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

现代化是国家发展最为核心和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地重新审视现代化，其原因就在于基本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现代化始终是无数仁人志士、贤明领袖和劳苦大众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成功者寥寥而失败者甚众，但现代化始终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梦想，也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

现代化的起源被追溯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兴起，英国（或者算上荷兰）最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进而带动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浪潮。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属于后发国家，尽管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16—18世纪，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欧。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临近“现代化的前夜”。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是探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因而重新审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回到现代化的源头，追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仍然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从李约瑟难题到大分流之谜，无数研究者都试图通过比较其中的差异来回答和阐述这一问题。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直接的中欧比较事实上违背了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局限于中西大分流其实是认知的误区。

本文拟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比较现代化研究视角下中国和欧洲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并给出比较现代化在理论、方法和意义上的思考。我们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纯粹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亚中心的思考都会导致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的误区，简单的中欧比较违背了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时空视角下建立全球史观是科学认识现代化的关键。

一、现实关怀与历史反思：理解现代化与比较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环节，近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构成了这一环节中最显著的方面。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有阶段、同质化、不可逆的、进步的过程。在对中欧的现代化进行比较时，最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视角下的现代化，即何为现代化？

对于不同学科而言，现代化存在诸多解释和维度，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四个维度，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综合性结果。在经济上，现代化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分工和生产力的提高等等。在政治上，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国家建设，即国家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提升而非早期政治哲学家们所认为的民主化，这一过程则伴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稳定有序的社会变化等等。在军事或技术上，现代化反映了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包括科学革命的出现、军事技术的发展、非生命动力的使用比率以及能量获取和战争能力的提升。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现代化则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光辉，即有意识的个人选择、理性的利己主义、宗教等领域的世俗化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无论是从各个维度进行细致定义，还是基于直觉判断，现代化总体上是各个方面综合性地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和时间尺度，例如罗荣渠认为，欧洲现代化既泛指中世纪以来延续至今的一个长时程，也指区别于中世纪的精神与特征。具体而言，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存在两个层面的本体论意义。

第一个层面是出于对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这一终极目标的关怀，观察近代中欧发展的差距。即理解从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飞速增长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的则相对沉寂。从1500年至1820年，西欧每年人均GDP的增长达到0.14%；从1820年至1870年，其人均GDP的增长率高达1.04%。而中国在这两个时期人均GDP的增长分别为0%、-0.2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而在西方世界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处于基本的停滞状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思考与情怀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万历十五年是全国并无大事可叙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全部出动攻打英国的前一年，当时中国发生若干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不重要但未来确实将掀起波澜。他在著作中所描绘的16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一种融入现代化潮流之前的社会状态，其背后隐含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中国为何落后于欧洲的本体论思考。

比较现代化研究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在于，关于现代化的本体论思考意味着“发展”或“文明”并不是一个纯粹“相对主义”的概念，而存在诸多客观的标准。在上述关于现代化维度的本体论讨论中，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现代化至少存在部分客观标准，例如机械化大生产优于传统农业社会，自由的个人意志比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更为文明，科学启蒙要高于文化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近代化的工业和枪炮在战争中显然会优于冷兵器与自然经济，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力显然会优于村镇与部落，科层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效率通常会优于封建王朝。尤其在经济、军事能力和工业化等变量都存在可以量化的标准，例如人均收入、军事指标和城市化率等。这些标准让时间与空间互相转换，不同地区根据客观标准的差异按照时间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现代性是时间的历史。”当我们从时间的角度去思考现代性时，就意味着要把历史设想为直线型的和演化系列的事件，以此作为前提条件来讨论它们在空间上并存的时间性关系。

而基于上述两种本体论意义最核心的讨论集中在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难题上。李约瑟难题讨论的是科技差距现象，即“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而大分流之谜则着重于讨论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在何时拉开。一些学者认为东西方的差距在中世纪就开始存在，并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分裂和弱势的君主制度，或者追溯到更为早期的文化传统，例如认为古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基督教传统为形成西方合乎理性的信念奠定了基础。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到18世纪之前，西欧和东方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大分流”问题。尽管西欧和所谓的“东方世界”之间何时产生差距仍然存在争议，但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1800年后东西方已经存在巨大差距。这是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确实存在“历史学”的不平衡，要解释这一问题，就会涉及近代世界史的基本问题。

二、作为认知陷阱的“大分流”：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时空与方法

如何理解和认识现代化，当然靠比较。然而，早期国内外比较现代化研究通常都以比较中西大分流为主，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的“认知陷阱”。

比较现代化意味着需要在多个案例或时空中去比较和讨论现代化的因素和机制，因而必然会带来方法论层面的“技术性”问题：怎么样进行比较是可信或有效的？这一方法论问题是中欧现代化比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错误的案例比较方法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因果解释力。因此，尽管中欧现代化比较研究似乎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关怀意义，但聚焦中西大分流其实是一个方法论的误区。

第一，中欧现代化比较研究首先面临的方法论上的质疑是，欧洲是否适合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中国进行“比较”。在研究早期现代化或者是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时，通常会想到为什么明清中国没有崛起的“大分流”问题，甚至囊括印度来讨论“东方世界的停滞”的问题。由于欧洲内部的多样性，欧洲内部的分裂和竞争本身就是无法消除的变量，但也并非中欧差异的唯一原因，一旦将中国和欧洲作为两个整体来相提并论时，就陷入了方法上的混沌。同时，在欧洲内部，西欧和东欧的现代化差异程度同样巨大，英国与波兰的差异并不比英国与中国更小。过去许多以此为整体的研究，例如霍夫曼的著作，在标题上就已经存在方法论误区。

第二，直接比较中欧现代化违背了案例选择的最大相似性原则。社会科学多数情况下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试验，因而只能借助于近似条件的比较来实现因果推断。因果推断的基础是基于布尔代数和密尔方法，求异法是案例比较中最为根本的方法，求异法的核心在于最小化差异进行求异。但在差异过大时，大量的竞争性解释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中欧现代化比较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寻找中国和特定欧洲国家的差异，来解释为何东方世界在17世纪后逐渐被西方超越的问题。尽管一些学者如彭慕兰控制了著作变量的差异，如出生率、预期寿命、运输条件、技术水平、财富积累等，将其称之为“惊人的相似”或者说是“欧亚类似论”。彭慕兰对于明清中国的论述仍然遭到了诸多质疑，受到了黄宗智等人的批评。同时，他仍然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差异：例如竞争的激烈程度、宗教文化背景、对大西洋贸易的参与和对外殖民等等。即便是关于中国和欧洲之间发展差距的变量都得到控制，仍然无法表明中欧之间的现代化动力也是相似的。赵鼎新指出，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比如2x和x2在x=2时都等于4，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

第三，明清中国通常作为负面案例存在，仍需符合负面案例选取的前提，即“条件范围”（Scope Condition）和“可能性原则”（Possibility Principle）。可能性原则要求的讨论的负面案例需要具备成功的可能性，早期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外部冲击引发财政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可以是巨额的横财，也可以是财政危机。而中国几乎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一方面，中国仅仅间接参与了大西洋贸易，庞大的体量使得外部冲击的影响较弱；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强有力的专制制度，这极大压制了商人阶级的壮大。中华帝国实在太大，商人阶级太小，无法对政治造成足够大的影响，这些条件的缺失使明清中国几乎不太可能在当时实现现代化，而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欧，拿到现代化的“入场券”的国家也是寥寥无几。

因此，条件范围的要求则需要研究者严格限制时空条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控制隐含的竞争性解释。因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人，对于特定概念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其次，时空情境会影响概念的本体论内涵，因这类问题最最饱受批评的是许田波对于18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和战国初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国家建设的比较。显然，由于情境差异，“封建”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同当时西欧的农场领主制度无论是在技术背景、组织形式还是在制度基础上都存在巨大差异。第三，早期比较现代化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仅为增加样本数量而无视时空情境，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甚至在方法论上给出了此类误导性的建议。不乏知名的研究者将不同时期的现代化事件视作“截面数据”，从而带来了现代化研究中事后看来不太成功的尝试。现代化的成功另一隐含条件为理解现代化的目标，遗憾的是，在20世纪之前，西欧和北美以外地区，几乎都不知现代性为何物，更无从实现之。对于中国或东方世界而言，在1492—1789年间，并没有任何现代性的意识，很难认为存在实现现代化的曙光。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要等到1840年以后，而“东方世界”的印度等国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此简单对中欧现代化进行比较在方法论的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要理解上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在认识论层面打破固有的认知陷阱。

三、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历史观：认识论视角下的比较现代化

从认识论上看，多元化的全球性视角是理论现代化的关键。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演化视角某种程度上就是最为宏观的全球性视角，他借此回答了大陆轴线如何影响了各个大陆的之间技术传播、粮食种植和社会制度，最终导致了最初欧亚大陆的发展要先于其他大陆。而在欧亚大陆，西欧和东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在16—18世纪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进而引发了其在认识论上的争论，即以何种方式来认识这种差距。认识论上的差异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以西方中心还是多元中心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历程；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即认为它是一种普适性理论在西方相对成功的实践结果，还是仅仅是特定历史情境和地区层面的发展经验。

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朴素的认知，因为当工业革命让“西欧”变成“西方”，甚至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名词时，就容易产生一种普世主义的情结。例如，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传统社会、起飞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他认为欧洲过去的发展模式是非欧洲地区未来发展的唯一可行方式。而早期许多新制度主义的学者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仍然是基于英国的个案，这就带来了现代化认识的混乱，因为从个案出发很难有效解释各类因素的作用。并且，欧洲发展经验普世化的理论在具体实践中遭到证伪，过去许多基于纯粹西方经验而推广的现代化，几乎很少有成功的案例，无论是试图模仿西欧的早期拉美的发展模式，还是新世纪以后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同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东亚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欧中心主义是一种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傲慢与偏见，例如认为亚洲由于习俗和专制，无法产生欧洲国家所特有的风俗与特色。一些学者将西欧的历史和发展模式视为一种普适性经验，呼吁照搬英国等国在17—19世纪的经验，这就显然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事实上，许多标志性著作在标题上就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包括麦克尼尔、诺斯和托马斯的作品，使用的都是“西方”而非“西欧”。最后，中心——边缘理论同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尽管它对西方中心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心地带对于边缘地带的剥削是其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否认了边缘地带通过不同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认识论的另外一个误区则是相对于西方中心的中国中心论。许多研究者过度聚焦于一种“怀旧的未来学叙事”，试图通过剪裁粉饰过去的体系中不合理之处而为当今中国现代化或者是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寻找依据。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国中心论视角给予中国历史过多关注，而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的经历关注都不太够。因此，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没有被很好地吸收。太过迷恋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基于这一种视角，事实上很容易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将文化传统甚至民族主义同现代化（即他们认为的西化）相对立，反而陷入了将现代化同传统或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因此罗荣渠认为，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是有问题的，需要在清理旧“文化热”的基础上提出对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现代化比较研究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多元历史观下的现代化思考，既非纯粹的西方视角，也不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考察欧洲还是中国的现代化，都不仅仅是地区内的变化，而是基于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时间”。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西北欧的特殊条件在几个世纪积累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而英国只走了其中一条。要准确地认识现代化路径，就需要考察更多案例，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构建和工业化进程。而“加州学派”的贡献也在于此，尽管一些观念各异，但存在共同反对的观点，即“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基础，使其最终优于其他社会”。

因此，“大分流”问题的提出，其核心意义并不在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解释，而是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视角。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从全球性视角察看到了人口变化对于早期现代化欧洲和亚洲国家周期性崩溃的影响，无论17?18世纪的英法还是19世纪中日等国，都仅作为其中之一的案例而存在。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同样有许多这类优秀的著作。林满红从全球化的视角察看了19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王国斌将欧洲作为一种背景式的对比，通过察看中国的经济变迁、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阐明了西欧经验的局限性。李伯重和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则是通过全球性的火器革命来展示明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图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全球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仅仅将其视作一个案例。

四、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历史比较研究：基于时空的视角

在过去的历史比较分析的研究中，本体论的视角事实上是基于时间维度，在这里，时间转化为空间，不同地区被赋予了不同可能性的发展模式和非西方化的历史观。而认识论的视角则是基于一种空间维度的多元史观，这种历史观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化的转变。东亚奇迹的成功和中东北非的乱局也表明了单纯模仿西方模式并不可行。尽管客观的现代化标准在很长时间内是存在并且很少变化的，但是，在不同时空情境下，不同地区需要基于实际情况选择一条适合发展的道路，而非对西方经典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因此，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历史的分期化和全球化是可以相容的，前者运用于有限的文明领域之内，后者则是要寻找这些整体之间的关系，把忽视的地区和文明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吸收与融合。

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言，每一个事例都在时间中发展，这一动态本身必定是我们有关其结构之解释的组成部分。全球时间提供了一种历史情境，而现代化历史只有被放入到更大的情境中才能突显其意义。对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动态的和系统的结构中去考察。不同的时期和地区，现代化的历史情境是不同的。早期欧洲的现代化是一个几乎完全空白的世界，存在没有强劲对手的美洲和非洲大陆作为殖民地。而同时期的中国也至少错过了两次潜在的进步机会，第一次是在明朝早期，错过了在本土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持续的、自我维持的科学技术进步并且同时推动对外贸易的机遇；第二次是在17世纪清朝初期，西欧的“野蛮人”进入中国后，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欧洲来提高科技水平。到19世纪后半叶之后，无论是较晚崛起的意大利、德国或者是传统的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都需要在被英国等西方国家所深深改变的世界中求索现代性，尽管仍然存在内部改革的可能，但是以相对低成本获得美洲金银这样的外部世界红利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由于地区间的巨大差异，更多地是基于特定的传统而非案例本身来审视和反思现代化结果的差异，即需要基于因果机制的视角去考察其现代化，思考中国与欧洲的传统如何导致了中国和欧洲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差异。例如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方法论上看并不存在“可比性”，但这并不影响《美法革命比较》与《论革命》这两部著作的深刻，因为他们比较的是两种传统所导致的后果而非案例本身：前者讨论了英美保守理性传统和法国激进主义传统之间的差异，后者则比较了卢梭式的“公意”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念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埃利亚斯的研究比斯考切波等人纯粹的“因素性”讨论更具魅力和深刻性的原因，他们在部分限制时空的基础上，试图考察特定时期的历史政治遗产如何作用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历史叙述中隐含了更为普遍性的因果机制。

由于现代化的复杂性，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几乎没有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广义理论之可能。对于现代化理论而言，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在特定时空中构建现代化的中层理论。这些具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可供选择的案例，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反而造就了特定时空的“全样本选择”，避免了传统案例研究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然后在时间与空间的基础上，通过逐波次地梳理和分析现代化的特征，从而最终描绘出关于现代化路径的广义框架而非理论。

因此，我们倡导将现代化分为三波，第一波在空间上仅限于欧洲，第二波则蔓延到欧洲之外，而第三波则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我们所倡导的这种时空划分在科学层面对于理解中欧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在现代化的波次中又因为不同时空和机制的差异而分为几个浪潮。

1. 第一波现代化（1492—1699年）。地理大发现对欧洲最重要的影响是，美洲金银所引发的通胀造成了西欧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让阶级力量对比逐渐向商人和资产阶级倾斜，最终经历不同程度的权力斗争后推动了欧洲的制度变革。我们将地理大发现之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四个主要西欧国家视作第一批获得“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它们分别是第一波现代化期间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而英国借助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财富发展了其工业基础，在光荣革命之后用代议制和君主立宪来进一步凝聚国内力量和提升生产效率，并在三十年战争、九年战争以及三次英荷战争中击败了西欧的主要对手，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霸权国。

2. 第一波半现代化（1700—1789年）。英国霸权的确立要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失去西班牙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霸权的终结，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加拿大等大量海外殖民地，并阻止了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图谋。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使得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家在战争中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同时受到英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这四个国家开始了被后人称为“开明专制”的改革，试图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模仿英国的工业化。欧洲各国模仿和追赶英国的尝试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普鲁士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国主义的制度安排，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列强之一。法国的改革曾经是最为接近成功的，但是由于贵族集团的阻挠和支持北美独立战争所造成的财政崩溃，最终改革失败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自此终结了西欧的旧制度。

3. 第二波现代化（1789—1848年）。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欧洲的旧制度，大革命之后的世界与此前发生了巨大的差异。第二波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它开始从欧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由于空间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将第二波现代化分为好几组来研究。第一，由于电气革命带来的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欧洲国家制度变迁出现明显的集聚性特征，即在时空上的高度集中。第二，在欧洲之外的殖民地开始尝试推动现代化，而东亚地区仍然相对沉寂。英国治下的殖民地独立或者脱离英国的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和制度基础都相对较为完善，最终较顺利地推动了现代化，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反，拉丁美洲殖民地包括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巴西等国，在19世纪初期开始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而试图自行推进其现代化道路，但这些国家在第二波现代化中也没有获得成功。

4. 第二波半现代化（1848—1945年）。第二波半现代化之后的世界与此前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国家制度变迁方向受到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即那些占据优势的国家，可以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通过诱导、强制或干预的方式来“同化”中小国家。因此在第二波现代化中，出现了不同于过去的两种特征。一个是在19世纪中后期到一战结束，多民族帝国在遭受西方国家的冲击之后，试图进行改革追赶西方国家的历程，包括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们的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都遭到失败，这些帝国随后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崩溃。而日本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特例，因为它是单一民族的岛国，具有一定先天优势，应该作为个案而非与中国或印度作为参照。另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崛起，一定程度上打断了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欧洲各国也在抵御极端思潮的过程中不断捍卫自身的现代化成果。

5. 第三波现代化（1945—199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波现代化和第二波的区别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划分了势力范围，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与两极对抗的战略布局以及意识形态输出密切相关。马歇尔计划实施后，欧洲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的先发优势，迅速实现了战后的重建与经济飞速发展。随着冷战后两德统一以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西欧国家的现代化基本实现。与拉丁美洲经历惨痛的经济失败相比，在东亚，中国、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各自出现过罕见的经济高速增长，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的“东亚奇迹”。

6. 第三波半现代化（1991至今）。第三波半现代化同此前的差异在于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首先，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经济圈，世界政治也开始出现了“更加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亚太地区开始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开启东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地区合作制度历程。但迄今仍然只有日韩以及新加坡基本接近现代发达国家水平，多数国家仍然在艰难探索。其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来的高频率的互动使得各地区的制度变迁节奏变得更快，地理空间范围也更为广泛，例如中东和北非的动荡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社交媒体网络的影响。此外，东欧、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也开始不同程度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再次，体系内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当前现代化的重要变量。随着美国相对衰弱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在1992年深化改革和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无论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还是在援助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数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依旧任重道远，即便是中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要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需要到2035年前后。因此，现代化的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总之，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仍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从本体论上而言，比较现代化研究是基于一种历史情怀和对差距原因的关注；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对中欧现代化的比较是基于多元主义的历史观和发展观，通过全球史视野来观察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社会的变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过去对于中欧现代化的多数比较研究，在案例选择和因果推断上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陷，但也不能因此而“拒绝比较”。上述特征构成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只有基于部分客观标准、多元史观与逻辑方法的前提下探讨中国与欧洲的现代化，才能够打破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我们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通过构建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同时讲好欧洲乃至世界的故事。也只有如此，中国学者才能在现代化研究领域获得真正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