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眼里的刘邦,比秦始皇还要强,是中国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沁园春·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作为汉王朝的开创者,尽管刘邦一生充满传奇,但在中国人眼里,刘邦历史影响与功绩远不及秦始皇,甚至被贬低为“无赖皇帝”。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学者笔下的刘邦,却是与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齐名,是世界最伟大的两个政治家之一。

约瑟夫·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中: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那么,为何在约瑟夫·汤因的笔下,刘邦地位比秦始皇还要高,刘邦当不当得起如此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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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中国还处于“王侯将相真有种”的时代,参与反秦的领导人中,除了陈胜、吴广、刘邦是平民之外,其余皆是列国贵族。因此,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平民逆袭的案例,打破了“王侯将相皆有种”的僵化的社会体制。

春秋战国,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虽然时代变化让平民有一定机会登上历史舞台,但纵观春秋战国五百余年,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名人,几乎无不都有不凡的出身,平民很难实现阶层跃迁,社会阶层严重固化。而刘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点,打破了中国这一阶层固化。

汉初开国功臣中,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人,无不都是下里巴人,在先秦时期他们几乎不可能跃迁为贵族,实现阶层的升级。在用人制度上,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不论求贤诏,还是察举制,都不太看重出身,更重视的是才能。

刘邦之后,汉朝皇帝在用人上也不太重视出身,我们熟知的卫青、霍去病真正身份无比低贱,却能跃升为帝国大司马(大约等同于国防部长),与卫霍差不多一样低贱,却能登上朝堂的汉朝名人数不胜数。经过汉朝数百年的影响,曹操才会石破天惊地提出“唯才是举”。曹操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门阀制度,注重血缘与出身,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隋唐之后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等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有隋唐两代接力推行科举制,让寒门有了出头机会。

唐宋之后,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后世历代权贵者,追溯几代上去,可能都是造反的泥腿子,何谈贵族?因此,如今一些清朝王族后裔自诩“贵族”,简直贻笑大方。

与中国相比,西方却一直保有僵化的贵族制度,下层民众很难实现阶层跃迁,直到近现代才慢慢被瓦解,但至今还未彻底消失。就打破阶层固化来看,刘邦无疑当得起约瑟夫·汤因比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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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之后,刘邦面临一个严峻问题:该如何治理大一统的天下?

刘邦之前,中国有两个大一统王朝,即周朝与秦朝。周武王相距刘邦八百余年,时移世易,且周朝历史教训又历历在目,因此刘邦不可能照搬周朝制度。秦朝只存在十多年,二世而亡,失败的教训一大堆,成功的治国经验没多少,因此刘邦不仅不可能照搬秦政,反而更要谨慎思考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也就是说,刘邦建汉之初,对于如何解决七国隔阂,如何治理大一统天下,前人没有给出什么有效思路,几乎一切制度规划都要从头开始,用现在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刘邦如何做的呢?

第一,秦朝不分封,二世而亡;周朝大分封,战乱频发。于是,刘邦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其中分封制又规定“非刘氏不能称王”,即白马之盟,为此消灭了汉初异姓王,再将刘氏宗室封为诸侯王,以此强化皇权,与大一统的统治。

尽管汉朝刘氏诸侯王出现七国之乱等,但刘邦确定了总体框架,避免了异姓王危及中央统治,因此后世历代几乎都采取“汉代分封制”制度。当然,“汉代分封制”是西汉中后期才逐步完善的,最终奠定了汉朝400年江山。历史证明,汉代分封制或许不是最佳的,但一定不是最差的制度。

第二,刘邦将儒家思想引入朝堂,尽管儒家文化只是当时补充,主流还是法家与黄老之说,但儒学已经在汉朝生根发芽,至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进而成为主流治国思想。儒家公羊学派,提倡大报复(九世之仇)与大统一思想,契合了汉武帝的要求。

第三,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即《九章律》。与秦朝严刑峻法相比,汉朝法律追求宽柔相济、严松相当。《九章律》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朝之后的历代法律大多以《汉律》为蓝本,它被誉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

第四,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礼已被抛弃,七国长期战乱,导致文化割裂。刘邦建汉之后,开始融合各国文化,形成了一套全国适用的文化体系,在这套文化之下的是齐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区域文化。换言之,汉朝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文化精髓,形成了一套高于地方文化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汉文化”、“汉民族”逐渐形成。

《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称帝之后刘邦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等文化没有用处。陆贾驳斥说:“马上得到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刘邦虚心纳谏,之后重视文化,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容纳七国各种书籍。由于秦始皇焚书,毁掉了大量书籍,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无数典籍就是汉初发掘整理出来的。

归纳起来,刘邦对中国历史的大贡献至少有四:一是中国大一统的格局被正式确立,二是确立了后世沿用千年的法律制度、分封制度等,三是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奠基者和开拓者,四是打破了阶层固化。可以说,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名声相比,刘邦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皇帝。

或许,约瑟夫·汤因比是旁观者清,反而更容易看清楚刘邦的历史作用。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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