念孙是成绩斐然的朴学大师，一生所治，皆雅训之学，鲜涉奇谲怪诞之书。但王氏却有手批本《山海经》一册，眉批殆遍，罗列异文颇详。是书因典藏甚秘，流布未广，故所见者不多，诸家校《山海经》亦鲜见征引[1]。只民国王謇《山海经笺疏笺记》、今人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曾过录王氏批注[2]，然二作均是手稿，未便学者使用。
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所据底本是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14-1715）项絪群玉书堂刻本[3]。该本半叶11行21字，细黑口，四周单边，经文为单行大字，郭璞注为双行小字，刊刻精美。该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是书卷前副页上有费念慈跋语：“光绪十七年二月既望，从伯羲前辈假读，用明吴琯本校临一过。武进费念慈。”[4]下钤“费”“君直”二印。首《上山海经奏》，书眉上有“涵芬楼”印，右侧自上而下分别钤有“张元济收”“北京图书馆藏”“淮海世家”“高邮王氏藏书印”。是书末叶左下角自上而下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涵芬楼藏”二印。
关于该本前期流传情况，民国张元济、顾廷龙有长篇题记。王謇《山海经笺疏笺记》、范祥雍《山海经笺补校》并将题记抄于卷前扉页上[5]。此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小说家类》亦录有王念孙手批本，并云：“清康熙五十四年项絪群玉书堂刊本。王念孙朱笔手校。钤有'高邮王氏藏书印’白，'淮海世家’朱二印，有费西蠡念慈跋。（盛昱遗书，索十六元。壬子）”[6]
结合费念慈、张元济、顾廷龙诸家跋语及傅增湘所记，再借助书中印章信息，该书的流传情况能大概地勾勒出来：该书为王念孙手批本，高邮王氏父子旧藏之物，后辗转入藏于爱新觉罗·盛昱意园之中。光绪十七年（1891），费念慈从盛昱处假出，用明吴琯本校临一过，并于该书副页上题跋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盛昱卒，意园旧藏渐次散出。1912年（即傅增湘所谓“壬子”年），傅氏以银元十六元为张元济涵芬楼购得是书，故上钤“涵芬楼”“涵芬楼藏”“张元济收”等印。是书后被人从涵芬楼中盗出，入赵万里手，1932年涵芬楼毁于日军炮火之下，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却因盗出而免遭战火。该书后又从赵万里手中流出（赵万里曾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善本部主任等职），入藏于国家文物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据书中印章信息，于1952年托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归还张元济[7]。不知何种原因，该书后又从张元济处流出，入藏北京图书馆至今（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该书辗转流传，幸未罹难，实谓不易。
王念孙校记分朱、墨二色。朱色校记多直接添、改字词，遽下案断。墨色则博引诸书，书证为主，略加论述。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录考》论及此书时云：“殆先生治此书之初稿未及整饬者也，盼遂意先生理董诸子，殆皆用是法：先以类书校，而后以声音训诂之例会通之也，此书特良工之朴尔。”[8]按，此说对、错参半。此书为王念孙初稿无疑，但朱批多为论断和改字，论说至简，校订较为仓促，不及深讨，乃早年所作（说详下文）；墨批方是所谓“以类书校”者，大概是晚年所作。张元济题记即云：“书中有石臞先生手校，眉批旁注殆遍。朱笔字体秀整，墨笔行草朴质，又多渴笔，审已高年病癃之后，两校当非同时所为也。”[9]张说较为合理。
王念孙《山海经》批注具有较高的价值，尤其朱批多是改定的结论，又属于王氏早年校勘成果，对研究其早年校勘特点与成就，有一定帮助。
1.王念孙的校勘比较注重内证，在无其他版本可据的情况下，常依据《山海经》内部文例，得出正确的校勘结论
如《西山经》有橐
，“服之不畏雷”，王念孙朱批径删“畏”字，未及说明删改缘由。王氏墨批增补了书证，并说明删改理由：
《御览·天部十三》有“雷”字，《类聚·天部下》同，《初学·天部》同。“服之不畏雷”，疑本作“服之不雷”。《中山经》“服之不霆”，郭注云“不畏雷霆”，是其证也。若本作“不畏雷”，则郭注为赘语矣。《中山经》“食者不风”，注云：“不畏天风。”《中山经》正回之水“其中多飞鱼，服之不畏雷”，“畏”字亦后人所加。
王说甚允。笔者新获元曹善抄北宋本[10]《山海经》确无“畏”字，与王校合。又王念孙所举《中次三经》飞鱼“服之不畏雷”，“畏”字曹本亦无，足见王氏校勘功力之深。
又如《西次三经》泑山“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郭璞注:“日形员，故其气象亦然也。”王念孙朱批:“员、魂声相近，犹上文言'其气魂魂’耳。注读为方员之员，非是。”所引内证即《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其光熊熊，其气魂魂”，以纠正郭璞注解之失。王念孙“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声近义同”[11]的校勘理念，在《山海经》校勘实践中已充分践行。
又《中次二经》昆吾之山有兽“名曰蠪蚳”，郭璞注:“上已有此兽，疑同名。”王念孙朱批改“蚳”作“蛭”，并云:“蠪蛭见《东山经》，故云之'上已有此兽’。'蚳’字或作'
’，与'蛭’相似，故'蛭’误作'蚳’。” 案，曹本正作“蛭”，与王念孙校同。王氏所据内证即《东次二经》凫丽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蠪姪”之“姪”，王念孙朱批改作“蛭”，则是反据《中次二经》从“虫”之“蚳”字改。在无其他版本可用的情况下，两处文例综错利用，互校彼此，是王念孙校勘的一大特色，又所校皆允，充分体现其校勘水平。王念孙利用内证互校的例子甚夥，不一而足。
2.博稽异同，广引诸书，作为校改的依据
王念孙墨批，所引包括《周礼》《说文》《尔雅》《广雅》《史记》《汉书》《后汉书》《开元占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法苑珠林》《一切经音义》《玉篇》《广韵》《集韵》《管子》《吕氏春秋》《文选注》《穆天子传》《水经注》《弘明集》《陶渊明集》《帝王世纪》等数十种典籍。其中又以征引《太平御览》和《文选注》最多，二书所引《山海经》文，王念孙征引殆尽，所征条目有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下文简称“《笺疏》”）未及者，凡所征引又多标明页码，说明是王氏亲自翻书抄录，也能说明墨批时，其时间较为充裕。下举二例以为说明。
《西次三经》观水“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王念孙朱批：
刘逵注《吴都赋》引此经作“濩水”。“是多文鳐鱼”无“文”字。（又补墨批：十九之十三同，《御览·疾病二》同，《御览·时序二十》同，《初学·鳞介》同，“夜飞”作“以夜飞”。）“状如鲤”下无“鱼”字。“西海”下有“而”字。“以夜飞”作“夜飞而行”。李善注《七启》同，十六页。（又补墨批：《文选注》卅四之十二作“濩水”，“鳐鱼”上无“文”字，《御览·时序二十》同，《初学·鳞介》同。《吕览·本味篇》“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濩”乃“雚”字之讹。）
王氏两次批注，所征引文献包括《吕氏春秋》《文选·吴都赋注》《文选·七启注》《御览·疾病二》《御览·时序二十》《初学记·鳞介》，基本涵盖宋以前直接征引《山海经》“鳐鱼”者。而郝懿行《笺疏》只征引其中的《吕氏春秋》《文选·吴都赋注》《文选·七启注》三种[12]。尤其对于“鳐”上无“文”的证据揭示，经王氏征引，理由更为充分。案，曹本即只作“鳐鱼”，无“文”字，与《吕览》《文选注》《初学记》《御览》等引同。郭璞《图赞》亦无“文”字。又《原本玉篇残卷·鱼部》“鳐”下引亦作“观水多鳐鱼”[13]，无“文”字，《万象名义·鱼部》：“鳐，如鲤，翼。”[14]《玉篇·鱼部》：“鳐，鱼身鸟翼，常从西海飞来东海。”[15]皆无“文”字。而《广韵·宵韵》：“鳐，文鳐鱼。鸟翼能飞，白首赤喙，常游西海，夜飞向北海。”[16]已增“文”字为说。然则今本“文”为衍文无疑。《文选·吴都赋》作“文鳐夜飞”，盖欲足其字而与“精卫衔石”对文，非此鱼即名“文鳐”。字书又有“魰”字，见《集韵·文部》：“魰，鱼名。”[17]《正字通》等径以为“文鳐鱼”之字[18]，甚误。明清以来诸书多袭“文鳐”之误，而不知《山海经》“文鳐”之“文”为衍字。王念孙征引之细，考稽之微，亦可见一斑。
又《中次四经》甘水“其中多泠石”，郭璞注：“未闻也。'泠’或作'涂’。”郝懿行《笺疏》：
泠，当为“汵”，《西次四经》“号山多汵石”是也。郭云“泠或作涂”，“涂”亦借作泥涂字，“汵”又训泥，二字义同，故得通用。又“涂”或“淦”字之讹也，《说文》“汵”“淦”同。[19]
而王念孙朱批径改“泠”作“汵”，改“涂”作“淦”，并朱批:“据《玉篇》引改，又据《尔雅·释地》释文引应劭《汉书》注，又据《子虚赋》注。”二家高下自见。案，“汵石”即“涅（淫）石”，此经“泠”确系误字[20]。而“汵”“淦”又系或体字，郭注“涂”为“淦”字之讹无疑。而郝氏对于“涂”字注释，看似态度谨慎，实则心中不确，尤其泥涂同义通用之说，实在牵强，不及王氏援引诸书而径改高明。
3. 借助王念孙《山海经》批校本，了解其学问融通，前后一贯的特点
王氏校改虽多无说明，或说明甚略，但却能在他其他作品如《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及王引之《经义述闻》等中见到相关论述，可为校改之注脚。且试举二例以作说明。
《东次二经》余峩之山有犰狳，见则“螽蝗为败”。郭璞注:“螽，蝗类也。言伤败田苗。音终。”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笺疏》等均未指出其误。而王念孙朱批则改正文之“螽”为“虫”，并云:“依《御览》改。”未作过多解说。但后期作品如《读书杂志·汉书第四·蝗虫》云：
“蝗虫”本作“虫蝗”。“枯旱”“虫蝗”相对为文。后人不解“虫蝗”二字之义，故改为“蝗虫”。案“虫蝗”犹言“虫螟”，亦犹《礼》言“草茅”，《传》言“鸟乌”，《荀子》言“禽犊”，今人言“虫蚁”耳。[21]
经典中“虫蝗”为言常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四“蝗虫”条辨之亦甚详[22]。
曹本正作“虫蝗”，可见其校勘之确。又“螽蝗类也”云云，曹本无，说明此绝非郭氏旧注，注“螽”云云，乃后人妄补。王引之《经义述闻》云：
《东山经》“见则螽蝗为败”，“螽”字亦后人所改。彼注“螽，蝗类也，言伤败田苗，音终”十一字，皆后人所加。《太平御览·兽部二十五》引《东山经》正作“虫蝗”而无注，盖后人罕见虫蝗之文而改之，又妄加注文耳。[23]
所论至确。前贤多昧于所谓“郭注”，不能发覆其误，今证之以曹本，则王氏父子之校可谓昭昭。
又如《西次三经》峚山载：“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郭璞注：“说玉理也。《礼记》曰：'瑱密似粟。’'粟’或作'栗’。玉有粟文，所谓'谷壁’也。”王念孙朱批改经文“粟”为“栗”，改《礼记》“粟”作“栗”，改“粟或作栗”为“栗或作粟”，未做更改说明。而《读书杂志·荀子第八》“栗而理”条，却可为此经朱批注脚。其文云：
栗者，秩然有条理之谓，故有似于智。杨依《聘义》注训“栗”为“坚貌”亦非。说详《经义述闻·聘义》。[24]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六“缜密以栗”条云：
引栗者，秩然有条理之貌。《说文》“瑮，玉英华罗列秩秩”，“瑮”与“栗”同，“栗”之为言犹“秩”也。《尔雅》曰“条条、秩秩，知也。”玉体密致而条理秩然，有如知者处事密致而秩然不紊，故曰“缜密以栗，知也”。[25]
由此可见，王氏父子学问之融通一贯，也能看出《山海经》朱批虽成于仓促之间，但足见其校勘水平之高明。
当然，王念孙校改并非无瑕，百密一疏，也会少有疏失。如所举书证，常因版本不佳，造成疏漏。如《北山经》单张之山有鸟曰白鵺，“食之已嗌痛”，王念孙墨批：“《御览·疾病》作'白鸦食之已噎’。”而影宋本《御览·疾病四》引却作“单张之山有鸟曰鸦，食之已嗌。”[26]所谓“白鸦”乃“曰鸦”之误。又如《南山经》箕尾之山“多沙石”，王念孙墨批:“《职金疏》引' 㗋基之山多沙石、白金’。”王謇批校云：“' 㗋基’无义，疑'箕尾’或'尾箕’之误。”[27]案王念孙所据《周礼·职金疏》文辞有误，句读亦失，王謇不查亦并误。王氏所据《周礼注疏》盖同阮元刻本，查阮元本《职金疏》作：“青乏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
；基之山，多沙石、白金。”[28]王氏所据本“㗋”乃“
”之误，“
”又为“䨼”之讹。又《职金疏》“青乏”乃“青丘”之讹，《南山经》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䨼”是其证。故王念孙本所谓“㗋”当属上读，王謇“箕尾或尾箕之误”亦并误。
部分王氏校改或有商榷馀地。如《西山经》翠山“其鸟多鸓”，郭注:“音壘。”王念孙朱批改“鸓”作“䴑”，改郭音作“疊”，后又补墨批：“《御览·火部二》引作'鸓’，《羽族十五》同。”案，王氏早年校改未必可依，至少尚有讨论馀地。王氏所依，盖《玉篇》之类，《玉篇·鸟部》云：“䴑，如鹊赤黑色，两首四足。”[29]《篆隶万象名义》云：“䴑，徒颊反。如鹊赤黑四足。”[30]但“鸓”曹本作“
”，即“鸓”之异体，与《御览》等引同，说明北宋本《山海经》确作“鸓”而非“䴑”。又郭璞《图赞》作“数斯人脚，厥状似鸱。
兽大眼，有鸟名鸓。两头四足，翔若合飞。”《赞》诗“鸱”“鸓”“飞”，皆押脂部韵，“䴑”则在叶部，完全出韵。所以至少郭璞所见本仍作“鸓”而不作“䴑”，王氏校改仍值商榷。
限于篇幅，他例不再详列。总之王念孙《山海经》批校具有较大价值，校勘成果不仅能反映其治学特色，数百条校勘意见中，有不少是吴任臣、毕沅、郝懿行诸家意见所不能替代者，都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王念孙何时开始批校《山海经》，历来无人考证，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录考》、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等书均未提及。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云：“王氏父子诗文存者绝少，故其事迹较难考索，又于当世绝寡交游，故同时人集中亦罕见先生之事。”[31]确为事实。但笔者通过爬梳王念孙相关著作发现，王氏墨批时间虽难考索，但朱批时间却能大概圈出。
总观王念孙读书、治学的特点，虽“素精熟于《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一览》诸书”，但一生鲜治地理之学，也很少读“闲书”，却在号称“百家不雅训之言”的《山海经》上留下条目众多的批注，且分次批毕，显示出他对该书的重视。王念孙为何不遗馀力地在该书上倾注心血？究其原因是他需要用到此书中材料，用书先校书是王念孙的一贯作风。
王念孙曾有较长一段时间供职于工部督水司，专司河工之事，后又任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与水道、河工事宜渊源颇深。正是因职事所需，所以王念孙在都水司、河道任上，读了不少地理书。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云：
奉旨以部属用，签掣工部，治事于都水司。都水司，河工估销总汇之所也。府君素精熟于《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一览》诸书，至是益讲明治水之道。为《导河议》上、下篇，上篇《导河北流》，下篇《建仓通运》也。[32]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亦云：
馆散，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于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历代治河诸书，古今利弊，无不通究，为《导河议》上、下篇。上篇《导河北流》，下篇《建仓通运》。[33]
《山海经》虽被四库馆臣移入“小说家”之列，但在此前，多被视为地理之书，所以朱批《山海经》的工作，最有可能是王念孙任职工部期间完成，并有可信的证据支持此推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即王念孙任职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年以后，内阁奉上谕，令四库馆总裁督同总纂编写《河源纪略》一书，王念孙作为主撰人员之一，奉旨参加。这是以圣旨形式下达的编纂任务，且乾隆尤为重视此事，特作《河源诗》及长文二篇冠于书首，所以编纂人员不敢苟且。圣旨明谕：
所有两汉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证诸书，允宜通行校阅，订是正讹，编辑《河源纪略》一书，着四库馆总裁督同总纂等悉心纂办，将御制河源诗文冠于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译对汉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详晰，校正无讹，颁布刊刻，并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传信。特谕，钦此。[34]
圣旨要求“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证诸书，允宜通行校阅，订是正讹”，而《山海经》中就有直接关于河源及水道流行的材料，包括“导河积石”“河出昆仑”云云，均是编辑《河源纪略》不可回避的材料。此外，乾隆对《河源纪略》编修的指示中，也明确提到《山海经》一书，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己酉（1782年8月22日）所作《御制河源简明语》曰：
予既为《河源诗》并按语，既读《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辑《河源纪略》有谕，兹以体大物博，考今证古，不无费辞，虽彼此细勘事则明，恐毫厘稍差义乃紊，兹为简明之语，庶因提要而便览。盖河源究以张骞所探蒲昌海盐泽，及汉武所定昆仑为是，虽《山海》《水经注》皆略具其说。《山海经》刘歆称伯益所著，本无所据。《水经注》则桑钦、郦道元，皆张骞后人，实祖其说而广之，以致于烦文。[35]
《山海经》既在圣谕之列，编纂工作自然避之不开，所以作为《河源纪略》主要编纂者之一的王念孙，在编书之前必然对《山海经》校读一过。
从《河源纪略》章节及相关内容中，也能找出相关证据。该书除去卷首上谕、御制诗文及凡例，正文共三十五卷，其中除卷一《图说》一、卷三〇至卷三一《纪事》五至六、卷三二至三五《杂录》一至四署名王念孙外，其他各卷分别署名吴省兰、任大椿。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云：
时奉旨纂《河源纪略》，府君为纂修官，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岀之山，先生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府君所撰也。
《辨讹》一门，属于《河源纪略》卷二十至二五，署名却为“吴省兰”，与王引之所记相悖。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亦引王引之说，并云：“若依此说，署名吴省兰纂的卷二十至二十五，即《辨讹》一至六，实出自王念孙。”[36]未加论证。那么《河源纪略》署名上是否存在问题，王引之的说法是否可信？需要证明。这一问题还直接关涉到王念孙《山海经》朱批的时间，需要稍作论证。
其实《河源纪略》中《辨讹》一门是否出自王念孙之手，是可以验证的。总观《河源纪略》引《山海经》文，大概有两个版本，一本是承袭明清以来的通行本[37]，另一本则是经过校改过的校本，而校本的校改信息则与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完全吻合。下面试举几例以作说明。
《河源纪略》卷二五《辨讹六·万斯同昆仑辨》云：
夫《山海经》道里之不足据，固无庸辨，至《汉书》谓“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此则今本《汉书》之讹脱也。案《水经注》引《山海经》云“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下云“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馀里。泑泽即盐泽。”是盐泽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馀里，非三百馀里矣。恭考《钦定舆地全图》回部罗布淖尔，西去嘉峪关外玉门县千三百馀里，罗布淖尔即蒲昌海，蒲昌海即盐泽也，是又盐泽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馀里之明证矣。[38]
通行本《山海经·西次三经》“不周之山”下云：“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王念孙朱批本于经文“所”上补“之”字。郭注：“河南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出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流，注泑泽。已复潜行，南出于积石山，而为中国河也。名泑泽，即蒲泽，一名蒲昌海。广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减，去玉门关三百馀里，即河之重源，所谓潜行也。”此条郭注错讹稍甚：“河南出昆仑”，“南”字为王念孙朱笔删去；“至葱岭出于阗国”，“出”当为“山”之讹，故王念孙朱批改作“山”；“名泑泽”，“名”当为衍文，王念孙朱批即删去；“蒲泽”当为“盐泽”之误，王念孙朱批于旁更正；“去玉门关三百馀里”，“门”下王念孙朱批补“阳”，“三”上王念孙朱批补“千”字。可见《辨讹六·万斯同昆仑辨》所引《山海经》文及郭璞注与王念孙订改过的文本完全相同。
又《河源纪略》卷二一《辨讹二·水经》引《山海经》郭璞注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阗国复分流岐出。”[39]“河南出昆仑”，“南”字已删，“葱岭出”已更作“葱岭山”，也与王念孙朱批《山海经》完全吻合。而吴省兰纂修的卷十四《证古一》引此条郭璞注仍作“河南出昆仑，潜行地下”[40]，“南”字并未删除，同引一条材料，前后不一，足见卷二一《辨讹二》虽题为“纂修官编修臣吴省兰”，实际上是王念孙所作。
又《河源纪略》卷二一、卷二五引《西次三经》文云：“昆仑之邱，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同题为“吴省兰纂修”的卷十四引此文则作“昆仑之邱，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卷十四引《山海经》与通行本同，而卷二一、卷二五引《山海经》文则与王念孙校改本同。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此条下有朱批，改“是”为“寔”，并删“实”字。
《河源纪略》卷二十《辨讹一·山海经》是专为《山海经》所设，意在辨《山海经》所述河源之误，其中引《山海经》“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下有长文辩驳《山海经》“河水冒以西流”之非，并云：“博考群书，证以图志，自于阗葱岭之东，水皆东流，非西流，至积石一山，尤在星宿海之东北，其不可指为昆仑以西之山明矣。若如《山海经》积石在昆仑之西，河水又皆西流，则河何以得入中国。”[41]而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此条下有朱、墨二色批语，朱批于“西”下补“南”字；墨批则云：“《类聚·水部七》有'南’字，《初学·地部》同，《白帖》亦同。”此条批改的意见虽未放入《河源纪略》引《山海经》文中，但王氏对此条文献所记方位正误的怀疑，确是前后一致的。
吴省兰征引《山海经》之文多仍通行本，错误之处多不作更改，且征引粗疏，偶有失误。除上引卷十四的两则之外，又有如卷十七《证古四》引《西次三经》“长沙之山”下郭注云：“泑，水黑色也。”而今传诸本皆作“泑，水色黑也。”“色”“黑”二字误乙。
《河源纪略·辨讹》一门凡征引与王念孙朱批相符的《山海经》文，内容必是出自王念孙之手，这也从侧面证明王念孙在撰写《河源纪略》之前，有过一次校读《山海经》的经历。而《河源纪略》卷二十《辨讹一·山海经》中引《西次三经》“不周之山”下文，并云：
是《山海经》本以泑泽为蒲昌海，非以渤海为蒲昌海。间考《山海经》一书，从无一水两名之例，今既名泑泽，断不又名为渤海也。[42]
文中既云“间考《山海经》一书”，这也是王念孙曾在纂修《河源纪略》之前粗略校读过《山海经》的明证。此外，总览王念孙《山海经》朱批情况，涉及地理信息较多的《山经》朱批条目较《海》《荒》经多；涉及河源信息最多的《西山经》以及各章关涉河、洛、济、渭等水文的经注中，朱批最多亦最细致；《海》《荒》经中涉及河流较多的《海内东经》朱批较多。其批校的目的亦昭然可见。因此《山海经》中的王氏朱批，最有可能是在纂修《河源纪略》前的一段时间内完成。
通过对王念孙朱笔《山海经》的考察，可以肯定《河源纪略》中《辨讹》一门确出自王念孙之手，王念孙对《山海经》所作的朱批，实际上就是为《河源纪略》的纂修做准备工作，是在践行上谕的指示。又因奉旨编撰《河源纪略》时间仓促，故未暇详撰校勘记，这也是朱批多遽下定论而不引书证的原因。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中所记非虚，而今传《四库全书》本《河源纪略》卷二十至二五将纂修者题为吴省兰，则大乖事实。
至于墨批撰成时间，因文献不足征，暂无从考索。上引张元济说是“已高年病癃之后”，此说大概可从。七十五岁以后的王念孙身体渐渐羸弱，至道光三年（1823），八十岁的王念孙复江有诰书称“手战不能成书”[43]。这大概是墨批时间的下限。又王氏墨批中偶见征引王引之说，如《南次三经》仑者之山下王念孙有墨批：“《御览》作'白䓘’。引之曰：当作咎苏。”“白䓘”考证见于《广雅疏证》卷十[44]，一般认为此卷为王引之所作。墨批上限是否在《广雅疏证》分工之后，值得考虑。王念孙晚年仍不忘继续《山海经》的批校工作，广征博引，眉批殆遍，足见他对早年此项工作的重视和牵念。尤其“治水”工作，影响了王念孙一生命运，其中因果，仍可深讨。
既然《河源纪略·辨讹》一门为王念孙所作，为何要题写吴省兰之名？王念孙生前对《辨讹》署名一事从未发声，而王引之却要在《石臞府君行状》中特别提出。综错材料，我们对此事原因稍作蠡测。
上文已言及，《河源纪略》一书的修纂乃是奉乾隆御旨，乾隆对此事十分上心。先是于四十七年（1782）春派大学士阿桂之子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河神”，并要求阿弥达根据指南针绘图具禀。阿弥达一行人调研的结果是：“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实系黄河上源。”乾隆据此论定河源：
今既考询明确，较前更加详晰，因赋《河源诗》一篇，叙述原委，又因《汉书》“河出昆仑”之语，考之于今，昆仑当在回部中，回部诸水皆东注蒲昌海，即盐泽也，盐泽之水入地浮流，至青海始出。[45]
乾隆对自己的“发现”颇感自豪（虽是错误结论），声称“既解其疑，不可不详志”，又言“可见古人考证已有先得我心者”。河源被追溯至回部，同时能与他平定大小和卓，收复回疆的伟大功绩相契合，所以意义尤其重大。为此乾隆特别赋《河源诗》一首，命书成以后冠于书首，又于乾隆四十七年己酉日连撰两道长文，详细指示编纂工作。
因为皇帝的重视，编纂成果自然成为邀功与晋升的通道，署名问题从而变得复杂与微妙。尤其《河源纪略·辨讹》一门，分别辨《山海经》《水经》《淮南子》《汉书》《后汉书》《隋书》《通典》《舆地广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宋史》《元史》《明一统志》《河源志》《河源记》《河源辨》《昆仑辨》诸书河源论证之是非，从各方面举例，以支持乾隆河源出回部的观点。《辨讹》工作又是圣谕“所有两汉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证诸书，允宜通行校阅，订是正讹”中的核心工作。所以，这一头功该由谁来领受，是当时编纂者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此时的王念孙刚脱离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被擢为工部都水司主事，属于刚出道。而吴省兰于乾隆三十九年即入四库馆，又依仗和珅声势，恩宠正隆，属于名副其实的“当权派”。《清史稿·洪亮吉传》云：“夫二吴（引者按，吴省兰及兄吴省钦）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又云：“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46]就连吴省兰进士身份也属于特别恩典，“逾格”而授。《清史稿·文科志》载：“有清重科目，不容幸获。惟恩遇大臣，嘉惠儒臣耆年，边方士子，不惜逾格。……四十三年，助教吴省兰、助教衔张羲年以校四库书赐殿试，俱非常例。”[47]当时乾隆特谕：“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学问尚优，且在四库馆校勘群书，颇为出力，着加恩准与本科中式举人，一体殿试。”[48]恩荣之盛，由此可见。
所以《河源纪略》中最核心的章节被署上吴省兰之名，多半是权势压迫下利益分配的结果，王念孙刚出道，不得不屈服。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永瑢等《奏〈河源纪略〉底本告成所有纂修等请旨议叙折》中云：“窃查此书办理甫至年馀，全行告竣，较为迅速，除总纂、提调等官不敢仰邀议叙外，所有纂修官编修吴省兰等六员及收掌官二员，可否仰恳皇恩，交部照例议叙。”[49]奏折中特别提及吴省兰之名，也是吴氏权盛的又一表现。《河源纪略》一书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奉旨修纂，于乾隆四十九年七月誊录上呈皇帝，有意思的是，乾隆四十八年冬，王念孙却“因四库事记过两次”[50]，因何事而被记过两次，诸家无说。此时正是《河源纪略》即将编成之时，是否与《河源纪略·辨讹》一门署名有关，仍值得深入考究。对于读书人而言，屈于权势变更署名，不甚光彩，所以王念孙生前决口不提此事。据《清史稿·和珅传》载，嘉靖四年正月，乾隆崩，王念孙首劾和珅不法之状，弹劾和珅的十二大罪状中，第十一条便是：“侍郞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51]所劾虽实，但有无早年恩怨因素，已不得而知。王引之在父亲亡故后，如实道出《河源纪略·辨讹》署名的真相，显示出他对父亲早年此项功业的看重，但对过往细节却只字不提，或有为尊者讳的考虑。
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曾辗转流经多人之手，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书中眉批殆遍，分朱墨二色，皆出自王念孙之手。朱色校记大概作于王念孙供职工部都水司之后、《河源纪略》纂修之前，是为《河源纪略》纂修做的准备工作。墨批则颇难考察撰成时间，大概撰于王念孙晚年。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记《河源纪略》中《辨讹》一门出自王念孙之手，经与《山海经》中王念孙朱批参核，所记非虚。今传《河源纪略》卷二十至二五《辨讹》一门纂修者题为吴省兰之名，大乖事实；而若此署名，或因涉及利益关系。
王念孙校勘《山海经》时年未及四十，但许多晚年的校勘方法在此书中已熟练运用，包括本书互校注重内证，博稽异同广引他书，因声求义重视声韵，融合贯通举一反三等。王念孙《山海经》校勘成果多有毕沅、郝懿行等未及者，具有较高文献价值。
[1]袁珂《山海经校注》偶见征引，但文多节略。又袁氏征引中偶见疏失，如《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云：“王念孙云：'宋本音苦。’或别有所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52页）按，国图藏王念孙手批本《山海经》中并无此批注，袁氏所引疑为监本“音谷”之误。且袁氏著录校本信息不详，所见是否为王氏手批本原件，未得其详。
[2]王謇：《海粟楼丛稿》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按，范本乃据王本过录。然王、范二书过录，偶有脱漏、误抄者，如《南山二经》漆吴山“是惟日次”下有王念孙校记，王、范二本即脱去；《东次二经》“余峩之山”下王念孙引《御览·兽部廿五》，王、范本“廿”误抄作“卅”；《中次三经》“青要之山”下王念孙引《水经》作“禅堵”，王、范本误作“墠堵”；《中次七经》“姑媱之山”王念孙引《搜神记》作“舌埵”，王、范本误作“古埵”，不一而足。
[3]案，清代校《山海经》诸家，多未曾见过真宋本（何焯除外），所据均间接源自明翻宋本。项絪本是有清一代流行广布、质量又相对较高的本子。详参拙作《〈山海经·五藏山经〉校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9—17页。
[4]“伯羲”为爱新觉罗·盛昱字。盛昱（1850-1899）为清朝宗室，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国子监祭酒。擅长古籍考订收藏、书画及金石之学（所居意园，即藏书之所）。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亦曾供职于翰林院，任编修。
[5]王謇：《山海经笺疏笺记》，《海粟楼丛稿》第一册，第41-42页。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第1页。
[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785页。
[7]另可参范邦瑾：《范祥雍批校稿数种概述》，《天一阁文丛》第十一辑，2013年，第1-3页。
[8]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沈云龙主编，刘盼遂编：《段玉裁先生年谱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88页。
[9]王謇：《山海经笺疏笺记》，《海粟楼丛稿》第一册，第41页。
[10]曹善抄北宋本《山海经》是目前所见诸本中最古者，当在尤袤董理本之前。关于该本简介及价值，可参拙作《〈山海经·五藏山经〉校笺》，第9-17页。以下简称“曹本”。
[11]王念孙：《广雅疏证·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页。
[12]郝懿行：《山海经箋疏》，中华书局，2019年，第54页。
[13]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
[14][日]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华书局，1995年，第249页。
[15]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第455页。
[16]陈彭年等：《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第128页。
[17]丁度等：《集韵》，中国书店，1983年，第267页。
[18]张自烈：《正字通·亥集中·鱼部》，康熙九年廖文英刻本，第二十五页。
[19]郝懿行：《山海经箋疏》，第162页。
[20]详参拙作《〈山海经·五藏三经〉校笺》，第548页。
[21]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5—226页。
[22]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9—340页。
[23]王引之：《经义述闻》，第340页。
[24]王念孙：《读书杂志》，第746页。
[25]王引之：《经义述闻》，第393页。
[26]李昉等：《太平御览》第四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9页。
[27]王謇：《山海经箋疏箋记》，《海粟楼丛稿》第一册，第55页。
[28]阮元刻：《周礼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1905页。
[29]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第448页。
[30][日]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第244页。
[31]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经传释词·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3页。
[32]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经传释词·附录》，第164页。案，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时32岁），改翰林院庶吉士，旋即请假返乡。五年后又入庶吉士馆深造。次年（1781）散馆，改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时年38岁。
[33]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2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415页。
[34]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3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〇，《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48页。
[36]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53页。
[37]通行本，系指承明翻宋尤袤本—黄省曾《山海经 水经》合刻本—明吴琯本而来，清项絪本即属此系统。详参拙作《〈山海经·五藏山经〉校笺》，第9—17页。
[38]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第189页。
[39]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第167页。
[40]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第115页。
[41]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第160页。
[42]吴省兰、王念孙等：《河源纪略》，第162页。
[43]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经传释词·附录》，页195。
[44]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4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〇，《清实录》第23册，第545—546页。
[46]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10页。
[4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167—3168页。
[48]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171页。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97页。
[50]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第189页。
[51]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0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