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之根”——老城厢

上海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这些变化背后，人和城市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2019年，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中的第一部作品——《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于海 著），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切入，探讨当代上海的发展变迁。紧接着出版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杨辰 著），将目光聚焦于2008—2010年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以及其中的居民，揭示工人新村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转型背后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

书系主编于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在丛书总序中写到，“上海纪事”既是纪事本末，更是当代叙事，丛书立志以上海研究的历史经典为范，聚焦今日上海，创出当代的都市“竹枝词”，“'纪事’的标题已经显示我们的抱负，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丛书的主题，已选的和待选的，无论是工人新村、商街、创意园区，还是娱乐空间、滨江岸线、里弄世界等，都力求以历史（纪事）为经，以场所（社会空间）为纬，以历史意识和空间敏感，来书写当代上海的春秋。”

这次，“社会空间视野的上海纪事”书系推出第三部作品《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黄中浩 著），将目光投向“上海城市之根”——老城厢，将城市演变过程置于整体历史时空背景下，探寻上海老城厢的特有价值。

老城厢是上海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因此在空间格局上顺延着江南地区传统城市的共同特征。但老城厢又因上海的开埠而最先受到西方现代城市的濡染，在一个传统的江南城市躯壳里逐渐成长出一些现代城市的元素。

内容简介

老城厢地区在自元朝设县的六百多年里一直是上海的中心，直至租界的出现打乱了它原有的发展步伐。本书从历史资料入手，整理出老城厢有记载的建筑物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并绘制关键历史节点的城市地图，展现城市在六百年里的变化，然后着重分析了从1843—1947年这百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唯一毗邻庞大租界的中国城区，老城厢的百年发展历程与国运国力紧密相连。本书将城市演变过程置于整体历史时空背景下，考虑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因素，展现老城厢由东方城市宇宙观塑造的街道空间、建成物形态与地籍信息，及其在学习西方城市管理制度，拥抱资本主义空间模式的过程中，呈现出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独特发展轨迹。

作者简介

黄中浩，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上海近代城市建筑历史与其保护策略。

内页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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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之根

多部上海古代史的著作中对老城厢有个贴切的称呼：“上海城市之根”。吴淞江的淤塞导致上游青龙镇的衰落，新的商业集市逐渐在后来成为老城厢的地区兴盛起来。上海在元代设县之前政治级别为镇治，具体上海镇是何时设置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众多的记载倾向于宋代末期。宋元之际的唐时措所记：“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代市舶司的建立承认并巩固了这片区域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县衙的设立则赋予其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自元代设县到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以上海道署与县衙为主的政治机构一直位于老城厢内，在635年的历史长河中，上海县的发展与壮大、破坏与凋零、封闭与开放、保守与激进都在老城厢范围内不断上演。

名称的时代性变迁

“城厢”一词较常出现在中国城市历史地图的标题中，“城”与“厢”分别代表不同的地理范围。对于拥有城墙的城市来说，“城”即是代表城墙内的区域。上海县的城墙自1553年嘉靖年间因倭寇作乱而筑起，至1914年城墙被完全拆除，在所有的历史地图中，椭圆形的城墙都作为上海县的代表醒目地存在着，并被标以“城内”或者“上海县城”，是老上海县最核心的区域。即便在1914年城墙被拆除后，这个区域边界仍然在人们心中有强烈的指代效用。例如，1936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图，椭圆形的区域内依然标注为“城内”。“厢”字在《康熙字典》中的释义是“廊也”或者“正寝之东西室”。在传统民居中正房两边都称厢房，所以“厢”一般有附属的意味，“城厢”中的“厢”就是指的城市范围的附属区域，是城外人口密集并有一定商业活动的区域。对于上海老城厢而言，“厢”的范围则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只有东门外的十六铺一带，随着城市发展的饱和，新建建筑逐渐出现在南门外与西门外的区域，这里的住户增多，市面也越发热闹，逐渐形成城外新兴的繁华地段。

从词义上来讲，“城厢”一词可覆盖所有的建成区，但是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城市发生剧变，“城”被拆除，“厢”由于人口的涌入与城市的发展而急速扩大，已经远超过“城”的面积。“城厢”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要求，“南市”与“沪南”开始频繁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并逐渐成为官方用词。

“南市”这一名称是在1900年明确出现的。在同治五年（1866年）以前，南市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划，这点可从县志的记述中推论出。《同治上海县志》对上海各区域的记载如下：“县之西，旧载镇市凡六，今增者一。法华镇、徐家汇市、虹桥市、北新泾市、杠栅桥市、华漕市、诸翟镇。县之南，旧载镇市凡十四今增者二，龙华镇、漕河泾镇、张家塘市、梅家弄市、朱家行市、长桥市、华泾市、曹家行市、塘湾市、颛桥市、北桥镇、马桥镇、闵行镇、吴会镇、荷巷桥市、语儿泾桥市”，并没有“南市”地名的记载。1867年的上海历史地图上，在城墙内标注“CHINESE CITY”，城外区域的标注是“OPEN COUNTRY”。直到1900年的地图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上明确出现“NANTAO”——南市。

“沪南”则在政府机构的行政命名经常出现，例如《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记述：“1918年，地方人士屡次请求恢复自治，政府均延迟未准。沪南、闸北分治问题，总算接受地方人士的请求，而将沪南、闸北两局分别改称为沪南工巡捐局、沪北工巡捐局，仍恢复其各自独立的状态”。上海土地局将包括城内区域的苏州河以南的华界分为十一图，并在1933年进行地籍测绘，印发文件的名称为《上海市土地局沪南区地籍图册》。

逐渐减弱的存在感

从“城厢”到“南市”和“沪南”，区域名称的更改从侧面也反映出上海县自开埠后的被动局面。租界的光环迅速盖过老城厢，并在百年中保持着绝对领先的地位。它一跃成为上海的代名词，是吸引全国外来人口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上海文化输出的主要载体。直至今日，城市建设的差距都显而易见，老城厢的街道两侧充斥着凌乱、毫无规律甚至有些奇异的建筑，为已经习惯现代城市面貌的人们带来强烈的陌生感。街道形态蜿蜒曲折，从人头攒动的城隍庙步入街巷深处，会遇到大量没有信号灯的丁字路口与宽度不足一米的狭窄小巷，街道空间还停留在机动车尚未通行的年代。

大众传媒所塑造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东方巴黎”“梧桐树下的老房子”，这些西人缔造的美好景象为大众所津津乐道，成为城市自豪的标签，而老城厢地区除了豫园、城隍庙等极具中国建筑特色的区域，绝大多数真实的城市面貌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老城厢地区在租界辉煌的成就下显得黯淡无光，逐渐消失在主流文化与舆论导向中。

城市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政治、经济与社会是影响城市空间演变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三方面在老城厢的表现依次为：对政治边界的敏感、对振兴商业的渴求、有限空间与剧增人口的矛盾。

1.对政治边界的敏感

租界地区几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且并没有试图介入老城厢的城市发展之中，从空间角度深入到华界区域的似乎只有传教士。华人对租界的态度经历过“鄙夷―羡慕―警惕”三个阶段，直接决定地方官员在政治边界处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鄙夷”的态度发生在初期，虽然英人作为战胜国来到上海，但是华人是将西人当作新奇的玩意在观赏，英领事巴富尔及随行甚至被房东售票参观。这时的华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甚至是隔离的，只有在太平军东进时期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联合时才有所连通。

“羡慕”的态度很快就随着租界快速而精美的城市建设成果传播过来而产生，城市几百年的商业属性将灵活性与包容性刻入市民的骨子里，在租界发达的城市建设与商业活动的吸引下，老城厢开始在边界主动创造连接，但是羡慕与警惕的心态是并存的，这种纠结与矛盾的状态直接反映在城市空间策略上，其结果就是以增辟城门作为折中策略，在增辟的三座城门中还有两座直接连通法租界。

“警惕”是从英人开始设立租界起就持续存在，并在租界进行越界筑路之后得到强化。1914年法租界大面积西扩，大幅加大与南市区的交界面积，对此老城厢地区迅速作出反应。时任上海镇守使在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书信中提到：“此次推广租界后，法人复拟开辟马路十三条，以兴市面。浜南一带，道路崎岖，荒塚累累，不得不急谋修整，以示抵制而保主权。因于斜桥至徐家汇及土山湾等处，拟筑支干路线十五条，并建筑桥梁十一座”。这些为“保主权”而建设的道路，与原来城南地区完全沿着主河浜形态修筑不同，在历史地图上呈现宽阔而笔直的形态，清晰地反映出当时道路建设的急迫。

2. 对振兴商业的渴求

中国传统城市官员的考核内容在于维稳与收税，商人的地位又较低，发展当地经济很少被地方官员重视。上海县长期被惩罚性地征收高额赋税证明政策的推行并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上海地方官员对于振兴市面的渴求是从租界兴起后才被频繁提起的，尤其在地方自治运动开始之后，熟谙租界城市管理与经济手段的商绅阶层开始掌权，民族自尊心驱动提升老城厢经济的紧迫感，夹杂着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使得振兴市面的策略显示出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效果。

老城厢地区的城市格局按照利于资本流通的原则进行重新组织。作为权力中心的县衙主动要求搬迁，将地块让位给道路，以使南北通畅，振兴市面；承载民众精神寄托的庙宇被划拨给传授劳动技能的现代学堂，为社会新型的制造业储备劳动力；为了形成促进资本流通的东西向通衢，民众自愿或被迫进行翻造，城市最宽阔的道路由强化政治轴线的南北向，变为利于商业的东西向。

对于振兴商业的渴求还改变了整体城市开发的方向。直至1900年，新建的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还主要分布在城市南部，但是与租界经济体进行连通的强烈愿望，促使城市北部区域进行开发。北部区域的开发以九亩地区域为代表，老城厢中最规整的路网在这里被规划并铺设，里弄住宅也在道路两侧大片地进行开发，短时间内突然繁盛的商业甚至引发火灾。原来人头攒动的城隍庙地区也出现“小世界”游艺场，这是老城厢地区极为少数的商业开发行为。

在民族主义情感与资本主义要求的共同作用下，振兴商业成为政治正确的事情，来自民间的质疑与不满被压制下去，改变城市格局的工程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推进，似乎渴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与租界的差距。

空间的复杂性内涵

城市是复杂而精妙的人造物，物质空间的变化永远都是社会事件最终传导出的表象。老城厢的城市空间演变过程也根据重要的社会事件分为数个关键节点。起点为元代上海设县，城市结构以县衙为中心逐渐成形。第二个节点是1843年上海开埠，虽然英租界此时仍是外国人居留地，但是老城厢的城市发展不再单纯依据内部的力量，而受到租界带来的逐渐强大的外部影响。第三个节点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条款允许西人设厂，上海从这时由纯商业城市转变为工商业城市，上海县也在同年成立第一个正式的市政机构，虽然在之后十年内建树有限，但这确是上海县现代市政建设的起点。第四个节点本书选取的是1914年，异于许多研究选取的1911年上海光复，因为1914年发生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上海城墙被拆除完工，这是三百多年来上海县最剧烈的空间转变，此后再无城厢之分；其二是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结束，标志着老城厢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退出历史舞台。第五个节点是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新政府选择江湾五角场地区作为行政中心，此举对于老城厢来说犹如釜底抽薪，政治资源与资本资源同时抽离，从此进入缓慢且独具特色的进程之中。终点选择1947年，出于收集史料工作的特殊性，最后一版精细的老城厢地图大约绘制于1947年，收录于最后一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即后来出版的《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1947年自然成为本书研究的终点。

租界对于老城厢来说是把双刃剑，虽然它的成就掩盖了老城厢的光芒，但同时也赋予其相当程度的全国性意义，毗邻租界的上海老城厢地区直接受到西方城市建设方式与管理手段的影响，它的历史进程不再单纯只是中国城市在近代改革浪潮中的自发演变，而是受到极其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在纷杂的影响因素中，两股力量的相互交织最为核心：中国传统城市的内在发展规律与租界施加的西方城市建设影响。城市作为极其庞大复杂的精密人造物，本身具有强大的发展惯性，瞬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城市空间的反馈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这两种力量在老城厢的博弈长期而复杂，1947年之前，再也没有哪个中国城市如老城厢这般长期陷入华洋力量博弈的两难境地。

除此以外，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城市来说，上海对西方城市建设经验的吸收与转化成为现有的参考对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重要城市都推行以拆除城墙、拓宽道路为主的城市现代化改造运动，从时间顺序与执行过程来看，这些行为都肇始于上海。可以说，老城厢对租界城市管理方法的学习与对城市面貌的追求，深刻影响其他城市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中的具体操作方法。

这些重要节点与持续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城市空间发挥长期的作用，无论缓慢还是剧烈，社会关系与深层文化的变化都逐渐通过物质空间的变化表现出来，而物质空间的变化又进一步对生存其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群产生影响，为新型生活与活动方式的发生提供条件。物质空间与社会组织的变化互相交织，在六百年的历史时空舞台上，共同上演老城厢地区社会空间起伏的波澜。

选自《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导言

上海老城厢在开埠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上海开埠百年之间并没有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隔绝，新事物从未间断，但在百年演变过程中却成功地延续了几百年来的空间结构肌理，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建筑遗存。

时至今日，上海老城厢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危机与挑战。一方面，老城厢特有的城市肌理与空间特征及其文化价值越来越多地突显出来；另一方面，老城厢内的建筑状况和生活状态又逼迫它必须得到更新改造......

《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

带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上海老城厢的价值。

成为保护上海老城厢的一员吧，

为它的续存而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